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法后王”与“性伪论”一样，是一个颇具原创色彩的主张。学界对他这一思想也多有论及，但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荀子的“后王”究竟本义何指？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荀子》的文本解读，在反思学界现有持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后王”的真相。  

　　一、关于荀子“后王”探讨的几种持论  

　　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看，目前关于荀子“后王”探讨较为鲜明的持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

　　（一）、认为“后王”是指“近时之王”或“当今之王”。  

　　唐杨倞注《荀子》时最先提出，“评法批儒”运动中曾被广为认同。学者中持此说者不乏其人，童书业、金德建、章诗同等都认为“‘后王’就是当世之王”，[1](p194)“荀卿心目中的所谓后王，无疑的应该就是指当代形势剧变时期各国变法自强的一些帝王”。[2](p208)持此说法的学者们基本都认为荀子“法后王”提出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尊先王”复古思潮的一种反动，它表现了荀子厚今薄古的现实主义思想。  

　　（二）、认为“后王” 是指周文、武王。  

　　清代学人持此论者较为普遍。钱大昕、刘台拱、汪中、王念孙作论时均采此说。现代学者中，侯外庐认为，荀子“所谓的‘后王’就是孟子所谓的‘先王’”“所谓‘后王’指文武而言。”[3]（p577）冯友兰也认为“荀况所说的‘先王’和‘后王’都是指的周文、武”[4](p365)在他们看来，荀子的“法后王”形式上换了一种说法，但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儒家崇古思想的窠臼，由于侯、冯等人的影响，这一观点在当今学界最为流行。  

　　（三）、认为“后王”是指相对于开创之王的守成之主。  

　　最早见于刘师培，他说，“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非指文武言也”[5]（p52）廖名春教授赞同此说，认为荀子的“后王”是指周代的成王、康王为代表的西周盛世的‘守成之君’”其中包括周公。因此，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具有“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的双重意义。[6](p18-22)  

　　（四）、认为“后王”并不特指某个现实人物，只是荀子构想的一个理想人格。  

　　学者王杰是这一持论的典型代表。他撰文认为，“荀子所谓“后王”,并非特指某某人，而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7](p14-20)  

　　（五）、认为“后王”是指“先王”“百王”序列中的后者。  

　　现代学者杨太辛持此论，并认为荀子“‘法后王’,重在法其法、法其制”，而“‘法先王’,重在法其道、法其统”。[8](p70-75)张杰基本上也顺沿同一思路，但他更为明确地提出，“荀子的‘后王’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法后王’则是如何效法的问题,即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制度,但偏重于周代的制度。”[9](p109-114)  

　　（六）、认为“后王”是指孔子。  

　　近代章太炎独树此论，在《訄书》“尊荀”一篇中他提出“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10](p7)章氏虽在书中未作详细的考辩，但此说法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颇具新意。  

　　可以看出，对“后王”的界定将直接关系到对荀子“法后王”思想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他政治观、历史观以及整个思想体系的评价。因此，进一步探讨“后王”真相，对把握荀子思想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二、“后王”所处时间的大致推断  

　　考虑到“后王”大致所处的时间范围是学者们一个主要的分歧因素，我们不妨先看《荀子》中提供的一些时间推信息。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11] (p411)（《正名》）  

　　荀子在此处阐述了后王“成名”的基本原则。刘念亲曰：成名，定名也。杨倞注：文名，谓节文威仪。礼，周之仪礼。《礼记·明堂位》中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事迹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这一可以对证的史实，我们可以知道周礼是周公所作。[12](注)而此时“武王崩”，文、武王都已经不在世了。后王定名既然“从”的是周礼，那么后王无疑应该在武王之后。因此，后王不可能是指文王和武王，更不能往前推至夏、商二代。  

　　再看《儒效》篇，荀子把世人作了四个等次的分类:俗人、俗儒、雅儒和大儒。认为“人主”任用他们会导致不同的国家治理效果。在他看来，  

　　俗人：“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11](p138)---“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 [11]( p141)  

