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德育目标 

在儒家伦理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构成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次之。在孔子看来，能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就是圣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即便是尧、舜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圣人，因为“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本人更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不过，“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一书论及君子达107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等等。《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修己”，第二是安人。君子人格的最终完善就是通过修己而治人。与“圣人”、“君子”相应的是“仁”。“圣”是具有效果的客观业绩，“仁”则是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仁”实际上是对个体提出的社会性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等等，表明“仁”既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属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想人格又是个体行为。正是由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强调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追求知识和控制、锻炼意志成为人格修养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最终使个体人格的“仁”达到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论语·里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可以托六尽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孟子在完善人格设计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孟子看来，理想的人格应是“圣人”、“君子”，“内圣外王”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圣人人格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人格，它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圣人既是伦理道德的完满体现者，又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榜样。“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仅因为他的道德修养远远高于一般人，还在于建立了伟大的、令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丰功伟绩。孟子强调，人禽之分在于人能具有和发扬内在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既是人之不同于禽兽，也是“圣人”之不同于“凡众”所在。但“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它是任何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人格，这也就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这种道德人格的达到，有一个逐步完成的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君子”人格是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人。孟子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君子的修养境界按孟子的说法应当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要达此境界，锻炼则是十分必要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