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熊十力的高足和生活在20世纪的当代哲学家，牟宗三既有延续儒家心性本体的高度自觉，又比他的上辈更加痛切地感觉到了科学民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从哲学的高度贯通二者，乃是他终生呕心沥血的方向和目的所在。通过对中西文化及哲学长达数十年的沉潜往复和对比深思，牟氏一方面完成了对西方逻辑学和康德知识论的消化、中西文化的批判性省察和传统儒释道三家的反思性梳理，［1］另一方面也撰写并完成了《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三大核心著作，构建了一个以“良知”为核心范畴，融摄佛道相关智慧和西方知性精神的当代形上学体系—“道德的形而上学”。

　　从学脉渊源上看，牟宗三所创立的这一道德形上学体系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在强调心性本体与宇宙本体相即不二，本体的领悟需要反身自证等方面，牟宗三与熊十力可谓一脉相承。而认同并反复申说熊氏所谓“良知不是一假设，而是一真实的呈现”更是牟宗三道德形上学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之点。牟在述及他在这一关键点上与熊十力的师承关系时说：“三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冯氏终生不解康德，亦只是这样学着说而已。至于对良知，则更茫然。）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吾当时虽不甚了了，然‘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今乃知其必然。”［2］牟氏化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理解消化熊十力“良知是一呈现”这一话头，“道德的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实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洞见的展开和证成。

　　熊牟二人间的学脉传承关系不仅体现在上述关键点上，同时也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具体方向和方法上。早在牟氏着手梳理宋明儒学和建构道德形上学之前，熊十力就及时明确训示：因为“阳明以天也、命也、性也、心也、理也、知也、物也，打成一片”， 所以，王阳明之学代表孔孟儒学的正宗：“儒者之学，唯阳明善承孔孟。”并指出，程朱之所以偏离于正宗之外，根源在于“支离”，即“将心性分开，心与理又分开，心与物又分开。”他晓谕牟氏如能“苦参阳明”，日后自能知晓朱子之误。［3］牟宗三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宋明儒学划分为三系，并以阳明、五峰两系为正宗，程颐、朱熹一系为歧出，这一“别子为宗”的重大判教其实就是对熊十力上述训示的忠实贯彻。

　　从宏观上看，牟氏的道德形上学由“无执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和“圆善论”三大部分所组成，这一形上学虽然以儒家（尤其是陆王心学）为最终归宿和内在灵魂，但康德哲学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关于本体界的“无执的存有论”的建构中，牟氏以儒家的“良知”（心性）收摄康德的“上帝”和“自由意志”，将康德的“物自身”转换成为良知自我呈现中所构造起来的具有无限意味的“意义物”（“内生的自在相”），通过这一收摄与转换，牟氏不仅实现了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转进，同时也完成了良知对整个本体世界的开启；在关于现象界的“执的存有论”中，牟氏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与现象，以知性的逻辑性格和存有论性格吸纳和补充了康德的范畴学说，并以识心之“执”与良知之“无执”、良知之“经用”与“权用”的对照，确立了良知对整个现象世界的统摄地位；在对圆善问题的解决上，牟氏避开康德依托“上帝”的“情识之路”，再次以良知取代康德哲学中的“上帝”，通过良知呈现中道德与幸福间“诡谲的相即”，在本体世界中解决了道德与幸福如何和谐统一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康德哲学为牟氏道德形上学的建构提供了主要的问题视域和基本的活动平台，牟氏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陆王心学的立场出发，结合佛道相关智慧，用儒家的观点和材料解决康德哲学问题的过程，康德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背景平台和工具性的重要作用。

　　在众多的西方哲学家中，牟氏何以选择康德作为贯通中西的桥梁呢？这除了牟宗三个人的喜好之外，熊十力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牟氏埋首康德、罗素等人的哲学，着手《逻辑典范》一书撰写的时候，熊十力就在一封书信中晓谕牟宗三应当效法宋儒以儒学吸纳、改造佛学的精神，用儒学的内在义理完成对康德哲学的扭转和改造，并对这一改造工作在方向上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康德所谓神（上帝—引者）与灵魂（灵魂不朽—引者）、自由意志三观念太支离”，如能“取消神与灵魂，而善谈自由意志，岂不妙哉！”“康德之自由意志，若善发挥，可以融会吾《大易》生生不息真几……讲成内在的主宰。……通天人而一之，岂不妙哉。”［4］熊十力的这些训谕对牟宗三后来道德形上学的建构显然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熊十力不仅在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给予了牟宗三以重要而具体的指导，还对牟氏光大本门寄予了厚望。抗战期间，牟氏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熊十力对当时西南联大的汤用彤先生举荐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任其漂流失所乎？”［5］此次举荐虽以失败告终，但熊十力言辞间流露出的对牟宗三哲学天赋和能力的欣赏对牟氏后来的哲学研究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后来，熊十力在给牟宗三的一封信中再次期望牟宗三能与唐君毅一起携手将本门之学发扬光大：“汝（指牟宗三—引者）好自作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6］老师的器重与厚望成为牟氏后来光大熊门巨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直到晚年，牟仍然为此激动不已：1993年，牟宗三因病住台大医院，门人日夜轮流守护（牟是年85岁）。牟有感于众弟子昼夜陪护之辛苦，“曰：‘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遂哽咽不能言。久之，又云：‘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找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7］（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5页。）  

　　牟氏终身以熊十力的训示和期望自励，其一生的杰出成就表明，他的确未负师望。

　　注释：

　　［1］       牟氏在这三个方面的著作分别有：《逻辑典范》、《认识心之批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

　　［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3］       《熊十力文选》，高瑞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4］       熊十力《十力语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5页。

　　［5］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页。

　　［6］       《熊十力文选》，高瑞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

　　［7］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