　　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11]（p138）---“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11]（p141）  

　　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11]（p139）“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11]（p139）---“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11]（p141）  

　　大儒：“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且能“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暗然若合符节”---“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举错而定，一朝而伯。”[11]（p141）  

　　表面上看，此处似乎没有显露时间信息，其实不然。荀子指责俗儒“不知法后王”，同时肯定雅儒“法后王”，这两个鲜明对比的态度中其实都隐含了同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后王”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都要在俗儒和雅儒之前，或至少与俗儒和雅儒同时期。为什么呢？试想，如果“后王”是在俗儒之后，俗儒不知效法后王实在情理之中，指责就无从说起；如果“后王”是在雅儒之后，雅儒又如何能“法后王”？强求古人效法后人岂不是笑谈？联系同篇前文，荀子洋洋洒洒描述周公治政，认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又接而言之，“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11](p128)既然周公、孔子和子弓同属“大儒”之列，那么显然：一、荀子所说的“儒者”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之人；二、荀子所作的儒者分类不仅仅针对他同时代的儒者，而是适用周公和周公以下包括孔子和子弓的其它儒者的一个广泛的时间范围。周公至孔子一段时期儒者情况，由于史料欠缺我们姑且不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p1938)可见孔子时代的儒者就不在少数。那么无论将孔子和子弓以外的这些儒者归为雅儒还是俗儒，都说明“后王”此时作为参照对象已经而存在。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后王”不会晚于孔子时代。就是说，“后王”应该在孔子之前或最迟与孔子同时，根本就不可能是荀子时代“近时之王”或“当今之王”，即战国后期的那些诸侯。  

　　既然“后王”晚于武王且不先于孔子，那么“‘后王’为夏、商、周三代圣王，“为文、武王”，“为荀子时代的‘近时之王’或‘当今之王’的三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三、“后王”的“王”、“君”双重身份  

　　仅从前面我们界定的“后王”所处的时间范围推断，“‘后王’指成王、康王为代表的‘守成之君’其实也应该包括周公。”和章太炎的“后王”为孔子两种说法仍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也同样是和荀子的本意是不吻合的，失误之处都在于——忽略了“后王”具有“王”、“君”双重身份这一重要细节。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内，国虽不安，不至於废易遂亡，谓之君”。[11](p323)（《正论》）  

　　荀子在此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王”和“君”作出区分的观点。“古者”一词更暗示了荀子对待处于前时代的“后王”要坚持这一区分。“君”作为诸侯，只为一国之主，只能“令行於境内”。 “天子”与“王”同称。“王”分封诸侯，“令行於诸夏之国”，远在诸“君”之上。“天子”与“诸侯”，“王”与“君”在礼制上严格的等级区别。荀子在《王制》《大略》、《礼论》诸篇中也有很多描述。的确，在后来的语义发展中，“王”“君”逐渐同义，且有“君王”一词为用。加上荀子时代称“君”为“王”现象泛滥，人们不自觉中忽略荀子对处在自己时代之前的“后王”这一明确的区分。  

　　再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11]（p79-81）（《非相》）  

　　此段中“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一句是《荀子》全书中唯一一句用“···者，···也”句式对“后王”的判定。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主张“隆礼”且重视“正名”，坚决反对以名乱实的荀子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明显和自己所倡导的主张相矛盾的称谓方式呢？既称其“后王”又断定其为“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后王”曾经为“天子”也曾经为“君主”,具有“王”与“君”的双重身份。周公显然就符合这一条件。对照现有历史文献记载，在前面推断时间范围内的恐怕也只有周公一人符合这一条件了。他为“王”在武王之后，他兼有“王”与“君”的双重身份也为荀子所认同。  

　　称周公为“君”，乃名正言顺的。因为周公是鲁国君主。“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 （《孟子·告子下》） “（武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12](p1515)荀子自己在对秦昭王中举例论证“儒者在本朝则美政”观点时就称赞周公就说，“此君义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11](p120)（《儒效》）  

