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礼治 仁政 礼义 礼法 六家要旨 子产 晏子

荀子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家。荀子的学术性质是什么？从古及今理论界一直有争议。荀子自诩是儒，尊孔子、子弓为大儒，讥孟子、子思等是俗儒，韩非在《显学》中称他是儒家儒分为八的一个分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为儒家。但传统上，思想界的主流观点不承认他是儒家：《孟子》和传说为子思所作的《中庸》都被编入了儒家经典，《荀子》则始终没有这个荣幸；孟子、子思都被请进了孔庙，荀子的牌位仅在孔庙里了摆一则下，即被移开，几乎一直被冷落在门外。汉唐时期，有人就指责荀子为儒“不醇”（1），宋代朱熹则说他“不识道理”、“杂于申商”（2），二程说他“悖圣人者也”（3）。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荀子近法家。现在，有人认为荀子就是法家。还有人认为荀子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自成一体”。以上三种说法孰是孰非？本文想对此谈点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荀子为法家”之商榷

在当前理论界，坚持认为荀子是法家的，主要代表是邓汉卿先生。他在《荀子绎评》一书的《序》和每篇的《析评》中，明确认为，荀子从思想体系上看，与法家相合：如荀况主张“刑无等级”；“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法后王”；“禁暴除悍”等，“以巩固和扩大封建政权”。（4）

应当说，邓先生对荀子的这一看法虽有某些道理，但缺乏说服力。如荀子主张“刑无等级”、“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法后王”等，这些都不是法家最根本的观点。“刑无等级”、“无能不官”、“无功不赏”，这是百家争鸣的其他学派包括儒家几乎都赞成的观点；“法后王”，只是人们对法家批评儒家“法尧、舜、禹、汤、文、武”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法家也讲“法先王”。如韩非说过：“．．．．．．此数物者，险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又说：“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5）不过，法家所法的先王有时比儒家的尧、舜、禹还要古，是尧、舜、禹以前的氏族社会的部落长。如商鞅、韩非都主张“以吏为师”，在解释以“以吏为师”时，韩非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6）即要倒退到“无书简之文”的原始时代，这若叫“法后王”的话，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里，邓先生回避了一个关健的问题：就是荀子的思想核心是什么？与法家的思想核心一致不一致？或者说，是不是“法”？必须指出，用思想核心来确定某一思想家的学术性质，是近些年来理论界在学术性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突破。这一方法最先由匡亚明先生提出，并应用到了孔子学术性质的研究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今天，理论界都肯定孔子的学说为“仁学”，原因在于承认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这一方法对荀子学术性质的研究也同样适用。

邓先生也谈到了荀子的“法”，但没把它当做重点来论述。他认为：“荀况主张强化地主阶级专政，把法看作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法者，治之端也’。但‘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所以他又把‘礼’作为法的辅助工具，‘礼，法之大分也’。”（7）显然，邓先生这里有越俎代庖之嫌。他没有在《荀子》一书中找到较为明确的“以法治国”的字样，只好对荀子的某些论述掐头去尾，牵强附会。如，他先给荀子戴个高帽，“主张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然后再引出“法者，治之端也”；最后得出“法治为主，礼治为辅”的结论。

必须指出，荀子确实谈过“法”，但始终没有将“法”作为独立的治国思想，也没有作为最重要的范畴来阐发。事实上，在《荀子》一书中，最重要的范畴是“礼”。《荀子》一直将“礼”作为政治思想即治国思想来阐发，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如：《王霸》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礼论》也说：“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后来，荀子的弟子在《大略》中又概括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驩，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这是其坚持“礼治”的最好证明。

在《荀子》中，“礼”字出现的频数是342次，“法”字出现的频数是182次（包括效法、遵循之“法”），“礼”的频数远远高于“法”。这进一步说明荀子最重视的范畴是“礼”，而不是“法”。荀子讲“法”，常与“礼”连称，他虽有“法礼”之说——出现的频数是2次，但这里的“法”是动词，不是名词，意谓“遵循”。如《礼论》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将真正意义上的“法”、“礼”连称时，荀子始终是“礼”在前，“法”在后，即“礼法”。“礼法”在《荀子》中出现的频数为4次，如《修身》说：“故学也者，礼法也”；《王霸》说：“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礼法”，就是“礼”是第一位的，“法”是第二位的，“礼”统帅“法”。当“法”、“礼”不相连时，荀子仍认为 ：“法”较“礼”低一层次，是对“礼”的补充。如，《劝学》说：“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没吃透“礼”，还可成为“法士”；又说：“礼，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的“纲纪”；《君道》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隆礼”才能建设出法制；《天论》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王。”——“王”在先秦是最理想的政治，“隆礼”可做到，“霸”是次于王的政治，“重法”即可实现。

荀子虽重“法”，但对法家基本持批评态度。如《非十二子》说：“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解蔽》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正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主道利周”就是韩非讲的君主在领导方法上越隐秘越好。

