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生命   意欲   梁漱溟   仁   刚的态度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大师和我国现代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平章华梵，会通中西，立足文化，关注社会人生，探文化之源，开未来之流，历时半个多世纪，从而建立了一个纵贯古今融汇东西涵括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发展论、文化生命论和文化实践论等丰富内容的庞大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中，最具生命力、最富独创性的理论，就是他的文化生命论。

　　一、生命是文化的归宿

　　 “生命”是梁氏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梁漱溟先生认为，“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I] 表面看来，梁先生更着重的是自然、宇宙，以自然为最终目的，实际上，在梁氏那里，“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大生命的表现。”[II] 生物、自然、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是梁氏文化哲学的最终归宿，一切以自然为宗也即一切以生命为宗。

　　 为了给文化找到生命的落脚点，梁漱溟从宽泛的含义上对文化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III] 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形成了它的文化，然而生活即是生活者——生命的活动，它们本是一回事，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是体与用的关系。就这样，生命极体面地走进了文化，文化之不同也即不同民族生命表现形式之不同罢了。

　　 我们必须看出，梁漱溟先生对文化问题的探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解决问题时决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IV]。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时要抓住整体文化精神，把握住文化的根本，而“(文化)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V] 所以，改造社会即是变换一种人生，文化的改变也即一种新的人生态度的转变。

　　 从这一信念出发，梁漱溟批评了西化论者在倡导“塞恩斯”、“德谟克拉西”和“批评的精神”的同时，没有给人以根本的人生态度。并认为，“无根的水不能成河，枝节的做法，未免不切”[VI]。 退一步讲，即使倡导“塞恩斯”、“德谟克拉西”和“批评的精神”能引导出一种人生，也只是西方的人生。而西方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出现了很多的弊病，受到了严重的批评，他们还不加选择地原封不动地拿过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它的过失，但是也必须经过修正后才能发挥实效。

　　总之，文化拯救和文化路向的更替实质上只是一种现实人生态度的改变，只是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人生贯彻。文化也只有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它才能真正扎根开花。一句话，对现实生命的关注是文化哲学的最终归宿。   

　　二、生命是文化的原点

　　 如果说，“生命是文化的归宿”是梁漱溟先生沿着文化哲学思路向外推演的结果，那么，

　　 “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这是梁氏文化哲学的第一命题。那么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是梁氏文化哲学的第二命题。“意欲——生命(生活)——文化”这便是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生成图式，意欲是文化的根源，也是生命、宇宙的最初原点。

　　 意欲自身又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VII]， 而叔本华的“意欲 (Will) ”“即是生命意志，意志作为(人)自己的身体的本质自身”[VIII]，意志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本质。

　　 然而作为生命本质的意欲是怎样生成文化的呢?

　　 梁漱溟先生从他观察文化的方法——佛家思想方法入手，对此进行了说明。

　　 他认为，“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生活和生活者——生物只是一回事，都是相续。生活或生物是没有范围的，只是涌动不已的相续，所以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整个的宇宙，而每个人的生命存在又有自己的特异色彩，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宇宙，与他的宇宙即与他人的时空存在是不同的。所以“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IX]那么，“相续”之所以可能，宇宙是多的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梁漱溟先生缩小了生活的范围，单从生活的表层进行了论证，他说：“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为什么这样连续的涌出不已?因为我们问之不已追问不已。一问即有一答——自己所为的答。问不已答不已，所以‘事’之涌出不已。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这些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产出而操之以事寻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X]“意欲”操持着这六种认识的工具一问一答，使生活、宇宙成为非二的多的相续，这就是梁氏对生活对生命存在的基本理解。

　　 最后，梁漱溟总结说，“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XI] 这个“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前此的我”就是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也就是说，现在的意欲作用于世界而形成了生活，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就是作为生命本质的意欲作用于世界而创造了文化。

　　到了乡村建设时期，梁漱溟先生在《朝话》里则明确地肯定了生命创造是文化的源泉。梁先生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穷无尽的创造。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大生命的表现，但是“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所以，“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人类为什么还能充分具有这大生命的创造性呢?就因为人类生命中具有智慧，这一智慧就是进行文化创造的那副才质。从宇宙的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氏得出了他的生命创造的进化史观，并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生物、生命与文化。在他看来，生命创造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成己和成物。成己就是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进于开大通透，刚劲稳定，深细敏活，而映现于无数无尽之理致者，为成己”。成己是内里的创造。成物就是对于社会和文化上的贡献，这是外面的创造。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不已，自然靠的是外面的创造——成物，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么，又是内里的创造(成己)要紧了。”[XII] 文化源于生命的对外创造，而成就生命，对内创造又是对外创造的根本，二者密不可分。总之，生命创造是文化的源泉，生命是文化的原点。

　　三、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

　　 生命是文化的原点，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生命的存在，是文化的创造者，没有人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文化所创造，没有文化，人也就什么也不是，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之特质，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