　　武王以后，成王年幼，周公曾经代政治理天下。能否称周公为“王”这一问题一直也为史家学界所争议，先秦时期就反应出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周公只是“摄政”“假为天子”不能称他为王；“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墨子·贵义》）“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韩非子·难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称周公为王,如“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淮南子·氾论训》）  

　　荀子明显坚持应该称周公为王的观点。“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归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11](p114-115) （《儒效》）他在对周公在位时的政绩和实际威望予以充分肯定后接着明确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11](p15) （《儒效》）对当时那些称周公“假摄”的论调予以了反驳。顾颉刚在考察周公摄政或称王这一史实时就认为“在许多对周公称王的解释里，荀子的话要算是最坚定、最直捷的一个说法了。”[13](p19)  

　　《荀子》中，多处直接将周公与“王”对应替换。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11](452)（《君子》）荀子此处直接用例举方式把成王对周公的听从定论成“法圣王”。言下之意，周公就是圣王。  

　　“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11](p173) （《王制》）  

　　可见，荀子对周公是既称其为“君“又尊其为“王”的。故“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这一表面上矛盾的的判断，正是断定荀子所称的“后王”本义仅指周公最为有力的证据。“后王”既然有“王”“君”双重身份，那么成王、康王等所谓“守成之主”应该要排除的，贬称这些帝王为“君”，把天子说成诸侯这种明显的以名乱实的论调是为荀子所不取的。至于孔子，不为“王”亦不为“君”，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何以产生这一偏见，对荀子心目中法周公与法孔子的关系分析中会让我们得到答案。  

　　四、法周公与法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常年混战，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更为怀念在天下共尊一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一社会里安居乐业的生活。思想界的崇古思潮正是这一社会心态的表现，天下如何重归统一？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在历史中寻求答案，都极力建议当权者借鉴和参考历史上的那些圣王的治政经验。因此，“法先王”构成了先秦诸子们设计政治方案基本的思路取向。但是，历史悠久，圣王繁多，到底如何选取效法对象，各家就有明显分歧，孔子“从周”，孟子“言必称尧舜”，墨子“道禹”，庄子更是推前到“三皇五帝”之外，荀子在“古今同道”的历史观基础上分两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时间范围上看，他认为，“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11](p79)（《非相》）又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11]（82） （《非相》）于是得出自己的看法——“道不过三代”，“道过三代谓之荡”。[11](p158)（《王制》）  

　　从具体效法对象上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11](p79-80) （《非相》） “百王之道，后王是也”[11]（p48）（《不苟》）“法不二后王”，“法不二后王谓不雅”。[11](p158) （《王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法后王”是在“法先王”的效法方式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法后王”和“法先王”虽然共同构成了荀子的政治思想，但二者并不完全在对等的层面，“后王”和“先王”、“百王”之间构成一种“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11](p81) （《非相》）的推知关系，“法后王”只是“法先王”的途径和手段，“法后王”只是为了更好地“法先王”。并不象有些学者分析的那样，“法先王,重在法其道、法其统，法后王,重在法其法、法其制。”并行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在荀子看来，效法周公就是这样一条达成“法先王”，最终洞悉“圣王之道”的理想捷径。他对周公的一番评价透露的就是这层意思，他认为周公“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11](p121) （《儒效》）既认为他可以为“人师”，当然是从认为他值得别人效法的角度上说的。  

　　况且，也正如清代大学者章学诚所描述的那样，“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14](p33)周公制礼作乐并不完全就是个人创造,而是建立在总结前圣先王们基础上的,所谓“无历圣王之道法则无以成其周公也”。[14](p33)荀子称周公为“圣王之迹”的“粲然者”也在情理之中，更为荀子所看重的是，周公治政的思想和举措有典籍可征，文献可考，在《诗》、《书》、《礼》、《春秋》等中也有所反映，使后人的效法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不至于陷入迷茫和抽象。《国语·鲁语》中载孔子言，“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就是有力的旁证。[15](p218)  

