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论及朱子与佛老的关系，一定会提到他作《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这件事，并指之为“儒表道里”的典型。的确，诚如四库馆臣们所言，朱子的这两本书虽然名为考异，但是书中真正属于考异性质的内容甚少，实质上是对《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的笺注与诠释[1]。《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无疑都属于道家经典，因此朱子作这两部书本身很能体现出他与道教割舍不断的情缘，这一点确切无疑。但是，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还需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至少是在《阴符经考异》中，我们发现朱子对该书的诠释有很明显的儒学特色。这又与他极力想把《太极图》和《太极图说》[2]拉进儒学阵营的努力，有着非常相近之处。但是学界对此的重视还很不够。

　　（一） 

　　目前学界似乎很少注意到朱子在作《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两书上的微妙差别。其实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周易参同契》中也包含有论天地自然之道的文字，但是朱子还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原书“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的本质，他的注文也非常忠实地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纯粹以丹家者言注之，绝无枝蔓。我们也很难在释文中找到具有儒学色彩的文字。看来，朱子在作此书时对于儒自儒，道自道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反观《阴符经考异》一书，我们却能发现朱子的释文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或许在于：其一，《周易参同契》虽然也谈到了大易、黄老、炉火三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主题非常明确，讲的就是炉火之事；而《阴符经》的特色是“其词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见原书序）。至少在唐宋之际，《阴符经》的主题为何就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们知道，朱子对道或理的理解较之其它理学家而言更为开放，更能涵盖天地自然之道的内容。因此，朱子更容易在《阴符经》中读出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其二，《周易参同契考异》作于庆元五年，而《阴符经考异》至少是他的中年之作[3]。朱子在作这两部书时的心态和策略也必定会有所不同。《周易参同契考异》和《楚辞集注》一样，是朱子在已经无法公开讲授“伪学”的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是他的不得已之作；而《阴符经考异》作于朱子完成《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之后不久，他的注解《阴符经》未尝不是和他注释上述二书一样，是为了构建理学本体论思想体系这一目的。他也不可能不会把作上述二书时的心得写入《阴符经考异》中。只不过，《阴符经》的特殊性使得朱子无法对其做出完全儒学化的解释，因此他才会在《阴符经考异》的署名上煞费苦心。

　　应该说，判断一个人的某段话究竟是属于儒家还是道家（道教）[4]，其实并不容易。朱子多次说过佛老之学“弥近理而大乱真”，指出儒学和佛老之间存在许多相近和相通之处。朱子也曾公开承认天地之间有一个公共的道理，承认这个道理也可以被佛老之徒所见。他甚至还宣称：“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以是知他见得尧舜气象出”[5]。就此而言，他会有佛老士人“也曾见道”的说法并不令人奇怪。但是，朱子虽然认为佛老对这个道理公共的有所见，却认为其所见者毕竟流于疏略和笼统——惟其见之不深，因此才会无视“实理”的存在，而视世界的本然为无、为空[6]，流于有体无用。对于《阴符经》，朱子同样认为其仍然属于“窥测天道而未尽者”[7]之列——认为其所见还只是天地自然之理，却没有见到人伦之理和德性之理。反观儒学，不但认为理为至实者，而且还强调理一分殊原则，认为理必会呈现在日用流行上，认为天地自然之道和人伦物理统属一理。朱子也由此认为儒学在基本价值观上与佛老冰炭不同炉。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一体之两面，才能真正领会朱子学的精神，也会很容易地判断出《阴符经考异》是否带有儒学色彩。 

　　（二） 

　　让我们具体来看朱子对《阴符经》的诠释。本文发现，朱子对该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误读”。这些“误读”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朱子对道家知之不深。恰好相反，他对自己释文的“郢书燕说”（见原书序）有着很清醒的自觉。我们知道，较之于清儒而言，宋儒在注经时往往好出己意，以经注我。朱子对《阴符经》的“误读”，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

　　在对《阴符经》之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的释文中，朱子指出：

　　道分而为天地，天地分而为万物，万物之中人为最灵，本与天地同体，然人所受于天地有纯杂不同，故必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则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我们知道，儒家和道家都以天为人的本根和价值之源，也都内在的包含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说法。朱子这一段释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创造性的“误读”了原文——赋予了原文中“道”一词以本体（或本根）的意义，把“道”独立化了。虽然在道家（教）中本有“道生天地”的说法，就是在朱子稍前的张伯端也还曾提到：“道自虚无生一炁（即气字），便从一炁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8]。但是在《阴符经》中，“道”显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只是“天”的修饰词。因此，朱子对原文的“误读”是非常明显的。

