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仲友，立即就会遇到一个历史上聚讼不已、至今亦难以辨清而又无法完全绕开的问题，这就是朱熹何以要六上奏章严辞弹劾他。因为此事不仅对当事的唐、朱二人均有重大影响，而且影响到南宋儒学，并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状况，故而我们在此先加概括性叙述，并稍作分析。

　　此事发生于淳熙九年（1182年）。前一年，浙东发生大水旱灾，致使当地民众“卖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贷无所售。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取夕。其尤甚者，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甚至逆“士子”、“宦族”与“第三等人户”也“自陈愿预乞丐之列者。”（2）朝廷以朱熹在江西地康修举荒政有功而特因新任右相王准荐举，将他由江西提举待次改除为浙东茶盐公事，以巡按身份主持浙东荒政。儒者文士对朱熹此行抱以厚望（3），于该年年底视事西兴，寻访民隐，开始正式上任的朱熹则以道学醇儒的诚真态度决意竭尽心力地赈荒救灾，务使民被实惠。但其时上自朝廷宰辅、下至地主官吏对连年灾荒司空见惯，只望虚应做点表面的赈济，敷衍了事而已。

　　朱熹一方面不断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有关蠲除税租、禁止苛扰，革弊救民的社会方案，另方面又向朝廷申要款项，赈粜赈济，并到各州县实地巡历，杳看赈荒措置落实情况。但在上，他不仅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相反却招致皇帝宰臣的不满；在下，他的赈荒举措则受到了诸多与在朝重臣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贪官滑吏的阻挠。于是，朱熹一面直率地对朝廷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4），一面则高擎起其实并不管用的“尚方宝剑”接二连三地奏劾起那些被他认为有碍荒政的所官吏。而时任台州守的唐仲友便是他着重打击的目标之一。

　　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个月里，朱熹六上奏章严词弹劾唐仲友。这些奏章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细究其意，从朱熹一面讲，他是因唐仲友在灾荒中依旧催逼税租和贪盗残民、植党淫严等不公不法之事南昌愤然上章奏劾的。唐仲友不服朱氏所劾，遂上章自辨，同时，吏部尚书郑丙、右正言蒋继周、给事中王信等朝臣则纷纷上章举荐唐仲友，称其为有清望的儒臣。这就使朱、唐交章飞奏一事与现实政治生活紧密关联，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加以各种传闻纷起，致使此事愈益扑朔迷离了。

　　当时主要有下列几种传闻：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右袒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吹剑录·四录》记吕、唐夙怨道：“东莱与唐悦斋同试宏词，问唐路鼓在寝门里、寝门外，曰：在门里。及试出检视，始知为其所诒。既而悦斋中选，东莱语之曰：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周密《齐东野语》则径谓：“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二是说就“恃才轻晦庵”的唐仲友与陈亮矛盾不和，仲友尝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朱熹据之而六劾唐仲友。《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记之曰：

　　朱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至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言，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准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

　　《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所记与之有别，但更为具体：“金华唐仲友……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侠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为太学公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而适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同甫访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时，高炳如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颇轻之。晦翁至，既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颇骇。唐与时相王季海为乡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为改唐江西宪，而晦翁力请去职。盖唐虽有才，然任数要非端士。或谓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张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奏求见。黄岩谢希孟与同甫有故，先一日，与楼大防诸公饮中山上以传之，赋诗有云：‘须臾细语夹帘言，说尽尊拳并毒拳。’语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乐燕之东湖，同甫在座与官妓语，酒至不即饮，希孟怒，诘责之，遂相詈之，妓乐皆惊散。明日，有轻薄子为谑词，末云：‘何一时尊酒，重与细论文。’一州传以为笑。”三是朱熹受高文虎迷惑而劾唐仲友，此为《林下偶谈》首主其说，《金华徵献略》则据之发挥道：唐仲友“政声烨然，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谗于提举刑狱朱熹，劾罢。”四是说唐仲友主苏氏蜀学，而朱熹主程氏洛学，故因学术歧异而生发出朱劾唐之事。《四朝闻见录》上乙《洛学》记曰：“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准）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辨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

