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为主题来讨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涉及为什么需要复兴儒学的问题。之所以在“断裂”与“兼容”上打了引号，是因为这样的措词并不准确和恰当，不过却可以突出问题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断裂”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兼容”则是儒学复兴面临的任务。 

    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古今中外”之间多重复合性的矛盾：“古今”意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中外”象征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这两对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出纠缠不清、多重变奏的“四重奏”，是我们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问题的大背景。为了讨论的具体化，鉴于儒学或儒家是19世纪以前在中国社会从上而下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本文以儒家或儒学代表传统文化。由此观之，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儒学或儒家不仅仅是体现在文献典籍之中的思想学说，而且是文化、制度以及积淀于日常生活世俗文化之中的伦理观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按理说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需要具体深入的研究，不应该再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研究了。然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庞大，几乎构成了一个问题域，而其中的每个问题都存在着误解和偏见，所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还是有必要的。尽管人们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争论了近百年，仍然问题丛生，岐义纷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意在摆明儒学复兴所遭遇的难题，至于解决这些问题则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工作。

1、关于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带有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的历史背景，而这一冲突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源自自我转型，而是外力逼迫的结果。在外力的逼迫下，千年不变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乃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

    人们曾经使用过不同的标准划分历史，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现代化与前现代化。的确，现代化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它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相对封闭的社会带入了“世界历史”乃至全球化的时代，而且在它的促进下，原本缓慢发展的人类社会突然提高了速度，其发展速度前所未有。虽然任何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全球史－世界史，但是在现代化萌芽之前，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各种文化的封闭性比较强。15世纪以来，全世界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而资本主义的诞生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认为全球化等于现代化等于西化等于资本主义化的原因。这种理解当然是成问题的，但却并非没有原因。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欧一些国家，继而波及全世界，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所有的文明、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体系之中。因此，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不同的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即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为“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且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为“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1]

    现代化虽然是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但是“内源的现代化”是自我转型的结果，而且经过比较漫长的过程，例如西欧的现代化从15世纪开始，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等，至今已近500年。因而西欧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但是就传统之为传统不仅是过去了的而且至今仍然发挥作用而论，西方一些国家的传统经过漫长的演变转型为现代文明，似乎不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励冲突。“外源的现代化”就不同了。由于西欧之外的文明、国家和地区在外力的压迫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因而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时间比较紧迫，缺少较长时间的过渡阶段，在外力下发生了比较激烈的社会转型；二是传统与现代化并存，并且表现为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发生了激励的冲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指出：“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一无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2]实际上现代化是一场非常复杂艰难的变革，“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现代化是由于某些方面存在的特殊缺陷造成的，乃是一种糊涂观念。相反，现代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之困难，以致需要解释的只是为什么某些民族能够成功地实行了现代化的模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