因此，谢祥皓、刘宗贤先生在《中国儒学》中认为，“荀以隆‘礼’为重”，“礼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法只是其治国的辅助思想。（8）这是很有道理的。应当肯定，“礼”是荀子的思想核心。

既然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不是“法”，那么邓先生认为荀子是法家便很难成立。

“荀子为儒家”之商榷

荀子不是法家，是不是就是儒家呢？当年刘歆、班固都认为荀子是儒家，当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也认为荀子是儒家，许多儒学研究典籍和哲学论著都如是说。

应当指出，古今将荀子划为儒家，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其思想核心是“礼”，而“礼”又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如刘歆、班固将荀子归入儒家，根据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儒家定义，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9）这样荀子理应归入儒家。

笔者认为，将荀子的思想核心定为“礼”，这是正确的。但认为“礼”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则值得商榷。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不是“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专门有过讨论：以蔡尚思先生为代表的一方，坚持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以匡亚明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方对此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仁”。后经理论界反复讨论，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而不是“礼”。既然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也就是说儒学的思想核心是“仁”，以“隆礼”为思想核心的荀子就应不是儒家。

荀子与儒家的思想不同，邓汉卿先生对此做过比较，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再将其概括一下：在先秦，真正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是孟子。唐代韩愈在追述儒家的道统时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0）韩愈的这一看法有合理因素。宋明理学认为，孟子之后千载无真儒，讲的虽绝对了些，但把孟子看做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亦有合理因素。孟子在思想上，完全承继孔子，将孔子的“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并由发展出“性善”、“ 天命观”、“良知良能”等学说。然而，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不仅用“隆礼”取代了“仁政”，还明确提出“性恶”、“人定胜天”、“积靡注错”等，予以反对。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直斥孟子为儒学的罪人。更有甚者，荀子还将这种否定扩展到了孔子的嫡传弟子，如子张、子游、子思等身上。

荀子虽然褒扬过孔子，但并未说孔子是他的先师，并且这种褒扬始终排在第二位。如《非十二子》说：“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可见，尧、舜、禹才是他最崇尚的先师。就是说，荀子最崇尚的是尧、舜、禹，但在通常情况下他只用舜、禹或尧、禹来代表，极少尧、舜连称。荀子尊崇尧、舜、禹与孟子不同，孟子是把尧、舜、禹的思想与孔子的学说作为一个学说来看待，即认为孔子的“仁”是从尧舜禹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荀子则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尧、舜、禹的思想不同，是两个学说，尧、舜、禹的学说是“礼”，是最高级的学说，孔子的学说是“义”（注意：荀子不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是差一等的学说。但显然，他的“隆礼”出自尧、舜、禹，孔子的“义”只有合理的可吸取的因素。正因为如此，荀子在“隆礼”的时候，还倡导“重义”。过去，理论界一直认为荀子“隆礼重法”，其实他们忘了：在荀子思想中，“义”比“法”还重要！“法”在《荀子》中出现的频数是182次，“义”出现的频数316次，仅次于“礼”；《荀子》中“礼法”的频数为4次，“礼义”的频数为116次。从简单的频数统计上，我们就可知：荀子第二位的政治范畴是“义”。正因为“义”是其第二位的范畴，而这一范畴的提出者孔子（荀子认为），才是他的学术盟友。所以，有时荀子对孔子和孔子的学说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崇敬，如《解蔽》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歪打正着。由此可见，把荀子归为儒家不符合荀子原意。

荀子虽自称为儒，但他那里的儒，并不是后来学派划分上的儒家，只是指一种人。如荀子认为“崇义”的孔子、子弓和“隆礼”的他本人属大儒、雅儒，而不“隆礼”的孟子之流的只能是俗儒、贱儒、鄙儒，但不管是什么儒，本质上都是儒。在他看来，儒只是一类有学问或倡导学问以济世用的人，根据他所倡导的学问正不正确，对尧、舜、禹的承继和理解程度，再分别儒的类型。就是说，他还只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儒，在孔子曾教导子张“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圈子里打转，真正从学派的意义上来使用儒，是司马谈的《六家要指》。因此，我们不能一看荀子自称为儒，就认为他是儒家。

如何正确理解荀子的“自成一体”