　　年代久远，众说纷纭，我们今日对于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之事实在难以论辨是非，亦无需强作解人。不过，透过大量相互间颇有矛盾的说法，尤其是细味朱熹的奏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认识，即：唐仲友识治体、有干才。《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谓：“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该本末，一一可见诸用。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复中宏辞科，判建康府。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可见，他为学不拘一隅，且更重学以致用。在台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实功实利的唐仲友，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之处，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又如，灾荒中，唐仲友尽管也有“发粟赈济，抑拊弱”之举（6），但他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7）而委派酷吏干官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因此，朱熹在六道劾章中指责唐仲友的罪状，不少是属实的。当然，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有为所说“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8）之处，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等等。

　　唐仲友诚然远远不是德性美善之人，但如不以人废学，则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他还是有不少可以称道的学说思想，并应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则谓：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较之水心，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9）

　　与道学诸儒扬孟抑荀的做法有异，唐仲友对战国儒学别有会心，认为孟子、荀子之说，皆从孔学而出，其旨相同，互为表里。他说：

　　战国争富强，儒道绌，孟子学孔子，言王道可反掌致，卒不见用。（荀）卿后孟子，亦尊孔子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为性恶，故非子思、孟轲。杨雄以为同门异户；孟子与告子言性，卒绌告子。惜卿不见孟子，不免异论。方说上缴时好卿独守儒议兵以仁义，富以儒术，强以道德之盛，旨意与孟子同。见应侯病秦无儒，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极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毕无用，至于坑焚灭人旋踵。汉有布衣，终假儒以定。卿儒不用而后验。自董仲舒、韩愈皆美卿书。言王道虽不及孟子，抑之其流亚，废于衰世，亦命矣。夫学者病卿以李斯、韩非。卿老，师学者已众，二子适见世，昼寤酺啜，非师之过。使卿登孔门，去异意，书当与七篇比，此君子所为太息。（10）

　　他在《题王介甫荀卿论下》中云：“不尽仁智之道不足以知己而爱己，能知己爱己未有不能知人爱人者也。若其使人知己爱己，则所谓在彼者圣人之所不能必也。今子路之言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是未知所谓在我者当尽而在彼者不必求也；子贡之言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是虽知人智之用而未知其本也。独颜渊不然，不责之人、不求之远，反诸身而已，是可谓深知仁智者也。孔子不云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不云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由是言之，则卿之所载，诚孔子之言。辟之者过乐。”（11）唐仲友当然也注意到了孟、荀之间的差异，故其言有曰：“《孟子》书七篇、《荀卿》书二十二篇，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专以明王道、黜霸功，辨异端、息邪说，二书尽相表里。以吾观之，孟子而用，必为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过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语也。王、霸之异，自其外而观之，王者为仁义、霸者亦有仁义，王者有礼信、霸者亦有礼信；自其内而观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诚，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霸者之心杂出于诈，故假仁义以为利，利胜而仁义，仗义以率人，人从而义废。汤、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书，若尊王而贱霸矣，乃言性则曰本恶，其善者伪也。夫善可伪，则仁义礼何适而非伪也？四者既伪，何适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为霸者之佐也。”（12）

　　在人性论上，唐仲友有与道学诸儒相同的主张。他说：“荀卿有性恶之说，杨雄有善恶相混之说，韩愈有上中下之说。性恶之说，为害尤大。世之言性恶者，皆以象藉口。吾观象之行事，适足以见性之善，不知其恶也。象之往入舜宫，郁陶之思，以伪为也，忸怩之颜，以诚发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伪之不可为也，其性岂不善哉？使象而性恶，则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则于《咸》，言天地之道则于《恒》，至言天地之心则必于《复》。盖其复性之际，复则不妄，至诚之道也。善言性者，当于《复》观之。”（13）尽管没有提升到哲学理论高度来讲论人性，但唐仲友依据“性善”说谈史论人，这与朱熹所谓“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14）“盖性一而已，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15），在价值取向上别无二致。