　　若我们把这段释文和《太极图说》相比较，则“道分而为天地，天地分而为万物，万物之中人为最灵”云云，分明就是《太极图说》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等说法的翻版。朱子的这一说法和道家始终停留在从发生学或宇宙论的角度论来谈“道生天地”相比，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不过，无论是《太极图说》的以太极为本，还是《阴符经考异》的以道文本，都不能完全彰显儒学的特色所在——较之于“理”而言，太极和道都缺少与儒学之“尊德性”这一核心的直接关联，它们也都是儒道所共用的词汇，而只有在朱子把《太极图说》之“无极而太极”释为“无形而有理”之后，即以“理本论”思想来诠释《太极图说》之后，具有鲜明特色的儒学本体论才真正得以确立。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朱子的这一段释文带有明显的儒学特色。

　　在对《阴符经》“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一句的释文中，朱子则曰：

　　五贼，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恶亦由此五者而有……“五贼在心，施行于天”，五贼乃言五性之德。

　　释“五贼”为五行，这是道藏所收各种《阴符经》注本中的主流说法。但是，同样是以五行释“五贼”，道藏中的其它注本多以“五行之炁”[9]释之，其中心落在炁上，而朱子则以“五性之德”释之，其中心落在善恶上。这同样属于对《阴符经》原文的创造性“误读”。若我们把这段释文和《太极图说》相比较，则此释文显然同“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完全一致。我们知道，道家论性的文字也不少，但是其论性之处基本上都取自然义，并不涉及德性的内容。朱子此论，也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儒学色彩。

　　再者，在原文中，“贼”字本来丝毫不带贬义——这是因为道家每以盗天地之玄机自诩。而朱子却对此耿耿于怀，认为“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贼了”[10]。朱子这里对道家之缺乏“同情之理解”，正是其儒学道统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其对《阴符经》之“误读”的又一表现。

　　在针对“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句的释文中，朱子则强调：

　　天地之所以为性者，寂然至无，不可得而见也。人心之所禀，即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机也，天之所以动，地之所以静者也。此机在人何所不至，为尧舜，为桀纣，同是机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则智故去而理得矣。

　　在朱子的其它文献中，均以理来诠释天地之性，而这里说“天地之所以为性者，寂然至无，不可得而见也”云云，颇有些怪异，使人怀疑这一说法是典型的道家（教）者言。但是，我们在《太极图说解》中也发现朱子有类似的说法：

　　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11]

　　我们说，朱子凡论及心处，论及性之“本体”本然处，以及论及理处，多强调“寂然”二字，强调它们只能于发用处见——必于心之发处见心本体之纯然至善，必于气之变化中见理的显现，必于人上见天性之流行。朱子以为，“天性，人也”即此意思。这里所说的“寂然至无”者，也是指天地之所以为性者“不可得而见”，不落于言象方所等诸形而下者的意思，而不是要否定“天地之所以为性者”的存在，征之于朱子的《文集》和《语类》，这一点并不足辨。当然，受限于《阴符经》的原文，朱子也很难正面点出天地之性的至善本质。

　　朱子认为，“天性，人也”，是说人性禀自天性，亦呈现着天性，故可以说是即天即人，亦天亦人。从人心呈现天性这一点上说，此机也正是“天之所以动，地之所以静者”。但是，朱子也强调虽然人心中包含天性，但却认为心之发处会受到气质之弊的影响，而并不必然都合于天道。因此，只有“惟立天之道以定之”，才能做到“智故去而理得”。其中，“智故去而理得”一句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道家之学重在反对“智故”和“机心”，而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有其德[12]：惟其主张去智故，故其工夫常偏重于负的方法上，如提倡心斋坐忘等；惟其主张有其德，故其工夫就要落在正的方法上，如提倡格物穷理。这可以算是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别。在这里，朱子在强调“智故去”的同时，还正面强调理得，就同道家拉远了距离。这不能不说是朱子对原文的再次“误读”。

　　在对“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化定基”的释义中，朱子强调：

　　杀机者，机之过者也。天地之气一过则变异见而龙蛇起陆矣，人之心一过则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发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人之大伦是也。西方之学以此为世网而绝之，然而不能摇者，以万变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与《阴符经考异》中的其它释文一样，这段释文同样是对原文的“误读”。《阴符经》下文即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一句，可见原文中杀和生相对，一起构成了天地阴阳消长之道。而《阴符经》重视杀机，也是对《老子》“守静观复说”和王弼“静见天地心说”的继承。朱子简单地以杀机为机之过者，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再者，《阴符经》中的“万化定基”，显然不是指“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人之大伦是也”的意思，而朱子遂由此引出对西方之学即佛学的批判，当然更是原文所本无了。

