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社会别的宗教相比，儒教具有更为强大的包容性和渗透力。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无不涵融于儒教之中。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都是由儒教来定型和完成的。民族精神的挺立，个体生命的安顿也同样是由儒教来承担的。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儒教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构成要素不与儒教相关联，儒教渗透到了传统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是儒教造就了中国，是儒教型构了中华民族，是儒教让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没有儒教，我们的民族将丧失自性特质和独立的存在价值。

    儒教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儒教起始于伏曦，定型于周公，大成于孔子，后经孟子、董子、文中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往圣先贤发扬而光大。6500年来，儒教安顿并滋养着中华民族，儒教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荣辱与共。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致相同的时期内，世界不同的地域同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文明创生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印度有佛陀；希腊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贤哲；中国则有孔子及别的诸子百家。人类主体文明形态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同时生发。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经过“轴心时代”的文明创生，各大文明形成了自已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灿烂的图景。

    儒教，正是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完成了第一次突变。

    一、轴心时代的儒教突变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儒教完成了第一次突变。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述作六经，损益三代，集其大成，儒教实现了对原始形态的超越和突变，从而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型构，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模式和精神气质。近代以前的两千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周公孔子所开出了儒教礼乐文明的方向，其根本精神和根本价值作为常理常道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始终。儒教文明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精神。

    轴心时代儒教的突变是由原始信仰形态向高级信仰形态的突变。这种突变是对原始儒教形态的一次超越，是在对原始儒教进行损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质的飞跃。

    儒教的原始形态为巫祝形态。巫祝的职能是交通天地人神，巫即是“舞”，“以舞降神”之意。“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说文》）。“巫”“祝”都是接神事神者，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巫，以舞降神；祝，则是祭祀时向神祷告赞词。周以前，巫祝不分，《说文》还有以“祝”释“巫”之条。

    巫祝阶段是儒教的原始阶段，也是儒教的蒙昧阶段或低级阶段。《周礼·春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春招弭，以除疾病”，“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由此可见，司巫的职能大抵是“降神、祛病、除灾、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