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在众人心中引发的复杂情感自然有其历史因缘，百余年来，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的爱恨交织使人们很难进行冷静的思考。虽然据说我们正处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导学界的时代，与一些抱着“三寸金莲”进行“血泪控诉”的文人相比，许多学者力图摆出一副平和、客观的姿态来评价历史和现实中的儒家。关于儒家的历史形态，本文不想再多置唇舌。这里所要申明的是，流行的观点总在暗示，儒学是一种僵固的，恒定的思想形态，他的基本信条一成不变，所变的只是其阐释、论证这些信条的形式而已。这种理解完全无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发展和转化。事实上，儒家是始终保持着开放性和生命活力，不断自我调整，迎接新异思想的挑战并与之进行对话的。毋庸讳言，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地位和政治影响，儒家有过僵化停滞的阶段，但这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以避免的境况。儒家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如果没有开放性和容纳新思想的能力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才能在一次次的低迷之后重新卓然奋起。所以，严格点讲，新儒家并不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而只是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一环。

    是否有必要复兴儒家，或者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什么现实意义，从当代新儒学开创伊始就有人不断对此表示质疑。在许多人眼中，儒家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产物，与我们的生活全然格格不入。一种最普遍的认识是将儒家同小农经济、中央集权、宗法社会等等“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认为儒家只在以上诸种社会形态中才有其生存的土壤。这种观点的特征是将儒家思想与某种物质形态硬性连接，根本不顾二者的差别。然而，精神永远是某种物质形态所规范不了的，恰如维特根思坦所说的那样，虽然人类所有的一切物质成果都将化为灰土，精神却万古长存，“而精神将萦绕着灰土”。西方人并不因为亚里士多德思想是古希腊时代的产物而弃之如敝屣，相反，海德格尔那震烁古今的名著《存在与时间》的前身就是一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麦金太尔倡导的最近在欧美影响至巨的德性伦理学也正是一场回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努力。为什么在西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中国就举步维艰，阻力重重呢？这不正显示出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吗？人们在考察儒家思想时一种极不恰当的做法就是将之等同于某种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一种思想可以孳生、发展于某个时代，但不可能局限于这一时代，正如希腊哲学精神并不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亡而磨灭一样。儒家文化是一种精神传统，它同样不会局限于某种历史物质形态，某种“符号”，今日新儒家不再用文言写作，这并不就意味着他们不是儒家。儒家生存着，面对这一事实而提出前面的问题，就如面对一个活人而问道，他是否有必要活着，他活下去有什么现实意义，虽然这一问题不乏警醒作用，可以引发人进行严肃的生活和思考，但若作为否定其生存权利的理由恐怕就不免失之偏颇。

    另一种对人们审视新儒家思想的视界发生干扰的观念就是近代以来弥漫于知识群体的“救世”情结。人们普遍认为，一种思想若不能迅速影响社会政治和国民心理，则它的存在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较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新儒学似乎固守书斋，在现实生活中反响极小。于是在有些人眼里，新儒家的存在已无必要。老实说，没有一种思想是“有用”的，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每天只是吃吃喝喝？然而，即便许多新儒家学者也未能免俗。牟宗三等第二代新儒家学人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开新外王”，外人对他们的认识也因此而定位在这里，不能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新儒家的一种自我封闭。

    儒家思想进入二十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西方思想的导入，能否很好地作出回应是儒家存亡之所系。这种社会思想的大变局完全不亚于佛教的流播中土。“佛祖西来”的前夕，儒学已经衰颓，后汉盛行的是谶纬、章句之学。前者虚妄怪诞，后者烦琐枯燥，总之全无思想活力，无力回应佛教的挑战。儒学从此沉晦了八百年之久。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清代流行的是训诂、考据之学，以“朴”、“实”相标榜，殊不知自己和道学末流一样空疏。所以当“五四”诸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其实哪里还有什么“孔家店”可打？人们将当时社会中弥漫的陈腐、僵固之气统统算到儒家帐上，虽然历史地说儒家难辞其咎，但对于真正的儒家而言未免有点不公平。“五四”诸人对西方与中国传统的认识都极肤浅，原也不足为怪。然而“民主”、“科学”的口号却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正是这一事实让牟宗三等人深感儒家思想开出民主与科学二途（“新外王”）的迫切性，并为之提出种种苦心孤诣的设想。世人最感不解的就是新儒家的这种努力。在许多人看来，民主与科学已是既存事实（起码在西方），我们拿来就是，何必要拐弯抹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来，何况我们本无科学传统，如何开？而且，从外表上看，五四以后，民主与科学已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了。其实，由于五四的浅薄空疏，中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只是民主形式、科学成果，而不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精神可以交流和互动，却无法移植。这么说可能会让五四的膜拜者们暴跳如雷，还会遭到心胸狭窄、见识短浅之类的讥讽和挖苦，对此笔者不拟强辩，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今日世界上大多国家都被迫（或“自愿”）地将西方精神移植到了本土，而它们的国民性格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扭曲、畸形（中国不但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真正的有识之士自民国时代起就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找到一条使国民精神能够自然容纳民主、科学精神的思想建设之路，不幸的是，这样的努力一再被打断和压制。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正是这样一种努力，虽然这一理论显得矫揉造作、迂曲不通，但若将其贬为“文化自恋”未免辜负了前贤的苦心。