　　 从梁漱溟文化哲学的第一命题——“生活的样法即文化”的字面进行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生命活动的式样即文化，这样我们便轻而易举地得出“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这一结论。

　　 梁漱溟之学，是人学，是仁学，是儒家的实践智慧之学。他深切地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是离不开其文化场景的。个体生命民族生命、人类生命的不同在于文化的不同，同样，西洋人、中国人、印度人之所以不同，并非生理上的不同，而源于文化之不同，在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精神。西洋人身上充盈着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的精神和批评的精神，中国人身上体现着内圣外王精神和中庸和谐的精神，印度人身上则充满着出世精神和禁欲忍让的精神。从对文化对生命的深刻的体验和实践，梁漱溟先生的理论使得当代中国人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能离开其民族生命精神和文化生命精神的。

　　认识到文化生命是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生命组成，这是梁漱溟先生对文化哲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对孔子真精神的深切体认。在孔子那里，文化同人的自然状态、文化生命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完美的人格理想即是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XIII] 这里的“质”，指质地、质料，指人的自然状态或本性，即人的自然生命。“文”，指文采、华饰，实质上就是文化作用于人身而特有的光采和气质，即人的文化生命。自然生命是内在的，文化生命则是外在的。孔子认为，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包含着两种生命——自然生命（质）和文化生命（文）。如果自然生命超过了文化生命，人就会显得粗野，反之，如果文化生命超过了自然生命，人也会显得浮夸。只有把这两种生命形式配合得很恰当，才是君子的典范。孔子赋予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和自然生命一起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始终。人的生命的延续，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文化精神的延续。这一文化精神为宋代大儒朱熹直接继承，梁漱溟则重新开启了宋明儒学之门，复活并发展了孔学的真精神。牟宗三先生指出，“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XIV] 梁氏的文化生命理论不仅为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发展指示了一个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生命放进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显示出他对人的理解所特有的深度。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M．兰德曼指出，“除了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特质之外，只有研究人的客观精神的根源和文化的条件作用，才能完全理解人”。[XV] 也就是说，不仅要研究人种的永久不变的遗传性，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研究那些从一代人至一代人，从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人在内容上不断变化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完全理解人，完全理解生命。梁氏这一理论正是在这点上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它使人真正体悟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深刻的文化的与精神的真实内涵。

　　四、文化生命精神的高扬

　　 在揭示出人的文化生命之后，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生命精神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与孔子简单地把“礼乐”作为文化生命的基本内涵不同[XVI] ，梁氏的文化生命精神更为丰满，它包含着生命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中的生命精神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援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阐释儒学，建立生命本体，从而以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现代人生提供指导，为人类文化指明道路，这是梁氏哲学的一大特色。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不断实现着“生命冲动”的永无休止之流，是一种宇宙的运动，而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柏格森又称之为自由地创造意志，其向上冲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而其受碍后向下附落则形成物质。生命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逆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相互克服又相互存在于一体，就形成了有机体和世界。深受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宇宙本体是生命，尽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的不断变化产生出外在的现象世界。这个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由所谓“前此的我”构成的，而“前此的我”又是由“现在的我”(意欲)产生出来的。就这样，梁漱溟建构了自己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以此来解释文化及其发展轨迹。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的结论是：生命是文化的归宿和原点，文化只不过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创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文化的变迁只是其核心思想——人生哲学人生态度的变迁。现在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向外看向外探求，转移到现在的关注自己关注生命，这表明西方文化要发生一次质的转变。按照梁漱溟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XVII]。 从文化对生命精神的关注看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依次表现为对较低的生命精神的创造物——外界物质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载体——生命自身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超越，对无生命的本体——无的关注，它们依次代表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在最近未来复兴的不但是东方的文化，而且直接了当的是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所着眼研究所关注的是生命。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文化向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弘扬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与生命得到统一。梁漱溟先生的结论是：“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 。”[XVIII]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重新诠释了在不久的未来就要复兴的中国文化，继续发挥着儒家哲学“万物化生”的变易思想。在梁氏看来，中国文化关注的是“生”，讲的是“宇宙之生”。这里的“生”不仅指生命，还指化生生命的过程，故说“生生之谓易”——化生生命是宇宙自然不变的准则，梁漱溟认为，“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XIX] 孔学最重要的观念是生命的观念，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

　　梁漱溟抓住了孔学的核心——最能体现生命精神的“仁”。在梁氏看来，“仁”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是调和是中，是绝对的乐，是“刚”的态度。