　　作为儒者，身处儒、道、释交锋之世，唐仲友曾特撰《释老论》，指出：“自释老之说炽于中国，使吾民不蕃田畴、不辟财用、不足兵甲、不坚土木无度，而奇巧之技众，男女怨旷而淫辞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数十倍矣，然犹不足与之辩所不可论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小人，有小人而释、老之说皆有以中其欲。报应祸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静寂灭，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恶贯盈，饭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积，焚章可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为而不从释、老也？’中人曰：‘吾学释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学道而成，可以长生久视。与其溷浊世、处俗尘，孰若睚在而游乐国，蝉蜕而登蓬、瀛乎？吾何为而不从释、老也？’君子则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观其外而观其内。盖其说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际，周尽乎天地鬼神之理，颇与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则又优于儒书，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劳于积习。’此说一立，而释、老之害牢不可破。呜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责，而报应祸福、超升解化之说皆诞幻诡谲，不待攻而破。至于君子，则吾道之所赖以传，乃惑于疑似之际，荡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圣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无生，皆未之知也。圣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终，知死生之说，精气游魂，知鬼神情状，然不谆谆以告人，虑学者之不能无惑也，故子路问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盖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当行而他求也。学者不求之《易》、《论语》之间，而轻受愚夫之诳。平时高谈，则曰‘吾学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厘，往往易其所守，几不能自立，乃曰：‘吾学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杨、墨以禽兽，为其似是而非。今释、老者，为己则一毛不拔，责人则摩顶放踵，是兼杨、墨而为之，其为禽兽也大矣！”（15）

　　唐仲友揭“务实”之帜，明确认为：

　　为学之道，在于务实。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画地为饼，失救于饥；贮絮三千，失益于寒。学而不务实，其无用亦犹是也。奕秋，小畋也，专心致志而后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学而能专心，其有功亦犹是也。故之学者用心贵乎至诚，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贵乎笃实，不以立异骇俗；造道贵乎力行，不以空言惑众；为文贵乎济用，不以华藻相尚；用其长不强其所短，得于此不慕其在彼，终其身而不倦，世其业而不易。是以学必可用，而用则有功。后之学者，其力未必如古人也，而欲为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谓可贵可尚得必欲兼取而尽为之，其学荒唐而失统，其言夸诞而无当，其行诡谲而不情，其心矫伪而不悫乎！居听其议论，若无所不能，及措诸事业，往往不及古从万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专也。三代盛时，以德行道艺教民，以《诗》《书》礼乐造士，人皆自尽其才以力于学，其大而为圣人者，固已无所不通，其次为贤为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现于世，下而医卜祝史之流，皆世其业，虽至衰世，其子孙犹能守先人之典籍，各举其职见于问答之间，若卜偃知毕万之后，医和视晋侯之疾，史赵知绛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后之贤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邺父、史苏、医缦之流，发为辞令，蔚然可观者，又不可胜数。彼见于春秋犹如此，而况于先王之盛时乎？吾夫子之设教也，门人弟子或可使治赋、或可使为学、或可使与宾客言，皆至诚可用之学；列为四科，若德行、若言语、若政事、若文学，皆得圣人之一体，终身守之而不变。孔门之学，三代之学也。厥后学者异于是矣。数万之辞、五车之书，雕虫篆刻，风云月露之词，··不径，恹诡奇怪之说并行于世，而学者之精神耗于虚文，礼乐之制、军旅之事、星气律算河渠地理之学、射御卜筮数技世之家，日失其业，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况其他乎？虽然，无惑乎后之学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贤实能，后世之取士乃专以无用之虚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后世乃自百职至于三公使之更进而为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伪之士类以大学自居，实用之才多以固陋见笑。呜呼！无惑乎后之学者不如古也。（17）