    虽然许多新儒家学者以“新外王”自期，但他们的实际“事功”却并不在此。无论早期的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马（一浮），后来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冯（友兰）、贺（麟），还是晚近的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都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在了学术研究上，可以说，近代以来，新儒家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护持和推阐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冯友兰先生的一句名言若稍加改动，用以概括新儒家的学术性格极为恰当：“接着宋明讲”。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和其他文化形态相比，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才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所系。“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牟宗三语）作为儒家思想发展之第二期的宋明儒学，对理气、心性等问题的探讨，对体用、道器问题的深究及会通三教的努力都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因而儒家的“第三期发展”（这也是新儒家的口号之一），必然要建立在宋明儒学工作的基础之上。新儒家学者对宋明儒学所进行的大量的文本诠释工作，其目的正是要借此彰露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的基本性格和发展历程，检讨其成就与缺陷，以期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一条坦途。

    特别值得点明的是，新儒家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所以能度越前人，是由于他们在沉潜于古代典籍的同时，又能深入探讨西方思想。新儒家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是国学巨擘，在西学方面亦堪称大家。如贺麟、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的深造自得，杜维明、刘述先对当代西方哲学方法、社会思潮的娴熟把握都足以傲视学林。而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及在此基础上达致的创造性成果为世界所公认。新儒家高度成就的取得恰正是传统儒学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完美体现。相比之下，一些人批评新儒家心态封闭，眼界狭窄等等，实在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即使我们不考虑他们“新外王”方面的努力的成绩，单就其哲学成就而言，新儒家也足以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极具思想活力的学术流派而存在。

    作为中国（甚至东方）传统思想的代表，新儒家与西方思想的对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较为肤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比较上，较多臆想的成分，而且关注的大多是西方人的事功精神和物质成就。这与他们那一代人的西学功底薄弱有关。到了第二阶段，唐、牟、徐、冯、贺诸峰突起，凭着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研讨和对古代文献的驾轻就熟的掌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思想的对话和交流开始了。由于时势与时代思潮的影响，他们关注的核心仍是近代西方思想，以启蒙思想和古典哲学为主。在深入地比较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发展和成熟，这是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但由于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和近代以来的物质中心主义取向，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个体的丧失家园之感和伦理道德的崩溃，而西方自身的精神文化传统面对这种局面却回天乏力，这正是由其内在缺陷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由于自身缺陷而面临困境，主要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贫乏，对个性和个体的压抑等等，但中国思想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圣贤人格等精神恰可以弥补西方之不足。

    因此，中西方文化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许多人将此说视为天方夜谭，如李敖之流，较之他们所批评的对中国文化的固执，他们对西化的固执更加地不可理喻）。虽然目前西方文化借助其经济、政治强势而弥漫全球，但若对其负面影响不加控制，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恶果。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已被摈弃，因而无论多优秀，不可能“复活”。言下之义，是否定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希图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解决其难题。这种方案完全无视文化取向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当海德格尔等西方大哲因深感其文化传统在解决时代难题时显露的窘迫而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时，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和迄今为止的其它种种思想流派相比，这一代新儒家的研究成就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也开始注意到了现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并进行了大量融会的努力。尤其是他们对宗教精神的重视，较之他人一味关注西方启蒙理性而对宗教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笔抹杀，可谓独具只眼，同时也开启了第三代学者文化建设的一个新思路。和第二阶段相比，新儒家的第三代学者眼界更为宏阔，如杜维明、刘述先等人，在汲取和容纳西方思想的同时，致力于儒家与不同思想流派，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社群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深度对话，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随着国内具有新儒家倾向的学术群体的兴起，相信这种对话将进一步走向深入。可以说，新儒家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儒家自身的发展考虑，更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真诚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