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观上，荀子提出， “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个礼，与孔子所说的“仁义”已有区别了，也与以后儒家主要经典的“礼经”大有区别了。这个礼，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荀子以后基本上被逐出儒门，大约也在于这个原因。因为，以后所谓的儒学是已把道德包装成为统治工具，故意虚高。而以后的法家，就民基于他的这个思想，把他的“礼义”化为法治，以法制之。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科学的思想。法就是最基本的道德，既要“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又要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的这个思想，对当前的现实社会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与孔子唯心主义神化的天，具有彻底的差别。以后的儒家，为了神化统治权力，神化统治制度，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思想。而以后的法家，则从“治”的角度，把变革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方法，当然，如何变革，便是要基于那个“真”，就是基于荀子所认识的那个“礼义”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应人民不断变化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不是用虚高的道德，去指责这种需求，这种“欲”。

在认识方法上，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要解蔽就须“知道”。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观点。这也是以后儒家所反对的，封建儒学为了维护他们的思想体系，把道德绝对片面化、概念化，抽出孔子的一部分思想，加以强化，形成“五经”，这“五经”便成为神化的儒学。不管社会变化的现实，把它彻底形而上学了。荀子认识上的辨证思想，当然不能被他们接受。而以后的法家便是基于荀子的思想，努力去正确认识社会，以行动（对一些不利于社会公正和发展的用法治，而对一些正常的欲承认它，给它一定空间，至多用道德来评论它）来改变社会，而不是空谈道德。

其实，荀子也是很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他认为，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荀子认识社会的“真”的又一表现，“礼义”（本人以为应便是法制，荀子说的是制之）的同时，荀子也充分认识到教化的重要性。但这一切的基础，便是“真”。

可惜，荀子的“真”，在封建社会中，难以被接受。当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科学，便越能感受到这份“真”的重要意义。没“真”何来“诚”，何来“仁义道德”？荀子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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