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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说我没有了解你所说的“生活儒学”是什么，那么我愿再作以下的答复，以为说明。

先只简单再指出一点：中国哲学的核心，如果不是全部“中国人所习的哲学”的话，至少是“转化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哲理”。

“外国哲学”当然仍须“如其所是”的学习之，讲述之。在熊牟唐之后，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亦步亦趋的覆述/演伸/应用。（就此点而言，台湾的李明辉先生最可谓忠实无违而择善“固执”，如果不是“排他”的话；杨祖汉先生亦可称忠实，而现能主持台湾“新儒家”代表刋物。故我们不妨说李先生与杨先生或有点可比拟为阳明门下的钱绪山。只不过，不但完全没有独立运思的能力，而不可能真可称为“钱绪山”，且亦曾说牟宗三对“上帝”是“存而不论”的杨先生现在不知执“着”（平声）什么。自称是新儒家左派的林安梧先生----我去年回台湾去见他即是因同情于他之“左”，而他竟粗暴的变脸----拒绝刊登敝文，故亦不知他在想着些什么。现在他亦已在七月份《鹅湖》推出了他的“后新儒学”规模。他也说他是“生活”儒学。）

二是重新安排时空、数学与逻辑，即所谓的“量论”。这是牟宗三所曾从事、但并未完全成功的，亦是今天讲现象学者不能不自知者。（台湾的吴汝钧先生不能在此方面真正为之，却反而一头走到偏路上去了----此“偏”与王龙溪之偏不同----而自欢喜赞叹。大陆的现象学者则恐怕还不必有吴先生在“创生”与“有/无”问题上的用心/警觉。）

三是彻底明白/分别何为“自然”，何为“精神”，以彻底解决宇宙“体/用”的问题，黑格尔/马克思所留下的问题，[1] 与最终的“创世主/上帝”的问题（这不但是唐君毅“精神/人文”哲学犹待吾人省思的部份，也是熊牟唐三先生如何圆通融和的部份）。

上所说之一是任何人皆可为，亦皆不能不经过。二是我当年所曾想从事而愧不能者（我曾想从王浩先生学点数理逻辑，但他却说“逻辑是末道小技”）。我亦因自认无法有力辩证牟师而不敢立言。我们或可期望中国人现之讲习现象学将来能与数理逻辑结合，而再出一如青年牟宗三的天才而为之。三却是我今已有悟而能明白说出者，而虽然不能从内部建立时空数学与逻辑，却能从外部指点出其真相/定位。有一天若有人真能建立“量论”（中国哲学今后的Holy Grail），那将是中国哲学完全站立起之一天，但亦无法逾出我今之所说也（即可是牟先生在祭悼唐先生文中所说的“文化意识宇宙”明确具体落实为人所“创/生”的“精神宇宙”，但人之为“创世主”仍不能违于“自然”；而且，人是宇宙“创世主”之观念若不成立----在“宇宙/自然”中“创世”之“人极”----则即使关于时空数学与逻辑的谜思也不必能真正解决）。

“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虽甚佳，但那是不够的（也服不了现象学者或甚至由海德格所领军的存在主义）。“生活儒学”（不管是海峡那一边的）并没有真正知道牟宗三所说的“创生心”[2] 和“般若共法”是什么（“般若”在台海彼岸沦为“一本光明/同归于道”的“解业”论）。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释老若一时仍难掌握，（黑格尔的）“精神”总应该还能知（至少在敝文出现以后）？（康德是人人皆可不服气，但却不是人人皆可绕过去。胡塞尔/海德格真绕过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