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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大合，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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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但是，有一些代表人物，他们象征着民族精神，代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倾向。
黄帝：集远古物质文明大成
首先还要从黄帝说起。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有没有一个黄帝？这是汉代就有人怀疑过的问题。
号称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第一卷为《五帝本纪》，首列黄帝。他从几个角度证明黄帝其人确实存在：一是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都讲到黄帝。今存《大戴礼记》有《五帝德》篇，开始就是“宰我问于孔子”，全篇所问的内容就是关于黄帝等五帝德的问题。宰我，就是宰予。孔子的学生。另有一篇《帝系》，开始是“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从《史记》可以证明，《大戴礼记》中保存了汉代流行的一些文章。我们从《汉书?儒林传》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虽然看不出戴德编撰《大戴礼记》的迹象，只能说明当时对编撰不太重视，并不能否定编撰的事实。二是司马迁自己四出考察，“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老人说到黄帝和尧、舜的遗迹，风俗虽然不同，基本上都跟《五帝德》、《帝系姓》所载差不多。三是司马迁读《春秋》、《国语》，发现这些书发挥了《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有许多明显的旁证资料。《尚书》没有记载黄帝的事，是由于缺损，所缺的内容往往可以从别的典籍中看到。
司马迁经过调查、考证，确认黄帝的存在，并认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因此，他写《史记》就是从黄帝开始的。
中国的远古时代，黄帝之所以成为文明始祖，是由于他统治的那个时代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物质文明。黄帝成了这个时代的物质文明的代表，也是这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
黄帝以后，经过尧、舜、禹、夏、商、周几千年的时间，物质文明日益丰富，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日益健全、完善。孔子把社会制度称为“礼”，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夏代的社会制度和商代的社会制度，孔子都比较了解能够说得很清楚。对于周代的社会制度，那就更熟悉了。他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吸取了他们的长处，修改了缺点和不足，继承并发展了原有的制度，建立起更加丰富美好的新制度。他又明确地说，社会制度是继承发展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殷商时代继承夏代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周代继承了殷商制度，又作了修改。因此，周代的制度比夏、商的制度更文明，更完善。以后继承周代的制度也要进行修改，因为根据过去的事实，可以推知未来的大体趋势。
是谁继承了夏、商的制度，又作了修改，然后建立起西周的制度呢？是周公。
周公：集古代制度文明大成
周公，就是姬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他辅佐周武王攻打殷纣王，取得统治权。后又辅助周成王治理天下。治理天下比夺取天下更难。因此周公在治理天下时也更忙，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接待四方来客，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唯恐怠慢了贤能。由于他努力，国家得以安定。天下安定，如果没有制度，就不能巩固。“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史记?鲁周公世家》）官民都有了制度，有了规范，社会关系就容易和谐，社会就能正常运作。
周公建立了封建制度，又制礼作乐，对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有极大好处，因此，周代绵延相传，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朝代。周公是建立周代文明制度的设计师，是古代制度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也是孔子总想梦见周公的根本原因。
周公封于鲁，他为了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没有到封地去，而让他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当鲁公。周公告诫他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的社会地位可以说贵极人臣，如此高贵的周公洗一次头要握发三次来接待士人，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食物，去请教士人。这样热情又殷勤地接待士人，还怕没有接待好天下的贤人。周公告诫伯禽千万不要凭借自己掌握国家权力而骄傲，轻视别人。
为什么要如此谦虚谨慎呢？这与周公的治鲁方针有关系。《吕氏春秋?长见》载：周公治鲁方针是“亲亲上恩”。吕望认为这种方针会使“鲁自此削矣”。亲亲，与亲属特别亲近，在用人上就是“任人唯亲”。上恩，指崇尚恩惠。恩惠最大的是养育之恩惠，即父母之恩。上恩实质上也是重血统的。总之，亲亲上恩，就是宗亲体系。宗亲的重点在于任人唯亲。只任用亲人，对于协调内部关系、稳定统治体系，都是有好处的。但也有严重的缺陷。这种宗亲体系，内部缺乏竞争机制，没有活力，国力自然会逐渐削弱。
孔子：集古代精神文明大成
孔子生于鲁国，深受周公宗亲制度的影响，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上）古代把最高尚的道德称为“仁”，因此有“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一》）的说法。儒家认为孝悌（孝弟今作孝悌）是仁的根本，说明他们是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孔子主张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他把爱亲推广到爱人。当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爱人。”这个“人”就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特殊的亲人。孔子还说“泛爱众而亲仁”，又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说苑》卷十四《至公》、《公孙尼子?迹府第一》载战国时期名家公孙龙与孔子后代孔穿辩论时引述了这一段内容。）这些资料都说明孔子已经走出国家、地域、宗亲的小圈子，进入博爱的境界。从这种博爱思想出发，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把外在的“礼”变成内在的“仁”，是一大飞跃。“仁”在儒学中就是精神文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精神文明的集大成者。经孔子整理、删削、改写的“五经”，原为儒家教材，后来成为儒学经典，在中国古代史上高居统治地位，成为朝野指导行为的权威思想。