　　依据这种思想认识，唐仲友力反流俗，不尚蹈虚，而主返古求实。这使他毅然否认道学诸儒神秘的“心传道统”之说，谓：“圣人之传道必以心。心学之不明，似是而非之学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门之高弟得夫子之心传者，惟颜子与曾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曾子悟道如此。观其默会自得于意言之表，似非积习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于至诚力学者。后世之士求其说而不得，反流而入于释，以为道者当超诣顿解，径进于圣人之域，相与用心于不可测度之地，而学问修为之功几于尽废。毕世穷年，茫然如捕风捉影，卒无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学，心学也’，内以欺于亡，外以欺于人，是岂真如颜、曾者哉！道如都邑，学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学，犹适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诚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诚，问途者也；知津则一矣，他歧不能惑也。问途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观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观颜、曾问途而知者乎。夫子，大圣人，生知之性，世无及焉。尝自言其进道之序必夏自十有五至于七十，自志于学至于从心，不以知道而废其学也。颜、曾之在弟子中，其学最笃，‘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子之学也；‘理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后之学者不为颜子之服膺而求颜子之不违，不为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学、不得而求至者也，其去道岂不远哉！”（18）

　　唯其务实，故而轮对之际，唐仲友不像朱熹、陆九渊等道学家那样着力于以“天理”匡正君心，而是直陈时弊，并提出其对应之策，谓：“今日之患，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给，军籍滥而财不足以赡，用度广而赋不足以供，贪吏肄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忧，公私所通觉，不可不蚤图，不可不深虑者也。”并云：“今日经运之谋可行，果何在乎？……请去泰甚，精考课，以清入仕之流；……请择将帅，明赏罚，以革军籍之滥；……请兴屯田，省浮费，以济用度之急；……请尚风化，奖廉洁，以责贪墨之风。”（19）亦唯务实，对于当时朝野最为关注的战和问题，唐仲友既不盲目谈战和问题，唐仲友既不盲目谈战，更不主和议，而是灵活地提出“今和之与战，皆随时应敌之方，而非吾之至计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国之本，力行不倦”（20）。我们不宜将之视为“隆兴议和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最迷惑人的机会主义投降调”（21），因为这里最国强调的乃是“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国之本”，而“定立国之本”——亦即在“不忘宗社之仇”的前提下明定“国是”，乃是当时朝政最为紧迫之事，至于“和之与战”则确如其所说，不过“随时应敌之方”，而非“至计”也（22）。

　　唐仲友的儒学思想，以讲求经制最具特色，而“井田”论则是其经制之学的重要内容。他考古研史，注意到“神农氏为耒耜以教天下，黄帝立井田之法以制兵。陶唐以前，简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详矣。舜命后稷播百谷，禹定九州则三壤赋，中拜弼成五服甸服之赋，百里为差，启战甘野乃召六卿，田赋军法大略可见。商因于夏，更立助法，贡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郜，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刘居豳，彻田为粮；召公至岐山下，乃疆乃理；文仁政，耕者九一，然犹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经制大备，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厉王，纪纲文章大坏，宣王命召伯、韩侯疆理亩籍，至于蛮貊。方叔南征，其车三千，周道灿然复兴，而不藉料民，寝以违古。幽王荒废，不能修成王之业以奏禹功，诗人辈伤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为刺也。平王东迁，王政不行，诸侯力征，变成法以济其私。齐作内政以趋功利，鲁号秉礼之国亦税亩作邺甲田赋。子产相郑，复修庐井，国人始欲杀之，后更颂其德，法坏难复如此。其后又作邺赋，《虿尾》见讥，爰田州失。晋法非古，楚乃掩为赋，亦一时之兴废也。战国并争，经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轲为齐梁王言王政，皆谓迂阔，独滕文公问井地，轲言大略，卒以国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开阡陌以招三晋之民，遂倾六国、并天下，先王法制无复存者。汉兴，蒐求遗典，只得《周礼》五篇。名儒宿学或未之见，或加诋訾，故董仲舒辈皆谓井田难猝行，欲限民田以渐致之。哀帝用师丹之请，公卿议定，卒以权贵不便寝。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为王田，民用愁怨，虽勉强复故，世已大乱。世祖止行检覆，迄东都不复更张。三国六朝，兵乱相寻，因循苟简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萧条，庐井流亡，田赋淹滞，始因李安世之议，均给天下民国。时势人情适当可变，非其智能优于往昔也。齐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损益口分世业，制度初立，时久产滋，官吏偷惰，版籍以纷乱。天宝以降，经营之法荡然不存矣。五代日不暇给，周世宗读《均田图》慨然怀古，享国日浅，大志不遂。国朝历载三百，十圣相承，俱存不扰，远恢禹迹，以复周典，然则未暇。又，诸儒考论《周礼》，疑信大半，人学家师，古制益以暧昧。盖周公制法，思兼三王，乡、遂、都、鄙为制不同。古文质略，举凡互见，当时官有典常，更相发明；今惟一经，又缺《冬官》一篇，汉儒训释，矛盾横生，康成一家，自相牴啎者不可胜述”，故而他特“举古法为纲领二篇，杂以兼析，著后世法制之变，以便观览”（23）。唐仲友之所以花费很大精力考论井田，讲求经制之学，乃是针对着当时豪强大肆兼并，田税不均，以至出现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无税而有益状况的。这种状况不仅公私俱受其害，而且造成无业有税之民生活难以维系，成为导致动乱的一大社会问题。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着的问题，唐仲友及与之同时代的有况见的思想家均很关注。仲友在上孝宗书中说：

