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本世纪60年代，有些学者就明确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其影响还广被东亚，中世纪后期的东亚诸国都是“儒家的时代”。以后研究东亚工业文明崛起原因的学者逐步把目光深入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背景中。1979年，卡恩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后儒家文化”说(post-Confucianculture)，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家族主义、阶层意识、团体认同倾向、人际关系互补观念等特质，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及其他组织产生正面效应，加速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1]。霍夫汉斯和卡尔德在1982年出版的《东亚锐锋》一书中，虽然主张东亚地区的优势是结构性的，特别重视政府明智的行政工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但也很强调“文化态度”对东亚经济体系的塑造，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家族主义、重视教育、勤奋节俭、尊重政府等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东亚工业文明崛起的共同文化心理源头[2]。其后柏格也提出类似观念，认为渗入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儒家伦理包含了一套引发人们努力工作的信仰和价值，如提倡对家庭无私奉献、重视纪律、节俭、和谐、团结等，都可以从传统的中国家庭成功地转化到现代企业之中，从而促进企业的兴旺和经济的发展[3]。近几年来，直接或间接讨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著日多，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儒家伦理的特点的总结也不尽相同，总起来看，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家族主义观念和组织的内在潜力；第二方面是仁爱、修身、和谐、诚实、守信、节俭、勤奋一类的品德和工作伦理。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信用、互利和秩序等人际关系原则的支撑，商业长久的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政治—经济模式中，良好的工作伦理和敬业精神都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新教伦理影响下的商人和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商人并无太大差别，不是影响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的决定性因素。与工作伦理相比，家族主义观念和组织对商业发展的影响要重要得多，涉及到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是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就想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许多研究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将“家族集团主义”列为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并认为这是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着旺盛活力的体现，颇有道理。在远古时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经历了氏族制社会，但当国家建立以后，政治组织的转型并未导致社会组织的根本性改组，氏族血缘关系没有受到摧毁或破坏，依然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心原则发挥着作用，并影响着意识形态。可以说，早在儒家学派形成以前，家族主义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吸收了这一普遍的社会观念，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仁”被界定为最根本、最高层次的品德，是人与禽兽相区别、人之作为人存在的终极根据。然而，“仁”虽然是与宇宙精神等同的人的内在精神原则，但认要真正地体认它，不能仅依靠内在的自省，更重要的是在人际关系中的实践，没有这种实践，人就不能把握仁，不能真正认识真实的自我。儒家曾将人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常”，这意味着家族伦理在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家族是人在社会、政治以及整个世界中的活动的根据地。儒家的上述理论和理想来自于社会，也试图重新推向社会，故特别强调“教化”，即用儒家伦理教育大众，使他们放弃或改造不合乎儒家理想的行为，形成一个纯粹的“儒化社会”。道德、宗教、法律、习俗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支柱，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取得影响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四者也越来越多地浸染了儒家精神，家族主义伦理长久不衰地对社会发生着制约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唐代后期以来，与门阀制向官僚制转变的历史趋势相适应，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新趋向更加强调“礼化”社会的理想并为之付出巨大努力，这使包括商贾在内的平民大众受到更广泛、更深刻的儒家伦理熏陶，这一点在明清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除了纵向分布的官僚机构以外，与家族主义伦理相抵触的民间社会组织很不发达，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极端缺乏，家族比在现代东亚社会中发挥着更核心的作用，对经济运行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下面的讨论将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家族主义伦理对商业资本的影响；二是家族主义伦理对商业运行和商业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