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起，儒者们是使用什么方法来获得知识并建立他们的学说体系的？

本源性的问题都没明白，没有共同承认的基本出发点，议论来，争论去不过是相互各认为自己有理，最终发现，“五四”之后的这一切不过是在进行一场价值不大的争论。

我认为：在孔子那里，儒学的最基本的本源在于：以“仁”为出发点，赖以获取知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是：客观地考察人类社会的现象，运用“以己及人”和推理，使知识系统化，并与新情况、运用已有知识的结果相对照，进行进一步的校正。以“中庸”为规律并以此为行事（做人做事）的核心。

当然，这只不过是本人所认定的儒学必不可少的本源，也许在不同的人看来还能增加一些。

“以己及人”方法是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非常普通的常识，法家的韩非在其著作中把它变成了“以己度人”并发挥到了极致。本人心得的一点独创是：它是儒家学说中极为平常而且迄今未被明确意识到的、极为重要的建立儒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

从根本的本源来探讨儒学，儒学的几个本源：“仁”、“中庸”，与现代科学几乎没有冲突。（中庸，用现代的话略有拔高地说就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总是以某个最佳点为平衡点震荡、反复，因而人们行事也必须取最佳方案，不偏不倚取中庸而已）

儒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儒学基本方法中“以己及人”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系统、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科学的系统、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是探求真知的方法，而儒学基本方法中的“以己及人”方法只能够说是很高明的办法。

古希腊人严密的演绎推理体系，发展到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最高峰后必然是停滞不前，因为古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古希腊严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如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纯粹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与经验基础发生关系；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有实验，也有实验结果的记录，但未能够与现代科学一样，明确地以经验为基础，并以此为判定正误的标准，也未能够以经验为基础产生出发点（概念、定律），并以此经严密推理，产生结论，并用实验验证；所以，古希腊的科学，从学科内部的情况来说，由于实验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彼此相互分离，不可能象现代科学一样发飞速发展。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经验为科学的基础并作为判定正误的标准，有了系统的实验方法，加上长期以来知识的进步、积累的有利条件，伽利略等人[1]运用了系统地进行实验以获得实验结果，以系统的实验结果为出发点并从出发点进行严密推理，严密推理的结论用实验验证，将实验结果作为判断知识正确与错误的依据，古希腊人的方法才获得了新生。牛顿、拉瓦锡、达尔文等科学家发挥了科学方法的优势，不断创造，获得了许多真实、可信，近于完美的伟大成就，连心理学等学科都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成为最重要的学问。

相比之下，儒学方法中的“以己及人”方法，有很多优点，直指个人的内心，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易于理解、掌握和传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诸求己”，等等，儒学十分世俗化，不可能成为宗教，原因在此。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方法，能够经受住原始理性思维反复的追问、诘难，而且在理论体系的初创时期，特别易于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儒学在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几乎全部陷于停滞后仍有相当大的活力，与此不无关系。

但“以己及人”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真知的探究、追问很不彻底。儒学因此在推理上既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类似于古希腊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因为儒学自身根本没有这种需要；在客观考察方面也不可能将它运用于对自然事物的考察，“以己及物”是无法进行的，也就是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实验方法。因而自然科学不但不可能由儒学发展而来，儒学连产生自然科学的萌芽都不可能。因此，宋明理学家们的“格物致知”不过是胡扯，认识世界变成了“内省”、“参悟”。朱熹认为穷究“一草一木之理”为“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炒沙而欲成饭也[2]。”王守仁认为：“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3]。”两代大儒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儒学发展的必然。

此外，“以己及人”方法特别容易将儒学变成一个伦理体系而不是认识体系，儒者易苛责于伦理，而不是客观、仔细地认识事物。这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

中西文化讨论可以休矣。从本源和发展以及现状来看，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领域，西方文化都全面超越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客观考察，西方却发展出了系统的实验方法，中华文化没有做到。

中华文化有推理，西方却发展出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中华文化没有做到。

儒学以“仁”为本，西方发展出了自由、民主、宪政等一整套理论和办法，儒学没有做到。西方文化强于中华文化的还有很多很多。在我看来，唯一儒学比西方强的是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己及人”的方法，但发挥到极致变成“以己度人”的是法家的韩非，我想儒家的大儒们能够做到，却不愿意这样“以术害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