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此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挖掘报告估计其下葬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世纪初，这正符合屈原生活的时代。屈原应生于前352年（己巳，摄提格，太岁在寅）正月（孟陬）二十七日（庚寅），卒于前281年（庚辰）五月初五日，享年71岁。墓中的鸠杖，表示墓主去世时已有70岁以上的年龄。

　　此墓南距楚故都郢（纪南城）约9公里，位于楚贵族墓地。按《周礼》，墓主当属“士”一级，所用葬具亦与先秦典籍相合，挖掘报告推断墓主当属有田禄之士，亦即上士；墓中出土了大批竹书，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职业和特殊地位。屈原正是楚国的低级贵族，在楚怀王时出任左徒、三闾大夫和太子师。墓中有楚怀王所赐“龙首玉带钩”和太子所赐“东宫之杯”。至于《孟子》中的陈良（郭沫若推测屈原是其弟子），虽为“楚产也”，却不是贵族出身，故不可能葬入贵族墓地。

　　据挖掘报告，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正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自沉而死。他在死前不久写的《哀郢》，有“狐死必首丘”的句子，可能这时已有了自己“从彭咸之所居”投水而死后、归葬于郢都附近楚贵族墓地的安排。至于下葬的时间，则应在前281年五月初五日屈原去世后不久，当然要早于前278年秦将白起破郢。

　　墓中竹书的内容对于屈原作品思想有重要影响。这批竹书应来自齐国稷下，为稷下的几位楚人专业抄手所抄写。作为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其中各篇章多为节选，故均不写篇题。除《老子》三种节选本以外，其余乃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所作。据史籍记载，屈原于前311年为联齐抗秦出使齐国，看来这批竹书便是由他从齐国稷下带回楚国的。

　　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归葬推测

　　据《离骚》所云，屈原降生的日子是太岁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郭沫若先生推算是前340年（辛巳，太岁在寅）正月初七日（庚寅）。这晚了12年的一个周期。

　　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写的《涉江》中，自称“年既老”。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普遍称“七十”曰“老”。在比《涉江》早些年写的《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兮”的句子，当时应是六十已过，还未到七十。屈原在“年既老”之后不久投江自沉，死时已年过七十，是很明显的。

　　在屈原的作品中，只有郢都迁陈，而没有割地和陷郢。楚割地予秦在前280年，屈原没有见到；秦兵陷郢在前278年，屈原更不可能见到。他在刚开始迁都不久就投汩罗江死了。据《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秦国兴师伐楚。秦兵进逼，迁都已势在必然。只有先迁了都，下一步才能考虑割地之事。因为割了上庸、汉北给秦之后，郢便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秦兵面前了。所以，事实上应是前281年仲春二月开始迁都，五月初五日屈原投江，到前280年迁都完毕而割地，再到前278年秦兵继续进攻，郢都陷落。前人将迁都定在郢都陷落以后，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屈原活到71岁，于前281年五月初五日自沉汨罗江。这样，他出生的时间便应当是前352年（己巳，太岁在寅）正月二十七日（庚寅）。若生于前340年，则只活了59岁，按当时的习惯是够不上称“老”的。屈原享年71岁零3个月又7天，其墓中有鸠杖陪葬，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屈原是楚贵族，但又自称“贱贫”。《惜诵》曰“忽忘身之贱贫”，《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洁”，但早年是贱贫、清廉的低级贵族，这与墓主的“上士”身份是一致的。

　　前318年，屈原34岁，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伐秦，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任用屈原为左徒、三闾大夫、太子师。左徒是楚国地位在令尹（国相）以下的重要官职，三闾大夫是掌管楚王族三姓的官。亦有学者认为，“三闾大夫”同于中原国家的“公族大夫”，职掌是楚国王室屈、景、昭三姓贵族子弟的教育。墓中的“龙首玉带钩”应是楚怀王为了提高这位年轻的左徒、三闾大夫的威信，以便于行使职权，所赐予的类似后世尚方宝剑之类的信物。

