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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儒学三期说”之辨正 ——就教于李泽厚先生

    e=宋体>

     

      “儒学第三期”不等于“现代新儒学”

     

    首先是“儒学第三期”的定义。覆按原文,李先生是将之界定为“现代新儒学”:

     

    按牟宗三的说法,自明末刘宗周死后,有清三百年又失其传,一片黑暗,直到熊十力出来,传至牟宗三、唐君毅等人,才又光大,是为“儒学第三期”。他们认为,今天的任务就是继续发扬这个以牟宗三为核心代表的“儒学第三期”。人名之曰“现代新儒学”,我称之为“现代宋明理学”。

     

    请问,是什么人将“儒学第三期”称之为“现代新儒学”?诚然,“儒学三期说”乃是当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二先生所提倡的主张,但“儒学三期说”与“现代新儒学”,一是儒学历史的分期法,另一是学术派别的称呼;两者焉能等同?李先生将“儒学第三期”等同于“现代新儒学”,显是犯了语意转换的毛病而不自知。

     

    “儒学三期说”应是一个兼容并包之设计,杜维明先生在展望它的前景时,似乎没有狭隘地理解为“现代新儒学”;在他的期许中,便很欢迎包括李泽厚先生在内的各地学人,对儒学进行不同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今天,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北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儒家传统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其可能引进的一些新的人文思想这一课题,照察得比较全面。人数虽比较少,但说服力较大。看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朋友们,像李泽厚、庞朴、汤一介、陈俊民、       朱维铮都认为对这一问题值得进行探索。在美国像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李欧梵;在香港像劳思光、刘述先、金耀基;在台湾像张亨、梅广、钱新祖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性与多样性,也都给予肯定的评价。

     

    也许,李先生未必愿意加入到杜先生所号召的团队之中,但杜先生及不少儒家学人尝试集思广益的用心,似亦不应抹杀。

     

    在文章中,李先生列举了六点“偏误”(或曰“困难”、“问题”),究其底蕴,真正与“儒学三期说”相关者只有第一、第二两点。其余第三至第六点,都是针对“现代新儒学”而言,是耶非耶,片言只语难以论定;好在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李先生孤明独发的创见,在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和驳议,读者可自行覆按,毋须赘言。 在此只补充一句,李先生将他所认定的“现代新儒学”的“偏误”,硬派在“儒学三期说”的头上来,颇有张冠李戴之嫌,宜加检讨修正。

     

      荀子和汉儒被抹杀了么?

     

    李先生对“儒学三期说”所作出的两点批评,录如下文:

     

    “儒学三期说”,以心性论作“道统”来概括和了解儒学,认为这是儒学的“神髓”、“命脉”。从而,孔、孟是第一期,孟死后不得其传焉,直到宋明理学发扬心性理论,成为儒学第二期。”……〔一是以心性   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学,失之片面。孔子本人极少谈“心”、“性”。“性”在《论语》全书中只出现两次。孟子谈了一些,但并不比谈社会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三期说”以心性道德理论作为儒学根本,相当脱离甚至背离了孔、孟原典。第二、正因如此,“三期说”抹杀荀学,特别抹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在他们看来,汉儒大谈“天人”,不谈“心性”,不属于儒学“道德”“神髓”。这一看法不符合思想史事实。”……〔把它一笔抹杀,我以为是明显的偏见。

     

    这并非李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早在五年前,即1996年1月,他在吉隆坡讲演,便有类似的言论:

     

    以牟宗三为首的现代新儒家认为,真正算儒家的,除了孔、孟以外,就到宋明理学,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算是儒家;其他的人,甚至汉代的董仲舒都被排除在外了。”……〔我不赞成杜维明教授的三期说。杜教授的三期说是:孔、孟第一期,宋明理学第二期,现在第三期。这个三期说把汉代忽略掉了,这是一种偏见。汉代的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以董仲舒为代为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才是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只能算是第三期(即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

     

    李先生一再为荀子和董仲舒叫冤抱屈,责难当代新儒家基于“偏见”而忽视了他们,故此特地主张为汉代儒学另立一期(即他所宣传的“儒学四期说”),以示彰显。

     

         另立一期与否,是李先生个人的自由,旁人无从置喙;但他硬说当代新儒家只谈孔、孟,忽略荀子和汉儒;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只要认真地查考相关的文献,而不径自从主观的印象立言,即会发现李先生的指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且看牟宗三先生如何说:

     

    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由先秦儒家开始,发展到东汉末年。两汉的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而且在两汉四百年中,经学尽了它的责任,尽了它那个时代的使命。从汉武帝复古更化说起,建造汉代大帝国的一般趋势,大体是“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经学处于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不能轻视汉代的经学,它在那个时代,尽了它的责任、使命;尽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则是另外的问题,至少在汉朝那种局面下,儒家以经学的姿态出现,而尽了它的使命。

     

    上述引文,一再申述汉代经学的重要性,李先生能看出牟先生有半点否定汉儒的意思么?谈到先秦儒家,牟先生从来没有剔除荀子的意思,先不说他本人曾在《荀学大略》和《历史哲学》二书所作的研究,即使在界定“儒学第一期”之时,也丝毫没有忘记了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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