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 

　　在消费问题上，墨子主张打破等级界限，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为此，他提出一个普遍的消费标准： 

　　１．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１）。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讲究五味调和、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　　 

　　２．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２）“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３）。衣服，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御暑。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增加温暖，夏天增加凉爽；身体合适，肌肤舒服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 

　　３．房屋。“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４），“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５）。房屋，冬天用来抵御风寒，夏天用来防暑热和风雨，有盗贼侵略能够增加防守的坚固，室内清洁卫生，可以进持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就可以了。　　 

　　４．交通。“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６），可以“任重致远”（７）。车用来走陆地，船用来行水路，使各地沟通交流。制造车船的原则，就是坚固轻快，可以运重物，行远路。 

　　５．用品。“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８）。即一切器物用品应由该业工匠尽其能予以制造，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即可。　　　　　　　　　 

　　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９）。在衣、食、住、行、用诸方面的消费，总的原则是有益于实用。墨子还把这些衣、食、住、行、用方面的消费标准说成“圣王之法”，并把它同当今之主的穷奢极侈的生活相对比，说明这一标准是对所有人的适度消费标准。墨子提出的消费标准，同儒家“用之以礼”严格等级消费标准，是大相径庭的。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看，对统治阶级，这一消费标准是低水平，他们是不愿、也从未遵循的；对广大民众，在生产力发展有限、社会分裂动乱的形势下，又是高水平，是难以企及的。　　 

　　　二、主张以发展生产保证消费、提高消费水平　　　　 

　　墨了强调社会消费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要求消费水平必须以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为”和“食”即生产和消费二者的关系，如果“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１０）。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裕年景。因此，要保证和提高消费，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墨子常常“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１１），怕生产满足不了消费而忧心忡忡。他强调应积极加强社会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指出：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１２）。 

　　五谷是人民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物质基础。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役使。所以，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　　　　　　　　　　　　　　　　　　　　　　　　　　　　　　 

　　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状况，保证民众的消费，墨子抬出古代圣王贤君的治绩加以称颂，以为榜样：　　　　　　　　　　　　　　　　　 

　　（尧）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１３）。　　　　　　 

　　尧命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百姓之事：伯夷制定法典，用刑律约束百姓；大禹治平水土，确定山川的名称；稷教导百姓播种，努力生产粮食。他们的成功，大大造福人民。使“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１４）。这是说给统治者：必以此为务！　　　　　　　　　　　　　　　　　　　　　　　 

　　墨子同时主张，消费水平应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提高：“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１５）。生活诸方面应力求从俭，待生产发展，富裕之后，是可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奢侈淫靡，将社会财富消耗殆尽，百姓欲求维持仅能生存的消费标准而不能，所以这一提高消费标准的主张就难以上谈。　　 

　　　三、提出节用以保证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节用论在墨子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１６）。墨子认为，圣人治国、理天下，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加倍增长的办法不是对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情况，节约不必要的费用。节用即可使财富“一国倍之”、“天下倍之”，从而保证社会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崇俭或节用是先秦各学派较普遍的主张，但各派此主张在性质和特点方面互不相同。儒家的崇俭或节用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等级性，而且侧重点在反对较低等级的人于消费方面的僭越即超过等级消费标准的行为。与之相反，墨子把节用作为对一切等级人的共同要求，既反对“奢侈之君”，也谴责“淫僻之民”（１７）；既劝告圣王人君应当“用财节，自养俭”（１８），也要求一般民众不可“恶恭俭”、“贪饮食”（１９）。但主要锋芒，还是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指向他们挥霍无度的寄生消费。墨子认为，统治阶级上层的奢侈消费，会使“左右象之”（２０），上行下效，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其后果就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２１），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饥寒并至”（２２），何谈维持适度的消费标准！因此，他要求统治阶级上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在消费方面实行全面的节俭：“为宫室不可不节”，“为衣服不可不节”，“为食饮不可不节”，“为舟车不可不节”（２３）。平时注意消费方面的节用，发生灾荒时，统治阶级上层应首先降低消费标准：　 

　　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匮），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故凶饥存乎国人，则君彻鼎食五分之五（三）（２４）。 

　　灾情各异，轻重不一，统治者应视灾情降低消费标准：遇上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减去俸禄的１／５；旱年，减去２／５；凶年，减去３／５；馈（匮）年，减去４／５；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国家遇上凶饥年岁，大家面临饥饿的威胁，国君也要撤掉鼎食的３／５。墨子更明确提出：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２５）。　　　　　　　　　　 

　　如果把生产上层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转用于生产民生必需品，就不难使一国财富加倍，就不难满足普通百姓的消费需求。显然，墨子不是让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而是要国君、大夫等整个统治集团减少鼎中甘肥、盘中珍馐，是要限制、减损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以增加人民所消费的生产必需品，维护下层人民的长远消费，改善普遍百姓尤其是小生产者的生活状况，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　　　　　　　　　　　　　 

　　“节俭则倡，淫佚则亡”（２６），墨子把节用看作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反复警告统治者，如果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诸方面“不节”，让“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２７）的消费状况继续向两极分化，那么，他们将如杰、纣国破身亡，自食恶果。　　 

　　　四、揭露“三患”使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　　 

　　墨子的理论不会为统治者所接受，不会改变统治者的治政、行事、生活： 

　　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徒役，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殚）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２８）。用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的储备置办车马、衣裘和稀奇之物；拿　役卒和奴隶的血汗、生命去建造宫室和游观之所。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修造坟墓。民力用尽，民财耗竭，使得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真“民之巨患也”（２９）。为此，墨子大声疾呼，“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３０）。　　　　　　　　　　　　　　　　　　 

　　为了解决“三患”，墨子主张：其一，“以尚贤使能为政”，实行贤人政治，使贤者治国为官，则“国家治而刑法正”，“官府实而财不散”（３１），“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３２）。其二，统治者应节约费用，减少浪费；短丧薄葬，停止乐舞；遇有灾荒，当削减官俸，精简国家机构，加强社会救济。这样，则可“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３３），保证社会多数人的起码消费，保证普通百姓的生存。其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按照尽其能、平均互补的模式进行消费：“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此说得行，“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社会安定，百姓乐业（３４）。　 

　　墨子的“三患论”，反映了战国时期广大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墨子深味时艰、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以及关心人民疾苦、以拯救百姓、兼利众生为己任的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