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论》中，荀子指出，天星坠落、社木鸣叫、日蚀月蚀、风雨不调、怪星常见于天等现象，人们不了解其原因而感到奇怪是正常的，但若畏惧这些现象就大可不必。他解释说：这些现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认为最可怕的是“人妖”，即统治者“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所造成的灾祸。只要政治清明，人们不迷信，就是有了自然灾害也不会形成太大影响。天地自然的变化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受人的意志干扰，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商周以来的君主，常以君权天授为中心，论证自己权力的合理性，荀子却明确地说，天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圣王、暴君都与天无关。这对于传统的天命观显然是巨大的冲击。 

　　荀子的天论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对于它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的确应当充分肯定，但若硬给它带上一顶“唯物主义”的桂冠，则大可不必。论者一般以为荀子提出了与唯心论的“天人合一”说相对立的“天人相分”理论。其实，“天人相分”说，只是论者对荀子思想的一种理解，荀子自己并没有说过“天人相分”，他只说过“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荀子所强调的是要弄明白天和人各自的名分。这里的关键在于“天人之分”的“分”，不是作为动词的分别、区分之意，而是作为名词的职分、名分之意。在战国时期的文献材料中也有许多作为名词的“分”字之例，如：《孟子·尽心上》谓“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商君书·定分》篇谓“名分已定，贫盗不取”，都是典型的例证。这些文献材料证明，作为名词的“分”字之义在于“职分”和“名分”。郑玄注《礼运》谓“分，犹职也”，是正确的。“分”字的这个意义，有时也被写作“份”，这个意义上的“分”字也应当读为“份”之音。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路是：天有常规，人有等级，高明的人便会“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荀子·荣辱》）。荀子所提倡的“明于天人之分”，其目的就在于此。荀子所说的“不怨天”的“知命者”就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至人”，亦即“顺命以慎其独”（《荀子·不苟》）的君子。所谓“明于天人之分”，意即明白天、人两者的名分、职分而不可僭越。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这句话完全与天人的区分、划分没有关系，而只是说其主导思路在这里并非是区分天与人的界限。 

　　“天”的名分、地位，亦即“天”的属性如何呢？荀子对此曾经进行过许多分析。战国时期诸子的天论从多种角度进行过探析，或谓天为自然之天；或谓天为神灵之天；或谓其为伦理之天。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天”的自然属性是湮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的。人们对于高高的天和运行着的日月、星辰等有自然的、直观的印象。荀子正是利用了这种粗糙表象来阐述天的神秘属性。荀子认为“天”不仅是有目的、有意志的神，而且还有自己的道德属性，“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的道德属性里面，荀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诚”，“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天的笃实不欺的品格，是它造就万物的保证。《荀子·天论》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天的公正无私、毫不偏袒的品格。由于天的公正无私，就使得人们在社会动乱时不会产生对于天的怨恨之言，所谓“知天命者不怨天”（《荣辱》）的道理就在此。荀子指出，天是人世间的统治者的圭臬，说他们应当“居如大神，动如天帝”（《荀子·正论》）。所谓“天帝”本来是人按照世间君主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但荀子却颠倒过来，以为世间的君主乃是“天帝”的影子。 

　　在探讨先秦哲学的时候，论者多强调荀子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笃信以“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划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学者所特别看重的名言。论者往往从这里推导出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并进而引申出这是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力战胜自然的情况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云云。其实，荀子这里的意思并非要人们征服自然界，实现人定胜天，而是要人们“制天命”，意即认识、掌握“天命”，这个态度尽管是积极的，认为人们在天命面前可以有所作为，但应当注意的是荀子之论仅仅到此为止，并没有发展到“人定胜天”的地步。就荀子“制天命”的命题看，“制”的范围有多大呢？荀子并非要征服天，也不是指要征服自然界。从荀子的礼、义观念看，他所谓的“制天命”，实际是以礼义为半径画了一个圈子，超出这个圈子的人就是不知天命的“愚者”、“小人”、“奸人”，荀子认为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制天命而用之”。在荀子看来，天子、士大夫、庶人等的社会地位，都是“天”有意识安排的结果。汉儒董仲舒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的神学模式，实滥觞于此。荀子和董仲舒一样，其所强调的都是人对于“天”的依属，然而在时代上却比董仲舒早得多。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他的天论的确是古代思想史上一大宝贵财富。作为一位思想深邃的哲人，他对于迷信禨祥的批判闪耀着智慧之光。荀子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天论》中曾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自然之天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对于“天”的迷信，在讲究人事的时候，荀子慷慨激昂地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其思想的进步意义实在于此，荀子这方面的认识还有着一定局限。他主张对于天的本质和天之所支配万物的奥秘，人们不可认识也不必去认识，他并没有提出所谓的“天人相分”以及“人定胜天”的理论。我们今天对荀子天论进行的认真分析，若他有知，当不以为忤，也许还会莞尔而笑，点头称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