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