　　朱子在《阴符经考异》中类似的“误读”还很多，而他自己也在该书序中明确承认其释文有“郢书燕说”之嫌。今天，我们大可不必指责朱子不懂《阴符经》，而是应该善于从这些“误读”中发现朱子自己的思想，发现朱子所希望赋予《阴符经》的新内涵。概括的说，这一新内涵就是朱子强调人禀自于天的德性意、善性意和人伦意。我们知道，道家无论是对气的理解对道的理解，还是对心性的理解都围绕自然二字展开，基本不讲天道的至善意，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本善意。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才会批判道家是“蔽于天而不知人”。[13]朱子的《阴符经考异》因此而在古今所有的《阴符经》注解中显得颇为另类。

　　朱子在对《阴符经》的释文中还对该书能见天道这一点赞不绝口。他不但认为是书“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这必是一个识道理人说”[14]，还对闾丘次孟认为“《阴符经》所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变化顺矣’，此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的说法表示过首肯。

　　我们知道，注重探究天地自然阴阳消长之道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特色，而朱子也视此为理的重要表现。故他对《阴符经》的此部分内容也格外关注。例如：

　　在对“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的释文中，朱子指出：

　　生死恩害，道无不然。此霜雪之残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极而论之，则有无动静之机，未尝不相与为往来，故正言若反也。

　　原文针对生死恩害立说，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朱子则再进一步，从中看出了“有无动静之机，未尝不相与为往来”这一道的具体表现。这与《太极图说》中强调“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对“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的释文中，朱子亦强调：

　　四句极说得妙。静能生动，便是渐渐恁地消去，又渐渐恁地长。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间不陡顿恁他阴阳胜。又曰：“天地之道浸”这句极好，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只管逐些子挨出。这个退一分，那个便进一分。又曰：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阴符经此等处，特然好[15]。

　　《庄子》曾提到“《易》以道阴阳”，《易传》也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应该说，阴阳五行模式是儒道两家所见的公共道理，也是理学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对此的宣扬，不能说是“援道入儒”。 

　　（三） 

　　那么，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是不是其“儒表道里”的证据？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同样，朱子之作《阴符经考异》也不能算是“援道入儒”。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朱子希望在对《阴符经》的注解中添入自己的思想，至少是明显带有儒学色彩的思想，这被称为“以儒释道”更为妥帖一些。

　　再者，我们也不认为朱子是所谓的“儒表道里”：认为他的思想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却是道家，或者说他的思想是道体儒用。朱子思想的主导精神是严辨儒释道之疆界，他一生的主要努力也正这一点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朱子严辨儒释道疆界的特色：他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儒门中的溺佛者，其目的是要防止紫之夺朱，防止佛道思想与儒家基本价值观相混淆。就此而论，称朱子为“儒表道里”显然不合适。当然，在承认儒自儒，道自道的前提下，朱子也不主对佛老一概摒弃的观点。他个人从始至终都和僧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先后主持过几个道观。在此环境的熏陶下，在其坚持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朱子会对道经发生一定的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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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易参同契考异》第1页，《周易参同契考异提要》。

　　[2] 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作者问题，笔者另文有所论述，参看《<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3] 该书序标明是书作于乙未长至。束景南却认为文中“乙未”为“已未”之误，遂认为此书作于庆元五年，见《朱子大传》第1025页，此说不确。因为此书序中明确标明为是书作于淳熙乙未长至日，“乙未”二字或许可以误为“已未”，“淳熙”二字是不可能错的。其实，朱子在作《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之于注解《阴符经》，于情于理都没有令人感到意外之处。

　　[4] 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本文中笼统称之为道家（教），不做详细地区分。

　　[5] 分别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卷五十三，《孟子三·公孙丑中》；卷四十，《论语二十二》。

　　[6] 如朱子就指出：今人只见前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将谓是空荡荡，却不知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如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一》。

　　[7] 此为朱子转述二程语，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

　　[8]《悟真篇集注》，《七言绝句六十四首·十二》，第141页。

　　[9]《皇帝阴符经疏》卷上，《道藏》第二册，第737页。

　　[10]《朱子语类》，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

　　[11]《近思录》，第2页。

　　[12] 孔子也反对意必固我，但是儒学的最根本精神只能是有其德。

　　[13] 《荀子·解蔽》。

　　[14]《朱子语类》，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

　　[15]《朱子语类》原文为：《阴符经》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刚柔胜”，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这必是一个识道理人说。其它多不可晓，似此等处特然好。见《朱子语录》，卷七十六，《周易十二·下系》陈文蔚录。 

　　参考文献：

　　[1] 朱熹.阴符经考异.[M/CD].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

　　[2]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M/CD].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

　　[3] 朱熹.朱子语类.[M/CD].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

　　[4] 朱熹.近思录.[M/CD].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库全书全文电子版.

　　[5] 张伯端著、仇兆鳌集注.悟真篇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 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7] 李筌. 《皇帝阴符经疏》卷上，《道藏》第二册，.[M].天津: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