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梁启超  欧洲战役史论  考述  

　　笔者近期于湛江图书馆古籍藏书，《古今说部丛书》第八集下之末页，（石印线装本）发现了一则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广告，推介梁启超所著之《欧洲战役史论》，其文对于我们了解这部被学界称为“世界史著中的优秀之作”之产生背景、有关情况，及其评价不无帮助。文曰：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价值，举国所共知，论史之文尤其特长。前此如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篇，读者殆无不神飞肉跃。今兹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非先生妙笔，孰能传之。奔馆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幸承许可，而先生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本馆敢信，无论何人一读此书必不能释卷，非终篇断不肯修，盖先生之文体，本有一种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结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极深也。人生今日，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苟不留心观听自问亦觉辜负。然非先知脚本大意，则亦何能领略真味，苟无先生此书，则吾辈真如聋、如聩耳，且先生费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以成斯篇。吾辈但费数点钟一读，则事势了如指掌，天下便宜之事何以过此。况先生之文虽极雄奇，又极通俗，凡商界及小学生可解。本馆为灌输国民常识起见，谨普劝全国人各手一编，诸君读后，方信本馆之言非诞也。[2]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该书成书之原因非如有论者道，仅因“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之时事而萌发，“欧战爆发仅十日，梁启超就已着手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殊不知其重要原因是作者应商务印书馆之请求而为之：“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并乃“幸承许可”。

　　查《欧洲战役史论》（石印线装本），该文收入乙丑（民国十四年）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五十三，第三集七，中华书局印行。其原名为《欧洲大战史论》。该文称：“以叙述今次欧洲战役为识志”，“职在说明战争之由来”。卷首导言阐明：“史家之实，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以资今鉴而垂来训，兹编是作。”书中所述，缕缕数万言，从战役直接近因——奥皇储遇难案，到战役之间接近因——摩洛哥问题、奥国并吞坡赫二州、两次巴尔干战争之余波，娓娓道来，“使读者洞明端委”。在结论中，梁启超对于“战局前途如何”；“影响所及于吾中国者如何”，一一作了回答。前者，以为：“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后者，启超的结论是，欧战不会导致亡国：“吾欲登昆仑山绝顶大声疾呼，以告吾国民与曰，‘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致使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而存亡之数，可谓与欧战决无关系。’”并驳斥了欧战发生，借款绝望，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之言论等。

　　如引文所述，梁启超在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时，“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关于这段往事梁启超亦曾在书的序言中提及：“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杳，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乃假馆于京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3]可见，此书乃作者以“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以成斯篇。”[4]而非如有论者道“近百页的《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是在手头材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阅十日脱稿”之洒脱、神速，非轻易而就也。

　　梁启超提到，“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据清华史料记载梁启超的演讲分为两次，共历时5小时，讲时“钩稽渊博，讨论畅快，听者忘倦”。

　　对于《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被称为可使国民对“事势了如指掌”，“灌输国民常识”的史著，成书后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近代史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学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其后矣。”[5]当代学者郑师渠亦推崇其书“堪称我国世界史著中的优秀之作”，强调这部洋洋万言的《欧洲战役史论》“既有现实政治目的，也有长远的学术目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阐述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分析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关系，来使中国人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处境，以便审时度势，加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梁启超欲借世界大战提高中国人对世界史的兴趣，推动全面的世界史研究。”指出梁启超此文“从1871年普法战争后欧洲各国不断的争斗，直到最近奥皇储被刺导致战争爆发，由远到近，层层递进，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历史的画卷。”（《欧战与国人的文化自觉》光明日报2001年01月23日）

　　然而对于此书，时人亦有不同的声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先生，对于梁启超与其《欧洲战役史论》，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中，指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是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

　　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伯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1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6]

　　李大钊对梁启超及其《欧洲战役史论》的批判，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贯穿政治与学术。

　　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始终未变。梁启超曾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在《欧洲战役史论》的结论篇，他仍念念不忘鼓吹改良：“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7]此时梁启超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立，主张“与革党死战”。1905～1907年之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并不奇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曾组织过“进步党”为袁世凯效劳，在认清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真面目之后，方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

　　关于欧战后国人的觉醒问题，毛泽东曾论述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8]。

　　应当说梁启超对待欧战的认识，亦经历了由悲观而乐观，由被动而主动，变“中立”为坚决参战之态度。梁启超欧游归来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曰：“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故其在学术研究中因否定自我而思变，因自身的地位、处境变化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他在归国后的初次演讲中，曾满怀喜悦地说：此次游欧的最大收获，“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9]

　　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梁启超在欧战态度上的转变，理解他写《欧洲战役史论》时的指导思想很有帮助。梁启超曾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民的重要工具。其史学思想中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欧洲战役史论》在“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之机，起到了“灌输国民常识”之作用。

　　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10]这一评价也许可作为后人对梁启超其人与其书之盖棺定论了。

　　商务印书馆之出版广告称，在《欧洲战役史论》的卷首有梁启超手写诗一首，即此书成后自题者，“诗格之雄深，书法之遒美，与本书可称三杰。”[11]笔者所查阅的中华书局石印线装版本未见其自题诗，导言中籍外史氏言曰：“月晕而知风，礎润而知雨。风雨之未至，而其形则既具矣。”表明了此书乃其见微而知著之作也。

　　继《欧洲战役史论》之后，梁启超又以《甲寅条假馆京郊清华学堂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为题，写赋体诗，登在1914年第25期《清华周刊》上，录其首段如下：

　　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客接，箱根山一月，归装稿盈箧。吾居东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筴。愧傣每颡泚，畏讥每慑魄，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攸玾，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其时天降凶，大地血正喋，蕴怒夙争郑，导衅忽刺歙。贾勇羞目逃，斗智屡踵蹑，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魇。澜倒竟畴障？天坠真己压。狂势所簸薄，震我卧榻齂。未能一丸封，坐遭两黥挟。吾衰复何论？天僇困接摺。猛志落江湖，能事寄简牍，试凭三寸管，貌彼五云叠。[12]

　　护法战争之后，随着段淇瑞内阁的垮台，梁启超也从此退出政坛。其政治热情经历了“猛志落江湖”之跌落，从而转向了学术研究“能事寄简牍，试凭三寸管，貌彼五云叠”之轨道。梁启超一生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退出政坛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十世纪初期，为了批判封建史学，推动“史学界革命” 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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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2] 《古今说部丛书》第八集下，商务印书馆版，书末页版面的出版广告。

　　[3]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序》，《饮冰室文集》卷53，第三集，七，第62页。

　　[4] 同上。

　　[5]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４期，１９４１年１１月。

　　[6] 参见李大钊《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15日。

　　[7] 梁启超《欧洲大战史论》，《饮冰室文集》卷53，第三集七，第62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9]  李华兴等人编：《梁启超选集》第387、400页。

　　[10]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11]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章第1页。

　　[12]《清华周刊》，1914年第25期。

　　本文收入《人文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