　　臣闻理财之道，中正为主，苟过与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虽小大之不同，然贵乎中正则一而已。上有督责之令，则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则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则伤民，民伤则本蹶；行令弛慢则纵吏，吏纵则用匮。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窃惟国家自祖宗以来，建立法度以经理天下之财赋，明白周备，黑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谨守弗坏，岂惟公足强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于浮议，则法有时而变；行令者牵于私意，则法有时而坏。变数而坏多，则胥吏因缘为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从而乏矣。臣愿陛下内饬朝廷谨守祖宗之法度，毋数以浮议而变；外戒郡邑谨守朝廷之法度，毋辄以私意而坏。内外远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几奸滑无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赐，足国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国本，规恢治功之意。（24）

　　其所谓合乎“中正之道”而欲令上下内外同心行之的良法，就是复井田、行经界。朱熹也以其所辖地方情形为例揭露道：“本州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名冒占，而细民财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狈无所从出。州县既失经常之人，遂多方攀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诸县之科罚、州郡之卖盐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穷民受罪，有使人不忍闻者。”他通过研究，认为“欲救其弊”，“若不经界实无措手之地。”（25）他又上书指出：版籍不正、田税不均，看似小事，实际上于公于私均有莫大之害，因为“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欠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及其久了民，诉理纷纭，追对留滞，官吏困于稽考，人户疲于应对，而奸欺百出，率不可均，则公私贫富俱受其弊，岁引月长，有增无减”（26）。而复井田、行经界，则可除弊兴利，缓和朝廷与民众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此角度来看，朱熹与唐仲友的经济思想颇为相通，而朱熹之论，则又为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社会背景。以之考量，则可以说唐仲友以井田论为主要内容的经制之学，乃是其返古求实的儒学精神的体现。 

　　[注释]

　　 （1）关于唐仲友的著作，王虎义说：仲友“所著书有《六经解》、《九经发题》，《经史难答》、《孝经解》、《愚书》、《诸史精义》、《帝王经世图谱》、《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天文地理详解》、《故事备要》、《词科集录》、《宣公奏议解》、《典丽赋》四十卷，其后诸孙怀敬集其杂文为《悦斋文粹》。”（《金华征献略》卷四《唐仲友》）《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谓仲友“著书有《六经解》、《九经发微》、《孝经解》、《经史难答》、《十七史精义》、《帝王经世图谱》、《乾道秘府群书录》、《政事备要》、《陆宣公奏议解》、《悦斋文粹》及天文地理等辨约八百余卷。”《续金华丛书》收有仲友著作《诗解钞》（不分卷）、《九经发题》（不分卷）、《鲁军制九问》（不分卷）、《愚书》（不分卷）、《说斋文集》十卷。又，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六十中记仲友著作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孝经解》一卷、《九经发题》一卷、《诸史精义》百卷、《陆宣公奏议解》十卷、《经史难答》一卷、《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八十三卷、《天文详辩》三卷、《地理详辩》三卷、《愚书》一卷、《说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备要》、《辞科杂录》诸种，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经世图谱》十卷，黄氏并引周益公语曰：“此备《六经》之指趣，为百世之轨范者也。”