　　孔子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的自觉精神，有时孔子又把它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某些具体的道德范畴来使用。由于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影响，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对“仁”进行了本体的阐释，把“仁”看作是本能，—情感、直觉，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梁漱溟引用了《论语》中宰我问三年守丧的一段话，指出“仁”就是不安，就是对丧期间吃米饭穿锦衣的不安，“而所谓不安，不是情感厚直觉敏锐是什么？”[XX] 孔子叫人求“仁”，不过是叫人求得平衡，一凭直觉，顺着宇宙自然大化流行的基本法则去生活罢了。这样，宇宙这一大生命的法则，这一大生命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准则，它的具体体现就是“仁”。深切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仁”的精神有了“同情的理解”。梁漱溟认为，“仁”，就是一种内心生活，就是通过内心修养求得一个“生活的恰好，因为儒者坚信恰好的生活是最自然、最符合宇宙自己变化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然变化中，每时每刻只是一个中、一个平衡、一个调和、这一具体过程表现为中——变化——中，如是流行不息。在这里，“仁”和“中”本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罢了，都指的是那种心理的平衡状态。

　　 而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仁”只是生意盎然，一“算帐”便丧失了生趣和活力，这正是西洋人生的弱处所在。孔家生活则是自然活泼去流行，是排斥“算计”，不系于外物的绝对的乐。梁先生深刻地洞见到孔家生活“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意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那一刻是他心理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XXI] 懂得了这“绝对的乐”，也就懂得了“仁”。孔子的“仁者不忧”，就是让人知晓“仁”是忧的反面。宋代大儒们“寻孔颜乐处”，明代泰州学派的心斋先生以乐为教，可谓把握住了孔学真精神，为人处事方有圣人气象。

　　 梁漱溟还对“仁”的精神进行了时代的诠释。梁漱溟先生在他的著作里一再强调，现在正处于第一路向向第二路向的过渡时代，过渡的关键就是转换一种人生态度。结合时代的需要，梁漱溟先生提出了“刚”的态度。这一理想态度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避免了第一路向、第二路向的弊害，它是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的优势的结合体。这种“刚”的态度，就是孔家的态度，就是仁。梁漱溟认为，“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XXII] “刚”的态度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活动表现为向外奋发，一是表现为其力量从内里生命发出。作为一种路向的“刚”可表现出深浅的不同，浅即向外逐物，深即向内关注生命。所以“刚”的态度既是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同时又排斥那种向外逐物的颓流，“刚”的动只是真实生命的感发而已，这种向外奋发弥补了中国总是偏向阴柔坤静的人生态度的不足。所以，“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XXIII]

　　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刚”的态度，“刚”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孔子宣扬无欲则刚，孔颜之乐，在极度低贱的物质条件下仍不改其乐，不改其对“仁”的追求，体现出一种高远的意境和人性的光辉；孟子讲“贫贱不能移”后又补了两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的典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都是一种刚健有力，生机勃勃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精神。梁先生对此进行时代的改造，一方面体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对文化问题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宣称解决文化问题必须遵循文化整体主义观念，强调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在这里，他却企望寻求一种对东西文化都适合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精神，并以此来解决世界文化的危机，走上了他极力反对的调和的道路。

　　总之，在对文化的阐释、回顾和展望中，梁漱溟先生始终高举生命精神这面大旗。生命精神通过历史与传统的积淀，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也只有贯注一种生命精神，才永远不乏生机和活力，文化的血脉才能源远流长；生命也必须承载着一种文化精神，生命才有厚度才有深度，才能获得一种穿透历史的永恒与存在。真的生命是智慧的生命，是文化的生命。文化生命精神应该是生命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中的生命精神的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文化生命论是梁氏文化哲学第二义（“生活是没尽的意欲”）的具体推衍。通过对生命的深层本质——意欲的发掘，梁漱溟建立了他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由此立论去解决他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解答文化生命的关系问题，得出了许多深远精辟的结论，并为世界未来文化和人类未来生活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文化出路和人生态度——“刚”的态度，这一“刚”的生活态度，基本上体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基本精神和现实要求。文化也只有找到有力的时代的人生支点，才能真正拯救这个社会，拯救全人类，既包括凄凄惨惨无所适从的西洋人、印度人，也包括正在谋求新的出路的中国人。正是抓住了那个失落的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进行考察，因此，梁漱溟先生超脱了世俗的眼光，得出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结论。梁漱溟也正是以文化这一特殊的方式体现出他的普渡众生的救世情怀，而他自身则是文化的救世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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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125

　　[I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94

　　[I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80-381

　　[IV]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5

　　[V]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4

　　[V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31

　　[V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52

　　[VIII]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M].商务印书馆，1982.159

　　[IX]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76

　　[X]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76—377

　　[X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77

　　[XI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94—95

　　[XIII] 论语·雍也[A]

　　[XIV]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湾三民书局，1984. 112

　　[XV] [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47

　　[XVI] 《论语·宪问》：“文之以礼乐”

　　[XV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04

　　[XVII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537

　　[XIX]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48

　　[XX]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3

　　[XX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64

　　[XX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37

　　[XXI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3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