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鲁迅用日文于1935年4月29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月刊》，同年7月，译成中文，刊载于东京的《杂文月刊》，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后由作者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发表文章前，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骂孔，只是因为他看不惯别人尊孔，好奇怪的理由。

      1949年前，我只看了他的《阿Q正传》，不久到了台湾。台湾海峡不仅阻隔了人民的来往，也砍断了两岸的学术交流。等我见到鲁迅先生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已是五十多年后的2003年11月，在重庆市一家旧书摊的阴暗角落里，亦喜亦悲。喜的是能看到他批判孔子最具体的一篇文章，据以知道他对孔子了解多少？悲的是他在没有蠡测出孔子思想、言论、行谊深妙之前，却遽然以“大师”之尊对孔子任意挞伐，使一些崇拜他的人，亦步亦趋，跟著戴上凹凸眼镜，把孔子看成一个生前不学无术，受尽奚落，死后被人当成权势者“敲门砖”的工具。

    虽然，我在历尽沧桑后的晚年，花了十多年探索孔子思想，也许还不够资格为孔子辩护、伸冤；至少我及我的几位朋友、同学可以作证，证明我们在人生途中，不约而同都走得十分辛苦、疲惫，却在结交了这位古代益友孔子之后，经过“循循善诱”影响，思想由狭隘、灰暗，变得逐渐豁达、光亮，彷若脱胎换骨，走起路来，亦格外轻健、舒畅。尤其让鲁迅先生始料未及的，我们几个都是他讲的“普通民众”、“愚民”。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智

    历史，有人类的，国家（民族）的，及个人之分。人的生命有涯，知却无涯。因而我对历史采取深浅不一的认识。

    人类的历史，略知概况就好。

    国家（民族）的，至少应把自己国家几千年来于政治、文化、军事等在历史长河沿途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化环节弄清楚，才明白我国为何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成了外国人的刀俎？

    春秋，战国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环节，积蓄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秦朝统一中国是一个环节，为后来中华民族版图奠定固有疆域。

    汉朝叔孙通，刘邦，到董仲舒是一个环节，孔学质变而成俗儒，沦为皇帝巩固江山的工具。

    唐初，“贞观之治”是一个环节，孔子民本、道德思想，乍见生机，可惜昙花一现。

    迤逦而下，宋朝儒学渗进了老、释而成“理学”，弃孔子“人本、重智、践行”之学于不顾，转而在“心性、义理”效驴子推磨，耗精伤神，却无益于世，从此孔学名存实亡。清朝学者颜习斋在58岁致弟子李塨的信，就痛斥宋儒：“予未南游时，尚有将程（颢、颐）、朱（熹）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现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在致钱晓城信，更大骂宋儒“其祸甚于杨、墨、烈于赢秦。”另在《存学篇》卷一：“宋元来儒者都习成妇女态、甚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至于以后以八股文取士，便是理学孵化出来的怪胎。

    看了以上历史文化的迂腐曲折演变历程，则1919年“5.4运动”的“打倒孔家店”，1973年的“文革批孔”，让人感觉他们的砸错了庙、打错了菩萨，不只暴露他们对孔子的隔阂、无知，也是对历史演变患了偏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自推动经济全面开放以后，人民物质生活提升，肚皮饱了，身体暖了，在面对纷至沓来的工商多元社会，如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人与事如何调适恰当；人与物如何拿捏取舍等大堆问题，脑袋却患了枯萎、痴呆、空盲病，以致社会秩序日趋紊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5.4打孔”，“文革批孔”后遗留下来的祸患？

    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补充一句：“以己为鉴，可以知己未来。”综合以上之说，每个人大致可以推测出自己未来祸福、顺逆，乃至寿夭。

      1949年，我随军到了人地两疏语言不通的台湾，加上当时军人待遇特别菲薄，衣服褴褛，是社会的下等贱民，自成一个特殊团体，与民众不相往来。一时之间，亲愁、乡愁、情愁、钱愁、前途漆黑愁、自卑愁，齐拥心头。横在我们下级官兵前面只有三条路：一，昏昏噩噩混日子；二，自尽；三，以“学”化千愁。我既怕在异乡做鬼；又不愿变成行尸走肉；只有选择后者。在无人指导下，逢书必读。有的越读越糊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宋明的“理学”就是。有的觉得似曾相识，经过一番耐心琢磨、推敲；再拿我的一生流离颠沛生活与他的思想、言行交错印证，发现相符则益，相悖则损。他又像一面明镜，我的美丑，在其面前，一览无遗，这个人就是孔子。他教我看清“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里的那个“自”，知道了“自”，然后知“学”，“学”而知“智”。仁、义、礼、诚、信、直、恕、忠、孝、慈、爱等德性，便是从“智”溢出的琼浆。“自”是孔子思想的起点；“学”是孔子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智”是孔子思想成熟的象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则是孔子思想的目标。这样既有益于己，又益于人、事。我何乐而不为？于是循序而进，从读《论语》，研究《论语》，生活《论语》，到了晚年著作《我与论语》，悟觉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4）或许就是他在遭到逆境不得不将飘荡无依的心，栓在一个超时空的精神乐园，由“下学”以臻“上达”的心路自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