　　 （2）《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救荒事宜状》。

　　 （3）如其时被劾罢归山阴境湖家居的陆游，作诗一首寄朱熹，盼其早来施赈。诗云：“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劝分无积粟，告籴未通流。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征科得宽否，尚及麦禾秋。”（《剑南诗稿》卷十四《寄朱元晦提举》）

　　 （4）朱熹在对王准的信中曾从荒政争务出发辛辣抨击王准主持的朝廷所作所为道：“……且国家经费用度至广，而耗于养兵者十而八九。至于将帅之臣则以军藉之虚数，而济其侵欺之奸；馈·之臣则以簿籍之虚文，而行其盗窃之计。苞萱辇载，争多斗巧，以归于权幸之门者，岁不知其几巨万。明公不此之正，顾乃规规焉较计毫末于饥民口吻之中，以是为尊节财用之计，愚不知其何说也！国家官爵布满天下……今上之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之华，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结托附而得。而北来归正之人、近习戚里之辈，大者荷旄仗节，小者正任横行，又不知其几何人！明公不此之爱，而顾顾焉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何谀顺指之计。”（《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上宰相书》）

　　 （5）关于唐仲友出守台州的时间，《悦斋文钞》卷九《新建中津桥记》有“仲友以淳熙庚子（1180）来守”之说，《重修台州郡学记》云：“本朝以恢复为家法。自庆历迄绍兴，命教益广，矧右甸服，敢不钦水。仲友奉命假守至郡，即谒先圣，行视学宫，将就绳纪，惕然非宣化所宜，乃议修学，集乡之缙绅，推其贤能者二人，·役事择僚属四人助之。始作庚子（1180）孟春，毕于首夏。”

　　 （6）朱右：《白云稿·题宋濂所作仲友补传》。

　　 （7）荒年本应减免税赋，而朝廷仍定民户交纳夏税期限在八月三十日，户部又擅改为七月尽数到库。为完成任务，唐仲友强令各县六月底以前全部如数收齐，并为之采取

　　不少刻酷的措施，像天台县到六月下旬已纳到夏税绢二分之一、钱三分之二以上，他却依旧差人把天台知县赵公植捉押赴州作人质勒令民户十日内将夏税交齐，方才放回公植。这显然是严重违背了儒家“民本”原则的扰民害民之举。

　　 （8）《康子内外篇·民功篇》。

　　 （9）《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

　　 （10）《说斋文钞》补《唐杨倞注荀子后序》，“续金华丛书”本。

　　 （11）《悦斋文集》卷九，“续金华丛书”本。

　　 （12）《说斋文钞》卷八《荀卿论》。

　　 （13）同上《性论》。

　　 （14）《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

　　 （15）《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五》。

　　 （16）《悦斋文钞》卷八。

　　 （17）同上《学论》。

　　 （18）同上《颜曾论》。

　　 （19）上书卷二《馆职策一》。

　　 （20）同上《馆职策二》。

　　 （21）束景南：《朱子大传》第48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2）关于其时“国是”问题，请详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三联书店2004年版。

　　（23）《悦斋文钞》卷四《田制总序》。按：仲友所撰《井田纲领》上、下篇，并见《悦斋文钞》卷四。

　　（24）上书卷一《信州朝廷札子》。

　　（25）《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与留丞相札子》。

　　（26）上书卷二十一《经界申诸司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