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儒学  重建  仁  理性

    THE ATTEMPT OF RECONSTRUCTIING CONFUCIANISM BY LIANG SHUM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ll try to make a idea clear, which Liang Shuming can get the identity as a Confucianist in the ideology history, and analysis his work on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finally, point ou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his such work and it’s influences nowaday.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reconstruction   Jen (humaneness)   Reason

    梁漱溟自言一生的思想变化历经三个时期，自辛亥革命前他信奉西洋功利主义的思想，之后他转而信奉印度人的佛学，至1920年左右在他任教北大期间才归于儒家。[1] 之后又兼有学人与政治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就此政、学二统以一身担负的传统而言，他确是艾凯所谓的“最后一个儒者”。然而就算这样的归转却也没有使他改变对佛学的推许。他始终认为佛家义理才是究极天人、探讨宇宙本体的哲学，其玄妙无世间法可与媲美。同时，在他离校至建国初期的社会实践与积极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又不时地体现出多种人生色彩的交错。在梁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的行事风格，农家的关注焦点以及一种保守主义者的情怀。

    就学界而言，梁先生的身份也是双重的——孙道昇把他列为“新法相宗”三大师之首，又称其为“新陆王派”的创造者；贺麟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其所立之学被认为是“新孔学”；冯友兰指其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这些评价都是就四十年以前的历史而言的。此后梁漱溟的这些作用便隐而不彰了。当八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著作重新出现在倡言文化的学人面前的时候，他只作为“文化中国”的象征而存在。

    就最宽泛意义而言的新儒家谱系当中，这样身份多元的梁漱溟应当被追认到一个什么位置上？他到底在传统儒家的资源中“开启”了哪些建设性的话端？他对今天的儒学研究有怎样的意义，是否仅仅是种“泛文化的影响”，仅仅为今天的学人给出一个立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有让我们重新回到他本人的经历与著作中才可以得见了。

    梁漱溟入儒的神圣序幕是由他父亲揭开的。无论后世的学者怎么由其父梁济巨川先生自杀的事件上挖掘，企图展现一种道德保守主义的含混性，或者现代化转型的传统裂伤中作为保守主义的困境，这种名为殉清实为殉道[2]的极端行为确如当时徐志摩所说的：“随你叫他‘天理’、‘义’、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范畴……（总之，他之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听从了某种呼唤，他的自杀是一项右精神层次上的命令所激发的自觉行动。）”这种理想性最终成为梁漱溟一生所坚持的。此后，梁先生在《思乡记》中自述道：“溟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伤公之心……以漱溟日夕趋待于公，向尝得公欢，而终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

    少年心气，资质不凡如梁漱溟者，大多好求宇宙洪荒之源，探世事之妙。多番用心，而未必对人情世俗有个真切体味，而沉迷于佛学玄理。及到有过历练察人察己之后，及到父亲以死明志之后，方才知止，方才由情之真切处入手于先民命脉之学。梁漱溟入儒之动因在此就不难想见了。且梁先生后来的的学术著作中也每每是以“真切”、“践行”、“感觉（情）”为机枢以发其大意。

    而追溯其儒家的思想源流又是紧扣“践行”与“当下”二词来的。这便是对王心斋和聂双江思想的认取——他回忆当初读《明儒学案》的景况——泰州学派王艮学说素所熟悉，见《东崖语录》中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正是对自己现时心情的描写[3]蓦然惊心，默而有省。而王门左派的思想即是要“从不虑不学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乐学”（黄宗羲评语）。良知本体就是现成当下的，不会被货色、名利等欲望所昏蔽，它活泼流畅其中天然自有的“天理”才是真实无妄的。而体认一途靠的就是“一觉”。其诗曰：“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能消除，人心依旧乐。”这里“一觉”即和此时梁漱溟理解的柏格森哲学联系起来了，他虽然仅仅在“直觉”与“一觉”（悟）上面做了个格义的工作，而这一切都成为了他文化哲学的奠基石。

    那么在他一生的著述生涯中，到底哪些著作是涉及建构新儒学的尝试的呢？首当其冲的是1921年他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是归宗儒家的标志，同时也就奠定了其儒学开拓者的身份。这部著作在当时仅仅是作为保守与激进的文化之争浪潮中学人们笔战的由头，尤其是其后由该书的思想间接引发了科玄论战。王宗昱非常推许此书，认为它还“在儒学史上的确起到了革故鼎新的作用。使此后的儒学迥异乎宋明以来的面貌，使五四运动前的保守主义冲破旧的樊篱，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以自己构造的逻辑系统使儒学有了包容域外文化的胸怀，从而承认了西方文化的成就，为入学扩张自己的内涵开了先河。唐（君毅）、牟（宗三）诸后固然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减数，但是打开这中西森严壁垒的第一人却是梁漱溟。”[4] 如果把这个评价放到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儒学研究上看，也算得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了。毕竟梁先生在此后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实践以至建国的几场运动中，以完成一个传统儒者人生中的“立功”与行径上合于得——“立德”的另外两重生命样态。但是在我看来，他真正开始建立起一个儒家的新构架或者说重新阐释儒家命题，实际是在前期一个没有受到学界足够重视的一个工作：、即以在北大期间他讲授的“孔家思想史”为起点的，它与晚期的《中国文化要义》(后简作《要义》)（1949年完稿）、《人心与人生》（后简作《人心》）（1975年完稿）、《孔学绎旨》[5]（后简作《绎旨》）（1980年）相呼应，这才使一个对儒家义理之新建构的尝试得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