孔子以后，儒家中分出墨家，后来，“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再加上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庄子崇尚老子，非儒法倡自然，形成道家学派。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提出法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把儒家等学者称为“五蠹”，作为批判对象，主张彻底抛弃文学、忠信、仁义、贤智，“一断于法”。此外还有“离坚白”和“合同异”的名家，还有兵家、医家、农家、商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各家学者自是而相非。百家自由发表言论，平等竞争，思想极端活跃，被后人称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界的第一个春天，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人们面对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希望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
各家学者也都想用本学派的学说统一天下的思想。经过近二百年的争论，大家都有统一思想的愿望。但在政权分裂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秦国日益强盛，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过秦论》），削平诸侯，统一天下。这时，思想统一才有了基础。秦以法家思想取得统治权，因此，统一中国以后，就仍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皇帝权威和法家思想居于“一尊”的地位。
法家讲实力而否定仁义，帮助秦争霸天下的荀子学生李斯有一段话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他以兵威即军事实力争霸世界，否定老师荀子这位大儒反复强调的仁义。荀子认为兵威是末，仁义是本。李斯不能理解老师的仁义主张，在秦国节节胜利并统一天下以后，继续推行法家非仁义的方针，以为老师的观点是迂腐的，而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但是，实践在继续延长，李斯被车裂，虽然痛心后悔，却仍没有觉悟到不行仁义的恶果。他所看到的是秦天下大乱，看不到的是秦速亡，而推行仁义的汉朝延续了数百年。我们看到比李斯更长的历史，应该有更高的认识。荀子这位大儒对秦国舍本逐末的政治导致乱世的预见是高明的、正确的。
秦亡由于不行仁义。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按法家思想治国，“憎帝王之道”，反对仁义思想，结果“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是失道乱世。
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集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大成
经过许多学者几十年的努力，孔子儒学的地位逐渐上升，董仲舒把先秦诸子的合理思想都吸收来，充实儒家学说，又经一番改造，重新诠释，使之适合汉代社会的需要。先使儒学现代化，即适应汉代社会，然后向汉武帝提出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达到思想统一，进而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这就是董仲舒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提倡“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班固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这就是所谓“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儒家典籍成为经书，研究经书成为一门学问，叫经学。汉代学术的特点就是经学。董仲舒这位经学大师采纳诸子百家学说的优秀成果，发展儒家学说，成为汉代新儒学。董仲舒新儒学是以儒学为基础的诸子百家集大成者。董仲舒因此被称为“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论引刘歆语），“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王充称董仲舒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篇》）。朱熹说，三代以下，董仲舒是“醇儒”。近代康有为对两千年前的董仲舒仍然崇拜得五体投地，称他是“自孔子之后一人哉！”（《春秋董氏学》卷七《传经表》）董仲舒是在中央集权制下以儒学为基础的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汉朝大一统政权下产生了独尊儒术。东汉末年，政权衰微，无法控制社会思潮。儒学长期居于独尊的地位，日益繁琐、僵化，被学人反感。儒学随着汉代政权的瓦解而丧失独尊的地位。在这种时候，先秦道家经过几百年沉寂之后，开始抬头，与方术之士的“法术”相结合，产生了道教。两汉之际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长期与中国传统思想协调磨合，逐渐扎下根来，缓慢地扩大影响。儒家仍有相当势力。在当时的思想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三足鼎立之势。三教争立，彼消此长，当政者仍按儒家的君臣之义组织政权，实行统治，又都利用释、道，以辅助统治。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三教之争从未停止过。隋唐时代，三教分立与政权统一并存，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
朱熹：三教合一、儒学为本，集伦理思想大成
北宋开始，儒学占了上风，释、道受到排斥而归隐山野，但是，释、道的许多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也渗入儒学，成为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组成部分。理学大师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理是本”。“有是理后生是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此性自有仁义”。“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一）。朱熹从宇宙本原的理讲到人的气质，又讲到人的心性，最后落实到如何修养心性，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朱熹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四书集注》，而这“四书”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强调心性修养的。朱熹的注更突出了伦理色彩，因而使它们在宋以后的几百年中，在伦理方面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讲的知行关系、义利之分，格物致知、天理人欲之辨，都是从伦理角度讲的。他虽然推崇儒学，同时也指责佛学和道教，但他的思想也深受佛学和道教的影响。他说的“理一分殊”，所用比喻“月印万川”，正是佛学中用以比喻佛性的。他讲的“太极”、“道器”、“阴阳五行”，则深受道教的影响。朱熹讲的这些概念、思想，都融汇人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朱熹是三教合一、儒学为本的伦理思想集大成者。
总之，黄帝、周公、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都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人物，对中华民族精神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报》2006年10月2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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