　　综观《荀子》全书，荀子对礼的重视甚至超过孔子。“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11](p495) （《荀子·大略》）一句是对他 “隆礼”思想最好的概括。荀子在“法先王”的思想背景下，突出“法后王”即效法周公，其实也是和“隆礼”思想的一种紧密契合。自视为儒学正统的荀子很自然地将儒家思想追根到周公这一“礼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学派意义上的儒家是孔子创立的，这是学界不争的事实，但从思想渊源看，儒家思想根源于西周的“礼乐文化”，在荀子看来，“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是儒家思想的启蒙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只是他最为出色的传承者。关于周公与孔子的思想渊源关系尤其是礼乐教化思想的传承关系，孔子自己就曾经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中庸》引孔子的话就显得更为明确，“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章学诚对这一关系同样有揭示直截了当的揭示，他说，“（孔子）学周公而已矣。···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 ‘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14](p33)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也是颇为注意这层关系的。他写到，“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只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份财产就由他承受了。”[16](p385)因此，梁在自己著作中多是“周孔”并称的。饶有兴味的是，梁漱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儒学道统中，取“周孔”之称而一反当时“孔孟”一说同样是为了突出和凸显孔子对周礼的传承关系，是有着明显的“重礼乐”的思想倾向的，这些关系的揭示无疑让我们更为相信荀子“法后王”的本义其实就是效法周公。

　　从历史事实上看，即便在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的唐初，儒家还是把周公立为“先圣”的，直到贞观二年才改立孔子为“先圣”，《贞观政要》对这一改立就有记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於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17](p215)  

　　认识到周公在儒家思想的开启地位，我们对荀子在《儒效》篇中就称周公为大儒也并不为怪，由此也可以解释很多学者甚感疑惑的一个问题——荀子自己主张“法后王”，指责俗儒“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同时肯定雅儒“法后王，一制度”，为什么说到自己最为肯定的甚至视为理想的“大儒”时偏偏就不说他们“法后王”呢？杨倞、梁启雄、章诗同等注家都满腹疑惑，认为荀子赞“大儒”一句“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中“‘先王’当为‘后王’”，其实是误解了荀子的本意，因为并非所有的大儒都是法后王的，周公就是特例，他就是“后王”同时又是“大儒”，总不至于自己法自己吧。

　　在此基础上，荀子进而把学说思想与周公的关系作为评断看作了当时各个学派的标准，更进一步体现出他“法后王”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儒家推崇的旨意。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11](p460) （《成相》）  

　　“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11]（p147） （《儒效》）  

　　在荀子心目中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一家得周道”,[11](p393) （《解蔽》）也只有孔子忠诚地继承了周公的“礼义”精神，其他学派都只能“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11]（p90-91） （《非十二子》）是不应该为“王者”所采用的。

　　因此，在荀子看来，法周公必然法孔子，法孔子也就是法周公，二者在推崇儒家思想的旨意上是统一的。章太炎误认为“后王”就是孔子，可能就是太执意于此的缘故。

　　荀子“法后王”主张中蕴涵的由周公而孔子的推崇儒家思想的观点有没有切实地影响董仲舒尚待进一步考究，但刘向《别录·孙卿书录》中载，“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对照董所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8]（p2523）和荀子所说，“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11](p147)（《儒效》）二者主张的相通之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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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转引自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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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杨太辛.荀子“法先王”和“法后王”本义试探[J].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2(3).  

　　[9]  张杰.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J].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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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国语(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C].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17]   吴兢.贞观政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8]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A New Inquiry on Xunzi’s Idea of “ Houwang”

　　Yin xiao-bin

　　[Abstract]: Combing the two main clues: the period of “Houwang”and the double identities as “monarch” and “seigneur”, we can conclude that what Xunzi called “Houwang” refers in particular to Zhougong. Based on his Confucian thought, Xunzi coincide his idea of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ZhougGong and of Confucius.

　　[Key word]: Xunzi; Houwang; Zhougong; Confuc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