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并不这样要求。所以，凡是读儒书，言儒言，冠儒冠者，都算“置身于儒林”，“以儒自命”[1](p450)。这样就使“儒”的范围相当宽泛。从时间方面来分，有“昔儒”、“今儒”、“后儒”；从褒义方面来分，有“大儒”、“巨儒”、“业儒”、“世儒”、“宿儒”、“吾儒”、“全儒”、“名儒”、“君子儒”、“高儒”、“真儒”；从贬义方面来分，有“俗儒”、“腐儒”、“霸儒”、“小儒”、“小人儒”、“应付儒”；不一而足。李二曲要人们做“真儒”和“君子儒”。

真儒与君子儒是同类概念，应付儒与小人儒是同类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为大而通，一为拘而滞；一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为反是；一为喻于义，一为喻于利；一为实心实行，一为色取行违；……[1](p450)李二曲指出儒家有自己的异端：儒外的异端，儒内的异端，都对儒家造成危害，而内部的异端危害更大。他指出，孔子对异端剔然有感，故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时的异端就是“乡愿”。战国时的异端，有告子、许行、庄周、邹衍、邓析、公孙龙子，而杨朱、墨翟的“为我”、“兼爱”“尤为世所宗尚”。汉唐以来的异端，有托老子行世的魏伯阳的仙术、张道陵的符禄，而佛教五宗密布，禅宗盛行，自然也是异端。对儒外的这些异端，虽然“其危害何可胜言”，但程朱辟之，“人始晓然于是非邪正之归”，“不至生心害政”。生心害政的是儒中的异端：“盖吾儒之学，其端肇自孔子，思孟阐绎，程朱表章，载之《四书》备矣，无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安民也。……否则止以荣肥为计，其发端起念，迥异乎此，与《四书》所载，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这种异端“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甚于洪水猛兽，其害“深而难距”[1](p436)。因此，要排除儒外的异端，更尤其要排除儒中的异端。“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安民”，是需要用行动来保证的，所以，要归结于行，“行儒之行，始为真儒”[1](p110)。

李二曲提倡“真儒”要“明体适用”。何谓明体适用？他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1](p120)所以，“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1](p401)。可见，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适用，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事务上下工夫。所以，不管是明体也罢，适用也罢，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但在道德为体方面，古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虽然有区别，但在他看来，“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1](p3)。

在李二曲看来，悔过自新的理论基础是人人都有的良心。良心，也称灵原、天良、心。他认为，人“形骸有少有壮，有老有死，而此一点灵原，无少无壮，无老无死，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人人具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1](p18)。“良知即良心也”[1](p128)，“夫天良之为天良，非他，即各人心中一念独知之微，天之所以与我者”[1](p144)，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明这种良心，所以他说：“论学于今日，不专在穷深极微、高谈性命，只要全其羞恶之良，不失此一点耻心耳。不失此耻心，斯心为真心，人为真人，学为真学，道德、经济咸本于心，一真自无所不真，犹水有源，本有根；耻心若失，则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则人为假人，学为假学，道德、经济不本于心，一假自无所不假，犹水无源，木无根。”[1](p491)悔过自新就是要使此心澄洁，这也就是修身的目的所在：“修身当自‘悔过自新’始，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改其前非，断其后续，使人欲化为天理，斯身心皎洁”[1](p407)。

为使悔过自新顺利进行，李二曲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

一为立志。“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1](p46)。李二曲认为立志最根本的是脱俗，“大凡立志，先贵脱乎流俗。是故行谊脱乎流俗，则为名人；议论脱乎流俗，则为名言。果能摆脱流俗，自然不埋于俗、安于俗。而不思脱俗者，斯其人固已惑矣；欲脱俗而又欲见信于俗，则其惑也不亦甚乎？”[1](p119-120)脱俗就要矫正时弊，其门人王心敬在《南行述》中记载：

一友谓：“世路崎岖，日趋日下，奈何？”曰：“世路固日趋日下，而自己跟脚，则不可不坚定，中立不倚，毫无变塞，方为强哉能矫。否则，人趋亦趋，随俗浮沉，见粉华靡丽而悦，遇声色货利而移，如是，则虽日日讲道德，谈性命，不过口头圣贤，纸上道学，其可耻为何如耶！”[1](p76)

