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刘邦的早期追随者之一，并在刘邦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他。约生于公元前240年，死于公元前170年，楚国人。史载，西汉建立不久，陆贾在汉高祖面前“时时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高祖是个聪明人，听得出这句话的分量，便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占成败之国。”[②]陆贾便作了“论为治之道”的12篇文章，每奏一篇，皆得刘邦称许。这本书即为《新语》。 

   《新语》保存至今，文字有些窜乱，但内容基本可信，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陆贾的政治法律思想。通篇看来、陆贾的思想以仁义为本，又带有较浓的折衷色彩，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根本性的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他的思想的主要价值所在。 

    陆贾的仁义学说从检讨秦朝灭亡的原因展开。陆贾认为秦朝的失败主要在于将“法治”运用到了极端，使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由生怨而反抗。在他看来，法令只能诛恶，不能劝善。要真正使百姓顺服，必须用仁，去感化。在《新语》的第一篇《道基》中，陆贾开首就指出：“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认为治理天下的“道术”是天、地、人三者相互结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养，人则以自己的作为承天统地，成就万物。综观历史上圣贤们的作为，”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③]，使百姓变得温文而顺从，靠的就是仁义道德的教化。他接着又说：“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④]自然万物与人不同，自然方面的天地、神灵，幽闲清净，只要尽情发挥自己的效能，无所作为却能自然成功。人的最大特点是有所作为，古来圣人莫不如是，而人在认识上和行为上的作为靠的就是仁义。仁义的效用是无限的，它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和力量，是动物生活和情感的根源，先圣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乃至君臣、亲属，一切神圣的东西，无不体现仁义精神，以仁义为最高原则。 

    陆贾洋洋12篇的恢弘之言，就是为了论证仁义是治国之本，历史上的圣哲明王，尧、舜、周公，他们领导下的大治，都是实行仁义德化的结果。圣人在认识上有着超凡的能力，在事业上成就非常的功业，就在于他们道德高尚，能够“怀仁仗义”。仁义是万世不易之则，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指导原则。但陆贾并不完全否定法的作用，他主张将法用作仁义的调剂和补充，为汉天下作长久计，君主的作为应该“尚宽舒以口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⑤]威德并施，行宽舒之政，就可以达到不治之治的效果。汉初，陆贾是第一个站出来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明确主张革秦苛法，化为仁义之治的。 

    受黄老学说的影响，陆贾《新语》的各篇都带有“无为”的色彩，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⑥]。陆贾的“清静无为”主张和“至德之世”理想与老庄有着较大的不同。老庄道学立足于自然，否定道德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倾注于成败、祸福、得失的研究；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创造和前进，实行仁义之治。 

    汉朝建立之初，面临的是残破不堪的局面，田地荒芜，经济凋敝，劫后余生的百姓对秦政的苛刻记忆犹新。因此，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招抚流亡，拨乱反正，恢复经济。陆贾提出的无为方针是：“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舌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⑦]这里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不是不要政府和官吏，也不是不要听讼断狱的法律制度，而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不要作过多的干涉，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不致于激发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这样，政府官吏和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也就会缓和。这是十分积极的治国之策，它不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是主张有一个不给民众增加烦劳而能统治广土众民的国君，达到真正意义上“君子之为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