　　屈原任左徒、三闾大夫而兼任太子师，这是很正常的。他在春风得意时所作的《桔颂》中，自豪地说：“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排行最大曰“长”，太子横是楚怀王的长子，屈原为太子师，故曰“师长”，即当国王长子（太子）的老师。这是比担任其他官职更令屈原自豪的。墓中的漆耳杯，杯底刻有“东宫之杯”，这四个字不排除有是屈原手书的可能。这四个字的字体并不规范，布局也不匀称，很像是用手随意刻上的，工师造器时所作的铭文似不会这么随便。这漆耳杯应是早年太子横的赐物，但并不能据此确定墓主是否死于顷襄王即位（前299年）以前。

　　墓中的陪葬竹书，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才会有。但墓中为什么只有他从稷下带回的竹书，而没有他自己的作品呢？除了可能墓中竹书有遗失之外，亦可能下葬时屈原身旁的人只收存了其作品的手稿孤本，而没来得及重抄一份作为陪葬。当然，也许更可能是，由于屈原作品多为发牢骚的讽喻文学创作，多有指责君王、“称其君之恶”的内容，写成以后便在民间流传，而不适宜葬入贵族墓地。

　　屈原因力主“豪杰执政”和联齐抗秦，约在前290年被顷襄王放逐到汉北，后又流放到沅、湘一带。在屈原投水前留下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最迟的历史事件是郢都迁陈。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合纵，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这是导致郢都迁陈的直接原因。屈原看见郢都迁徙时的凄惨景象，预感到楚国还会有灾祸降临，这当然就是接踵而至的割地、陷郢之事。对此，他已不堪忍受，终于抱石投江自沉，以死报国。

　　根据出土墓葬，印证《哀郢》中“狐死必首丘”的话，可以推测，屈原抱石投汨罗江自尽后，尸体被家人和弟子们打捞上来，按其遗愿运回旧都郢郊贵族墓地安葬。当时虽然秦兵进逼，形势危急，但家人和弟子为其料理后事，仍一切按礼行事，有条不紊，临危不乱；顷襄王也按礼赐给老师两根陪葬的鸠杖。这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崇敬之情。

　　郭店竹书对屈原作品的影响

　　郭店竹书从《语丛》到《老子》，盖稷下学宫一套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材，其中作品多为节选本。其内容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竹书中的这些子思后学和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虽然谈不上“填补了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空白”（因为这一段并非空白，许多文献保存在大小戴《礼记》之中），却完全可以说是进一步补充了可供研究子思后学和稷下思孟学派的宝贵资料，使中国思想史上这段久已残缺破损了的环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

　　屈原试图把稷下思孟学派的政治理论引入楚国，变法图强。在屈原的作品思想中，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郭店竹书———稷下思孟学派文献的深刻影响。

　　《天问》针对《老子》的学说而提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一下子就把哲学的假说性和形上学的不可验证性给问出来了！《远游》中屈原将《老子》的“道”、“自然”、“无为”、“虚”、“静”等概念有机地糅合进了自己的作品。《大一生水》中的“大一”、“天地”、“神明”、“阴阳”、“气”以及“地不足于东南”之说，则见于屈原《九歌》、《远游》、《天问》之中。《离骚》中直言不讳地指责国君的过错，“恒称其君之恶”，明显受到《鲁穆公问子思》影响。《穷达以时》中作为自然机遇的“时”，亦见于《九歌》、《离骚》、《九章》之中。《唐虞之道》的“尊贤”、“授贤”，在《大招》、《离骚》中发展为“豪杰执政”的贤人政治思想。《忠信之道》中的“忠”、“信”，亦屡见于《九歌》、《九章》之中。《君子之于教》（原称《成之闻之》）的“天德”、《性自命出》的“天命”，对屈原的《天问》、《九歌》、《大招》、《九章》颇有影响。竹书中的“仁”、“义”、“礼”、“让”、“善”等名词概念，则亦见于《大招》、《离骚》、《九章》之中。

　　郭店竹书文献作为稷下思孟学派教材，它对屈原作品的影响，既深且广，这是毋庸置疑的。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据对现有材料的分析，看来已非屈原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