认为荀子“自成一体”的主要代表是王森先生。王先生说：“通读《荀子》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思想既不属于正统的孔孟之流的儒家，也不属于道地的法家”；“有人认为荀子的思想自成一体，我认为它是‘揉百家之说而融为自已独特之论’。”（11）应当说，王先生坚持荀子“非儒非法”、“自成一体”是有道理的，但将其说成“揉百家之说而融为自已独特之论”，则太不具体，有认为荀子是“杂家”之嫌。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司马谈、班固关于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对中国古代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出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最早将百家划分成了六家：儒、法、道、墨、名、阴阳。应当说，在他那个时代，他能将百家划分成六家，为后世学术有所本，值得称道。但今天看来，我们不能说他的划分是科学的。司马谈的划分至少有三个缺陷：1、标准不一。儒、法、墨是从政治思想上划分的，道、阴阳是从哲学上划分的，名是从学科性质上划分的；2、百家有百科之嫌。他划分的百家分三个学科：政治、哲学、逻辑；3、对有些家的内涵定义不确。如前引儒家，他认为其核心思想是“礼”，忽视了“仁”。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不是百科争鸣，百家应是同一学术领域的不同学派，而且这个领域应是政治领域，而不是哲学或其他领域，因为当时百家争鸣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同时，百家划分的标准要统一，即主要应以政治思想为准，其他方面只能做辅助标准。从政治思想标准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谈的划分远没有涵盖先秦的所有政治思想，以及由这些政治思想引伸出的治国理论。如申不害讲的“术治”，《孝经》中“以孝治天下”的“孝”，《公羊春秋》中“微言大义”的“义”等，这些政治思想属什么学派，都没有说。总之，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既要本司马谈，又不能迷信司马谈，对司马谈的百家划分，应当有所突破。

其次，荀子所倡导的“礼”早在春秋时期就是社会较有影响的一种政治学说。春秋时期，早于孔子的一些著名政治家都是礼学家，如管仲、子产、晏子等。据《国语》载：管仲佐桓公改革曾第一个“以礼教士”（12）；佐晋文公改革的子犯第一个“以礼教民”。（13）《左传》载：桓公二年，师服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僖公十一年，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昭公七年，孟僖子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等。尤其是，子产和晏子都曾有著名的《礼论》。如《左传》昭公二十五载，子大叔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又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后来人们对礼的所有发挥均本于此。既然先秦早就客观上存在一种礼学，百家争鸣的划分也应有礼家，没有礼家，原则上说不过去。

再次，“礼”与儒、法两家的关系。应当说，古往今来理论界有人认为荀子是儒学或法家都事出有因，荀子与儒、法是有联系的，但荀子与儒、法的联系主要是“礼”与“仁政”、“法治”的关系。诚然，孔子曾学礼、教礼、立于礼、相礼和倡导过“为国以礼”，但孔子后来对礼学的一些内容很不满，对那些倡导“以礼治国”者们的言行不一很失望。如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4）就是说，要重视“礼治”不是“礼仪”；林放问“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5）就是说，“礼治”要务实，不要搞花架子。孔子批评三桓：“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16）孔子批评管仲：“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7）孔子还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18）这是孔子对“礼治”的绝望。孔子后来创立了“仁”学。孔子从创立仁学起，即标志其核心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礼”学与法家的关系跟儒家与“礼”学的关系一样，最初的法家也是礼学家，如郑国的子产，早先曾作《礼论》，后来第一个“铸刑书”，把郑国邓析——最早的法家思想家所作的《刑书》公开，明确以“法”做为治国思想。因此，“礼”学与儒家、法家的关系，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只是其产生的理论来源，而不是其理论本身，后来儒家和法家都主要将“礼”做为伦理道德，而不是做为治国思想。

第四，荀子对“礼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荀子一生“隆礼”，自始至终把“礼”做为其思想核心。“礼”与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荀子为此作《礼论》，阐发了如“礼”的起源，作为政治的“礼”，作为伦理的“礼”，作为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的“礼”等。在上古，“礼”与“乐”有关，即所谓的“礼乐”，荀子为此特作《乐论》。荀子还用“自然的天”和“性恶”来说明“礼”，如《天论》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性恶》说：“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这是荀子对“礼论”思想的深化。荀子认为，“礼”是人们学习和修身的主要内容。在《劝学》中，他明确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修身》中又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荀子还吸取了当时的“义政”和“法治”学说作为“隆礼”的补充，如强调“礼义”、“礼法”治国等，荀子对“礼治”的理论贡献非常大，堪称战国时期最大的礼学家。因此，应用荀学来标示礼学，用荀家标识礼家。综合可见，荀子应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独立学派——荀家。

正确认识荀子是荀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首先，它不仅能使我们真正搞清荀子的学术性质，而且能够解决传统上关于百家争鸣之百家在划分上的缺陷；其次，它能使我们搞清为什么传统上主流儒学排斥荀子，而法家也不将荀子视为自已同类，原来荀子的学术性质另有所属；再次，它有利于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反思，以及对以往的反思之反思。

（1）（10）韩愈：《读荀》、《原道》。

（2）《朱子语类》：《论战国汉唐诸子》。

（3）《二程遗书》：第25卷。

（4）（7）邓汉卿：《荀子绎评》，岳麓书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1页；第20页

（5）（6）《韩非子》：《有度》；《五蠹》。

（8）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98页。

（9）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11）王森：《荀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0月第1版，《导言》第311页。

（12）（13）《国语》：《齐语》、《晋语》。

（14）（15）（16）（17）（18）《论语》：《阳货》、《八佾》、《八佾》、《八佾》、《季氏》。

（说明：1、该文与顾兆禄合作；2、此处对荀子在历史上的影响问题做了点修改。）

于南京“困 穷 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