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活的向度。所谓生活的向度是指儒学应全身心地投入生活，跟踪实践，与人类的实践生活保持连续性对话和互动。生活的向度是当今儒学开展的基本向度。首先，如果我们不怀疑儒学的基本形式是思想，那么儒学就必须深入生活。因为从根源上讲，思想的产生源于思想者对“社会存在”的沉思，是思想者对“社会存在”反思、批判和超越之成果。但这种思想的成果并不能以“理论”自足，而是要“回向”社会生活，去指导生活、鞭策生活和提升生活，这样，才是思想家对“社会存在”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目的所在。因此，儒学生活向度的选择，乃是儒学的价值诉求所规定的。其次，传统儒学开展的经验为我们展示了儒学的生活向度。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此外，如果说传统儒学的展开也得益于儒家学者的叙述和诠释，那是因为这种叙述和诠释贴近了生活。比如，孔子对儒学的叙述、诠释具有鲜明的生活指向。孔子对“礼”的反复叙述，就在于当时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而孔子对“仁”的创造性诠释，实在是因为“仁”作为一种德性已被很多人遗忘。而且，孔子在为学、做人、从政等方面的教导，无不与具体的生活相结合。孔门儒学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能得到延承、丰富和发展，与历代儒家学者立足于社会生活的讲说、发展是分不开的。

　　可见，生活的向度是传统儒学所内具的向度，我们开掘并彰显这一向度，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第一，生活的向度将改变儒学的存在现状。生活的向度意味着实现儒学由观念到行动的转变、由德性实践向生活实践的转变，使儒学回到生活“场域”中来，从而改变“儒学是现代化的旁观者”的尴尬处境。第二，生活的向度将为儒学的损益更新提供事实性前提。生活是具体的、运动的，因而生活的向度也就要求我们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灵活地而非机械地把握儒学。第三，生活的向度也有助于理解所谓儒学现代化问题。儒学现代化，本质上是要求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所表演，要“在场”。换言之，如果我们能让儒学对生活表达意见，能让儒学营养生活，能让儒学参与生活的建构，那么，儒学就不存在“现代化的烦恼”了。

　　其二，批判的向度。所谓批判的向度是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质量。儒学的批判质量，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那么，儒学是否缺失了批判质量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孔子“复礼倡仁”，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社会情状的批判，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品性下滑的担忧，同时也饱含着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提升民众质量的强烈渴望。所以，孔子儒学的展开，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也就是说，孔子儒学是富有批判性的。孟子儒学的批判质量尤为突出，他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政治，提倡“仁政”，“仁政”就是孟子的一种主张、一种理想，而这个主张和理想即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可见，批判质量无疑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质量之一。所以，当今的儒学研究，继承传统儒学的批判质量，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也是儒学当代意义落实的必然选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学的批判并非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因此，我们所持守和发扬的儒学批判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批判，儒学才能营养自己，才能拥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学对社会的担当才得以体现。

　　其三，信念的向度。所谓信念的向度，是指儒家学者对儒学应具有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确实有某些儒家学者对儒学是缺乏信念的，儒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仕途的敲门砖。章太炎先生所批评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就是指那些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小儒、腐儒。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将儒学的信念向度开掘出来。儒家思想中负载着强烈而执着的信念。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认为儒学之道是正义之道，应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成为宋明儒者的普遍信念。而且，儒学对义利、公私、理欲关系的处理，也都充分展示出儒学的信念向度。因此，信念的向度亦是儒学本有的向度。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儒学研究中，这一向度显得有些匮乏。因为儒学研究话语被西方化、儒学的范畴命题被分析化、儒学的思想被学科化之后，儒学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而由于儒学研究者的职业化身份，研究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学术价值，而所谓学术价值的高低是以西方学术范式为标准，所以如果儒学研究者要服从所谓学术价值，那在他的儒学研究中就很难保持对儒学的信念。此外，当今儒学研究者要面对晋升职称的压力，这样，影响儒学研究的外在因素便多了起来，信念的向度在这种情境下便以撤退者居多。然而，儒学研究缺失了信念向度，儒学的当代开展就难以获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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