有了这种脱俗之心，就能“处富贵如无与，处贫贱如无缺，处患难如无事，随遇而安，悠然自得”,“否则胸次扰扰，心为境转”[1](p421)，就不能正确处理争、欲和谤的问题。对于争，李二曲认为，“世人多事，多起于争”，“文人争名，细人争利，勇夫争功，艺人争能，强者争胜”，“无往不争，则无往非病”，因此要改变这种争的现实，君子做到“学不近名，居不谋利，谦以自牧，恬退不伐”，有什么可争的？“惟是见义争为，见不善争改”[1]（p439）。对于欲，他认为，“人惟有欲则不刚，不刚则不能直内而方外，故圣贤之学，以无欲为主，以寡欲为功”，因为“龙为有欲，则为人制；人为有欲，则为物屈”[1](p447)。所以，他主张“日用之间，以寡欲正心为主，以不愧天为本。欲不止乎声色货利，凡名心、胜心、矜心、执心、人我心，皆欲也。寡而又寡，自念虑之萌，以至言动之著，务纳乎天理，无一毫夹杂，方始不愧于天”[1](p137)。对于谤，他主张“凡毁誉之来，听其自然，一以空豁旷达之宇处之”，因为“宾实之名，虽经千谤而不坠；无根之誉，虽强护持而必湮。”在他看来，“宾实之名，譬如佳木植于芳苑，经风雨而弥茂；无根之誉，譬如翦采缀于宫树，历时日而随败”。所以对于谤的正确认识，应该是“谤之来也，有真有伪，我有是而人谤之，方将修省痛改之不暇，乌容置辩；我无是而人谤之，则惟任其自起自灭，付之罔闻而已，又何必置辩？”[1](p141)正因为如此，脱俗就成了立志的第一要务。

二为慎独。有学生向李二曲请教何为慎独，他回答说：“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独’；‘独’明而后‘慎’可得而言矣。”在他看来，“凡有对便非独，独则无对，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1](p35)。慎独是悔过自新的重要一步，“须整顿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动，并须体察。必使言无妄发，行无妄动。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广众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人对天，幽可以质鬼质神”[1](p46)。慎独是需要“实实体认”的硬功夫，只有靠长期的静坐，才能养成习惯。所以，李二曲说：“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三炷为程，斋戒为功夫，虚明寂定为本面。静而虚明寂定，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是谓‘中节之和’。时时反观，时时体验。一时如此，便是一时的圣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圣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圣人；终其身常常如此，缉熙不断，则全是圣人，与天为一矣。”[1](p21)

在道德修养方面，李二曲同样重视实行。他要求人们做到“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入门，自新为实际”[1](p114)。阅读儒家经典，要时时考虑“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苟一言一行不归诸此，是谓侮圣言，空自弃”[1](p116)。所以他明确说：“我这里重实行，不重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因为“多闻多识，不见之实行以蓄德，人品不足，而材艺过人，徒擅美炫长，无补于世”[1](p136)。为此，他反对纸上道学，指出“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大事，焉用著述？如其为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乃学人通病”[1](p158)。“作口头圣贤，纸上道学，因循犹豫，以老其身，呼吸一去，千古无我，抱憾何及，可惜孰甚”[1](p230)。他赞成尚行，反对尚言，指出“古人尚行，故羞涩其言而不敢轻出；今人尚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学务躬修，自然沉潜静默，慎而又慎，到讷讷然不能出口时，才是大进；否则纵议论高妙超世，总是顽不知耻，总是没学问，没涵养”。[1](p444)对儒家经典，要身体力行，心口如一，“只心口一不相应，正人君子早已窥其中之不诚而恶之矣”[1](p445)。只会背诵儒家经典，而不会应用，于世无补，“（儒家经典）乃万古不易之常经，日用常行，而不可违焉者也。吾人口诵而身违，书自书，我自我，是谓叛经；讲了又讲，解了又解，徒夸精斗奥，借以标名，是谓侮经”[1](p531)。

在实行方面，在上者更为重要。因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应之机，捷于影响”[1](p105)。所以正人心，首要的是正君心。“好恶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所以不清，声色、宴饮、珍奇、禽兽、宫室、嬖幸、游逸为之也。君若以二帝、三王自期，以度越后世庸主自奋，以建极作则，治登上理为事，自无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好恶公，好恶一公，则理财、用人事事皆公，与天下同其好恶而合乎天下人之心”[1](p411)。

为了使儒家学说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李二曲写过一部《儒鉴》，目的在“俾儒冠儒服者，有所考镜，知所从事，念非切己急务，遂辍不复为”[1](p155)，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维护儒学的正统所必须的，“士既业儒，则儒不可以无鉴。镜以照面，则面之净垢见；鉴以观儒，则儒之得失见。见净垢，斯知去垢以求净；见得失，斯知舍失以求得”。“儒惟无鉴，以故业儒者无所惩劝，学术不明，人才不兴”[1](p199)。但可惜，这部《儒鉴》没有流传下来。

以上内容，都属于儒学适用论。而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论，还包括有许多经济实用之学，涉及到农业、水利、人口、地理等方面的内容。他甚至非常具体地谈到大兴农田水利的方案，对西北地区泾、沮、清河、石川诸河的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否正确，现在已无评论的必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对“实行”的重视，这在今天看来，是特别有意义的。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几年前在《实用儒学浅谈》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建构实用儒学，尽快促进儒学的实用化。学者们对儒学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是否有利于市场经济，争论不可谓不多。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一下全国的儒学研究力量，认认真真地从儒学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内容，把这些内容组织成系统的著作，以平民能接受的语言、风格，把儒学的精华介绍出来。

参考文献：[1]李二曲.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