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附加了我自己的一段评论，篇幅稍长，甚感无奈。文章末尾附杜维明“儒家伦理学”一课的教学大纲及学生阅读材料（目录）。

    以下主要是访谈内容。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所掀起的激烈的反传统浪潮是杜先生心中最感到心痛和不能释然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提到这一现象，多次对之表示不満。他有一次说，在全世界各大文化传统中，似乎只有在儒教中国才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批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精英突然倒戈相向、对自己的传统开火。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史上等均未出现过。另一个让他感到痛苦的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象他这样一个热爱中国文化、长期致力于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的人，居然曾经在很长时期内连与中国大陆的正常联系都不能有。他似乎很重视文化母体，认为学术不能离开她赖以生长的母体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他利用一次机会到中国大陆里生活了一年（好象是1981年他在北师大历史系当访问学者一年，后来他又到北大授课）；他说这一年的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生命，因为他从此终于与中国大陆——中国文化的母体——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

    杜先生显然对于儒学20世纪以来的严重衰落深感忧心，他说，世界上其他的几大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目前的发展状况都比儒家要好得多，他们的信徒和势力均远远超过了儒家，儒家学者跟他们相比真是谈不上任何优越感。20世纪以来佛教不仅在台湾、日本、韩国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也正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儒家在今天既失去了赖以保存、发展和传播自身的完整的制度体系（书院，儒家教育系统等等），也未能象基督教那样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代有传人、人才不竭。于是他跟我讲到了如下几件在他看来对于儒学的复兴较为重要的事情：

    一是儒家要恢复其制度化的生活。他说，一个基督徒每个星期都要过他们的集体生活，他们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他们的牧师们要在一起交流心得。佛教和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儒家不能有呢？他说中国历史上的书院，本来就是儒家学者们相互切磋、交流的正式场所。可是现在中断了。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访问的人当中有很多目前都变成了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正在日益增加，这是因为基督教会有他们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组织系统。现在中国人一到美国往往会受到基督教会或基督徒的帮助或邀请，慢慢地耳语目染变成了基督徒。不仅如此，基督教会利用他们的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了自己规模极为宠大的传教网络。这种现象目前在佛教界也已形成。这充分说明制度化的组织对于宗教的发展来说多么重要。杜先生说，儒家也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化组织，包括书院体系的恢复，包括在教育体系中是建立起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儒学教育课程，等等。杜先生自己多年来在美国大学里就做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现在在哈佛大学给一年级的美国本科生开设普及儒学基础知识的课程。然而，在我看来，杜先生所讲的这种儒家的制度化组织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的，需要等待一系列的相关的外部条件的成熟。

    杜先生讲到儒学复兴的另一个最艰巨的工作就是理论建设。他说，儒学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不同，后者从未有过中断的历史，历代都有大批神学家从事基督教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相比之下，儒家在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断裂之后，首先恢复工作就十分艰难，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儒学的理论重建从何做起？杜先生的观点似乎是从重建道统做起。他以基督教神学作为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基督教神学中有三个方面，即基础神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基础神学讲的好比是“道”，系统神学讲的好比是“学”，而实践神学讲的好比是“政”。杜先生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道、学与政》，这与牟宗三先生的“道统”、“学统”与“政统”的三分法一致。他用牟宗三先生的“辩以相示”来说明“道”的重建，并说要出现这样一些杰出的儒家思想家，把儒学的精神内含从理论上提升到足以与人类其他伟大宗教对话的高度。我觉得道统好比是“体”，政统好比是“用”，而学统则好比是“方法”；儒家的“体”并不是现成摆在那儿的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指儒学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来重新表述，这其中涉及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儒学真精神的体认做为基础，而其前提条件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能够在这些人身上内化为一种真正的精神力量。

    我在到美国来之前看过很多杜先生的作品，老实说我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当时对于他的东西有些不以为然，或者至少他的一系列论文未能打动我。到美国来之后，听杜先生说他的一些文章在国内翻译得很不好，有的甚至明显歪曲原意。我于是读了一些英文原文，此外又读了不少50、6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汉学家特别是儒家研究者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文章，包括杜先生的文章，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撼。因为从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一批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们对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建立了深刻的理解，并能够站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宽广视野给予它们以合理的评价。在很多方面，西方的儒学研究显然早已远远超过中国学者。比如史华兹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中以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为参照对中国先秦思想史的研究，Herbert Fingarette对儒家的“礼”的研究，格瑞汉对“性”这一范畴的研究，陈荣捷先生对“仁”的研究，杜维明先生对“仁”与“礼”的关系以及他关于“信赖社群”的思想，狄百瑞对新儒家的研究等等，均已对现代儒学的理论重建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而大陆长期以来这方面能与之相媲美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杜维明先生有一次讲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得最好的人，有时未必是长期生活这个文化中的人。比如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研究为美国人所不及，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与之相比。杜先生的观点我深有同感。中国人有时盲目自信，仿佛研究儒家只有中国人才最有发言权。其实不然。我这次来美国进修，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交流，深感人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无论从典籍文献的掌握，还是对儒学思想的深度把握，都常常无瑕可击、甚至超过中国学者。相反，国内在学术研究的范式上有些地方远不如西方，所以很多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不高。这与日本相比就不同了。西方的汉学家一般都要学日文，这充分说明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是受到公认的，而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则似乎不然。

附：

    儒学的复兴必须从回归经学开始

    方朝晖

    下面我想就儒学在中国大陆复兴的基本条件谈些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与杜先生无关。

    儒学复兴的前提是要出现一批又一批新的儒家学者。如果连儒家都没有，就不要再谈什么儒学复兴了。那么什么是儒家呢？有没有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儒家的标准？杜维明问我这个问题，我提出衡量儒家的四个标准：一是读经，尤其是“五经”；二是对儒家核心价值的认同。我指儒家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知、信之类，对他而言不单是一种知识或规范，而且能够内化到他们的人格中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三是修身。这是儒家最基本的看家本领，过去历代儒学大师与弟子们反复讨论的往往都是如何修身养性，而不是建立什么理论体系。没有修身的工夫，一切儒学的复兴计划和理论建设，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是他要有自己的文化理想。这是指一个儒家学者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圈或社会共同体的责任感或使命感，有积极参预其中使之完善和健全的志向。当然，这四个标准在我看来只是儒学复兴或者说儒家道统重建的前提，仅有这些固然仍不足导致儒学的复兴，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那就等于说事实上我们现在连一个儒家都没有，却要谈什么儒学的复兴，岂不是缘木求鱼、纯粹在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