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儒学是一个活的传统，可以为当下全球性的哲学探讨与宗教文化形成的过程做出贡献。至于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这就得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代生活现实相啮合。因此，无论是孔孟荀，还是以周敦颐、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这些传统儒学的文化表达对于儒学传统的当代生命来说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过去的儒学，同时也需要从思想形式的角度理解现在的儒学，看一看当代儒学是否能够对当代的问题与当下的讨论发表见解。

　　因此，当代儒学不能将自身局限于对过去大思想家的批评性研究。诚然，对于一个传统来说，必须不断地考察和重新解释它的过去，因而历史的研究总是很有必要。然而，这不应该是当代儒家哲学研究的全部。接下来我将论证，儒学需要在四个相关领域拓展它的话语范围：形而上学的当代话语、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宇宙论的当代话语、关于人性和经验的当代话语以及社会理论的当代话语。儒学的传统思想与旨趣表明了儒学在这些话语中所应有的兴趣与立场。这些话语本身不仅产生于东亚思想，而且也产生于南亚与西方传统。它们必须有足以反映当下讨论的最佳形式。作为一个活的传统，儒学是能够为当下的讨论做出贡献的。当然，通过参与当下的讨论，儒学自身也会发生改变——这正是所谓的活的传统。

　　接下来，我首先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我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哲学宇宙论、人性论以及社会理论等四个论题，然后指出传统儒学的主题在每一个论题上所面临的危机。简而言之，我将表明新的儒学话语按照我的理解应该具有怎样的模式。最后，我会对儒学本身如何通过新的话语发生转变做出解释。

　　一、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个西方术语。它有这样一些不得不处理的哲学问题：存在（being）与非存在（non-being）、什么是存在（existence）、何物存在，为什么有某物而无却不在。亚里士多德有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形而上学一词就是从这本书的书名而来。形而上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南亚都是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人们对它所涉及问题的固有兴趣，而且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形而上学确定什么是最高的实在，从而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设立模式。一个人的形而上学决定了他会形成怎样的人生根本方向。

　　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儒学话语，我有必要对此做点辩护。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西方自康德以来有很多人主张，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探求形而上学知识徒劳无益。但他们内心却以基础主义的态度认为，形而上学是一项建立认识之确定性的工程，认为先天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其它所有知识赖以建立的根基。与此相反，在我的理解中，形而上学提出关于存在问题（the problems of being）的好的假说，并且为它们做出辩护。假说总是可错的，虽然它们并不总是错的。形而上学的假说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和语言，而且允许加以修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处理存在问题时，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在发展出最好的假说或理论。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却相信自己在建立确定的、先天的形而上学理论。在这点上，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错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理解为假说，然后根据它们适应情况的好坏来判断它们的优劣。辩证法就是西方哲学用来比较、判断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种论证方法。二十世纪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是最近的一个好例子，它由一大批关于存在的假说所构成。

　　把形而上学作为儒学话语所遇到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说，儒家传统只有伦理学而没有形而上学。的确，在儒学历史上的确没有像西方或南亚那样集中而详细地讨论形而上学。孔子自己有时候还对形而上学问题避而不谈。当代儒学如果想在当代对话中发展发自己的形而上学话语，将有必要向西方与南亚形而上学的语言和历史借用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儒学的确有深刻的形而上学资源，从中它引出了自己指向最高实在的方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一个经典的讨论值得我们详细引用。它还关联到下文对哲学宇宙论的讨论。

　　无极（The Ultimate of Non-being）而太极（the Great Ultimate）。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i

　　这是一段复杂的文字，关于它有很多争议。不过，它对于儒学传统的发展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对古代儒学及佛道思想做了总结。

　　我冒昧地以为，儒家形而上学思想在当代儒家形而上学中应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具有特征，非存在不具有特征。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

　　2、非存在比存在更为本源，非存在产生存在。

　　3、哪里存在物，哪里就存在和谐，至少是阴阳之间的和谐。

　　4、和谐是有价值的。

　　5、存在或太极从非存在中产生出来。这是一个不能追问为什么的事实。

　　这些形而上学命题对于儒学的重要性可以从它们的反命题看出来。

　　1、 如果不承认具有特征的存在与不具有特征的非存在之间有差异，并由此否认有非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微妙性与神妙性，世界只剩下实证主义的在场。这显然与儒家对世界的感受相矛盾。

　　2、如果非存在不是存在之源，那么就不会注意存在的偶然性。

　　3、如果和谐不是物的本性，那么就可以设想物不是相互关联的。但儒家认为所有的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4、如果和谐不是有价值的，那么存在的美学特征就不可能，而仁、义、礼、智的美学特征将是虚假的。

　　5、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解释存在为什么从非存在中产生出来的原因，那么非存在就具有一个必定关联到推动力或目的的明确特征。这样非存在就仿佛变成了上帝，而儒家对于上帝是要质疑的。特征的偶然性只能通过没有特征的东西得到解释。非存在强大的创生力只是相对于存在而言的。

　　我认为当代儒家形而上学应该采取下面的形式。它首先要假定确定的存在（determinate being）与不同的和谐状态组成。和谐状态有两类特征。第一类特征是指一种和谐状态与其它有着确定联系的和谐状态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称之为“条件性”特征，因为它正表明了一种和谐状态是如何以其它和谐状态为条件的。另一类特征则可以称之为“本质性”特征，因为它表征着一种和谐状态如何把作为条件的和谐状态整合起来，从而获得自己独特的时-空存在。因为具有条件性特征，所以万物总是与其它事物之间具有确定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原子。因为具有本质性特征，所以每一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存在而不可化约为关系。和谐是这两类特征之间的结合与平衡。和谐随着时间发生着恒常的变化——当然这已经是哲学宇宙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