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学衡派 孔子 儒学 诠释 转换 文化建设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中艰难地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寻求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世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全面的，不仅是富国强兵，还有文化的现代化，在传统现代转换中更新民族精神，建设新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往往是更为漫长、艰巨的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真正开始是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评价主要是以《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为代表的，这样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反传统主义”，即从整体上改变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运动，是以科学与民主为大旗的文化革命，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种看法从历史上看是不全面的、有遗漏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期间还有许多不同的派别的不同文化观点；从逻辑上看也有明显的缺环，传统文化如何并通过什么环节转化到民主、科学并不是十分清楚。

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从新文化派那里可以看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构想，然而站在新世纪制高点，总体上看便有明显的不足之处：（1）他们是在救亡图存急迫，自身又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要求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等都认识模糊，且多有误区；（2）他们多是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角度批判和清算传统文化的，缺乏学术和思想的探研与深思；（3）他们以“破”为主，“立”则薄弱，最主要的是所“破”所 “立”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4）他们态度激烈，太情绪化，容易矫枉过正，在批判中往往失之过度，失之公允；（5）他们多带有西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传统，虽不能说全面的反传统（事实上他们也承传了某些传统精神、气质、方法），但对传统缺乏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中外文化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文化变迁都是它的内在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需要引起的，而这种结构变化和需要的产生又在于它处于开放状态不断对外部文化价值信息进行选择和吸收”[1]。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符合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文化自身逻辑，必须通过学理的研究、总结、论证才能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在这方面，学衡派作为众所周知的新文化派的反对者、反拨者实际上反倒提出了更有价值的观点。特别他们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以探寻中国文化出路，世界文明未来，以及具体的文化建设构想，今天仍值得我们研究、反思。

    由于儒学在中国历史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深广、强大、持久，其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占主体地位，因此，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便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现代化的重头戏。本文主要分析和梳理学衡派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的态度、方法和具体内容，以及其融通中西，返本求新的文化重建的路向，为今天的文化创新提供参考和启迪。

    一、 学衡派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的学理和动因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演变受政治、经济影响过大，过去一谈起儒学，都要先说明一个立场，站在什么立场上，似乎是发言的先决条件，但惟独忽略了思想文化研究要站在学术立场上，这就出现历史与逻辑的非统一性。如果我们承认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我们要研究它阐发它，转换它，就必然站在 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才能洞见其精蕴，把握其本质，才能进一步提出真正建设性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文化建设方案。而非学术化的研究和判释往往是外在的，也就是非儒学的，得出得结论必然是歪曲的、误解的。可见立场问题实在重要。

    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超越于政治党派之见的一个学术派别。以《学衡》杂志为中心聚集起来的学衡派同仁研究和阐发儒学的基本立场是学术化的，以学理立言的，这与其宗旨有关。《学衡》每期都表明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名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把他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实在有点冤枉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学术活动和文化观念是中西古今都有的。他们的文化追求也是现代的，当然，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格局看，特别是他们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而出现，可以把他们划在“文化保守主义”这以大阵营中。应该注意到，《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批评，基本上能够站在慎思明辩、平情立言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并竭力维护几为蔚为大流的新思潮扫荡殆尽的“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2]。也正是这一基本立场成为学衡派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的前提。

    学衡派诠释和转换儒学的学术路向大致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学理的争辩和阐释，另一方面是具体的研究和整理。前者主要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反儒和政治复辟对孔子儒学的利用歪曲，使他们不得不以文化承担的精神护卫儒学，阐释儒学，发其古义、精义、真义和现代意义；后者主要是针对疑古思潮对儒学的破坏和遭贱而通过系统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来展现儒学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揭示其现代价值。由于后者主要体现在许多学术专论专著之中，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搜寻整理和提取，是一项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所以本文主要就前者进行梳理和总结。

    学衡派围绕孔子儒学的学理争辩和阐释是有其客观原因和内在动因的。

    首先，是学衡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矫枉过正”的反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是真正反孔反儒的学术界现在看法尚不一致。客观地说，新文化派矛头针对的主要是封建礼教和宗法观念，以及孔子被当成“孔教”，儒学被作为“儒教”而与封建专制挂搭在一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新文化派的激烈的非学术化的态度，在客观上促成了现实中反孔灭儒的文化破坏活动，学衡派人物所忧虑、伤悲的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中崇高中正的被糟蹋，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破灭。吴宓曾描述当时的反孔情形：

    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祺。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凡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3]

    吴宓说，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2]这是令人伤感的，它表明了吴宓的忧患意识。作为从小饱读孔孟经典、熟读古代诗文，生长于陕西关中这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知书好礼、民风纯朴的黄土地的吴宓，自然便萌发了维护孔子，阐发儒学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付诸了行动。且终生不渝，为儒学的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柳诒徵很客观地指出当时人们把中国腐败之病源归咎于孔子的错误。他说，把中国近世腐败之病源多归咎于孔子，“其说始于日本人，而吾国之好持新论者，益扬其波。……青年学者，中其说之毒，遂误以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图，一若焚经籍，毁孔庙，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与列强并驱争先者。”[4]正是为了改变当时学界和青年形成的错误观念，柳诒徵才沉下心来，对孔子儒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学理上肯定孔子及儒学的正面价值。

    学衡派其它成员也有大致相同相近的观感和认知。

    其次，学衡派成员最直接的现实刺激是右的方面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糟贱，这主要是民国以来大小军阀以及地方势力利用孔子，拉大旗作虎皮，掩盖并美化自己的争权夺利，欲行专制统治的政治行动，如恢复孔教，举行祀孔仪式，要求学校尊孔读经，并呼嚣把“孔教定为国教”，即企图把儒学变成真正的宗教以为其服务，“以礼教立国”，这自然谈不上对孔子儒学的认真研究和正确理解。特别是一些地方军阀也竟相通过一些可笑的“尊孔”举动来愚弄人民，如湖南“唐生智且有祀孔之举，裸体游行。主之者通电自白，谓无其事。”[2]还有，鲁迅先生讽刺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依靠武力，过着荒淫无耻的“土皇帝”生活，“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5]学衡派成员十分厌恶这种现象，认为这是“形式之尊毁，礼仪之隆杀”[2]因此奋起捍卫孔子的尊严，阐明孔子、儒学的真义，以正视听，就成为他们的现实关怀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