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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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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哲学系，师从方东美和场用彤，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在他求学中央大学期间，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曾到校宣讲其新唯识论哲学，唐君毅又受他影响不小。
在大陆执教的时候，唐君毅虽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进行过比较研究，并曾著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但是，他的治学重点主要在人生哲学和道德问题，尚未表现出后来那么明显的新儒学倾向。在这一时期，他认为，人生的根本在心，或者说在精神。因为从外面看，人虽是现实的物质存在，但是从内里看，则人是精神的存在。精神与身体比较起来，更能代表人的“自我”。因此，心是身的主宰，而身则只是心的外壳。基于此认识，他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心的活动，精神的活动。他指出，人生的目的不在追求快乐，不在满足欲望，也不在求生命的更广大丰富，而应该在实现自我。人生的最大幸福，乃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幸福。人要时时以反刍的精神细细地品味生活的意义，去求取人生的智慧，使自己的心灵对于真理永远有新发现的欢悦。同时，人不要悲叹自己的失望，而要勇于战胜自己的烦恼，也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化为狂欢，而要经得起生活的狂澜。
唐君毅到香港之后，由于直接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便将学问的重点逐步转到文化问题上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考察和直接感受，他觉得应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方面，唐君毅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认定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统绪，而西方文化重分殊。他具体解释道，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思想很早便特重视”人”的观念。儒家的六经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主要讲的便是”人道”。中国的经典也讲天，但中国古代讲天，重要的是为了治历法、明天时。这和西方或印度的宗教基本不同。自孔孟以来，中国文化更明于人禽之别，着重指明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仁义理智四端，以此系统地确立了着重人道的根本精神，而西方文化所重的是物。西方的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研究的虽是人，但是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人作为一种物来研究，是把人的构造当作一部活的机器来研究。至于说中国文化重道德艺术，西方文化重科学与宗教，这是更明显不过的了。唐君毅指出，中国文化发展到周代，特别重视礼乐，这种重礼乐的精神，就是重道德和艺术的精神。孔子以六艺教人，就含有道德艺术的意义。在仁义礼智四德中，智德居于朱德，尤其表现出中国文化以道德艺术为先的精神。以艺术的眼光看自然，自然便被人空灵化，统属于道德律之下。因此，中国古代求客观必然的自然律动机，就得不到滋长。故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与宗教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西方则不同，西方自古以来所重视的都是人的理智的理性活动，西方人总是把自然作为与人相对峙的客观对象来研究，所以西方人以求自然必然律则的科学和向外追求超越精神的宗教便自然得到特别的发展。至于中国人重人伦，西方人重个人自由的分别，这是中西文化比较中比较一致的观点。在这方面，唐君毅格外指出，中国人重视人伦的基本特点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特别重视忠信，不像西方人与人互相疏外。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中国人都替对方设想，将心比心，人人都超越个人的自私心，而从对方的心中去发现自己的价值。西方文化则不然。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表现了尊重个性自由的精神。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分工的过度发展，人被不断地个体化，故而人们无不崇尚自由，因此有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口号。
对于中西文化特点的分析，唐君毅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他认定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在这一判断上，似乎尚不见前人的研究。唐君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的分化不明显，个人又很容易改变职业，所以文化学术就着重统绪而忽视分类。也就是说，注重各类文化学术精神的融合而不重视文化学术的多途发展。当代中国在文化中分出宗教、政治、艺术、哲学、科学、经济、文学等等，实际上都是西方输入而中国乐于接受的，而不是中国文化本有的特征。中国古代各派的学术虽然也有其所重的宗旨，如朱熹重穷理居敬，王阳明重本心良知，但这只是他们讲学的重心不同，而不是表示他们主义的不同。故不同宗旨的学术文化，在中国古代常常可以互相涵摄而并存。所以，在唐君毅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融合性，或一体性。而西方文化则相反，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的分殊发展。它很早就有宗教、艺术、科学、文学、哲学等等的学科分类。到了近代，这种文化学术的分类是愈分愈细，不同的主义和派别，愈来愈多，各种学术文化中的人物都喜欢各行一端，呈其所长，显其所偏。所以西方每一时代中备文化流派的独特精神就比较彰明显著。如一时代的宗教，或主一神，或主多神、超神或泛神。文学中各派或为浪漫，或为写实，或为古典。哲学中各派或倡唯心，或倡唯物。因而西方文化自始就表现出色彩斑谰的景象。
基于此，唐君毅把中国文化称为”圆而神”，把西方文化称为”方以智”。圆而神，就是说中国文化以神来把握万物，能与天地周流而转。方以智就是说西方文化能以理智把握事物，能得其一而不能尽其二。他说，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西方文化则是能自觉地求表现，而未能真成自觉地求实现。中国文化能随具体事物变化，而具与之宛转俱流之智慧，因而是圆而神。西方文化善把握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其一个接一个，即成为方的，因而是方以智。鉴于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缺点在于未能多途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做到尽量的多途发展。这正如一把伞，要尽量地撑开。西方文化的缺点，在于它往而不返，故西方文化虽然现时表现出奇光异彩，但将来如何，却很难说。
显然，唐君毅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心，并认为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如欲克服自身的问题必须学习中国文化重统绪的精神。唐君毅以为由孔孟开创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核心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于一方面以天心即人心，另一方面以常人心见天心。这种精神依宋儒的说法，就是依太极以立人极，而于人极中见太极。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术语说，就是直接依绝对之生命精神，以成就主观生命精神，而使绝对精神生命内在于主观生命精神，并通过主观生命精神，以表现于客观生命精神。
既然中国文化的精神是这样的有价值，那么中国文化何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步步退守，以至于全线崩溃?对此，唐君毅的解释是，百年来，西方文化确实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的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输入中国所造成的问题。科学的态度是怀疑的态度，是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甚至对为什么还要问一个为什么，直至问到使人自认对他所知的东西不知道为止。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都经不起追问，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并不一定坏的东西都在这种追问下逐步丧失。而且，科学方法的应用，也同样起到瓦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科学的方法是从事理智的分析。而理智的分析，都是从解剖和破坏对象开始的。这样，中国文化就面临着重建人文的问题。
至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更引起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破坏与混乱。西方的民主思想特别重视人的人格和人权，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一味加以提倡，特别是在整个文化中讲民主，而不局限于政治学的范围内讲民主，就有可能走到抹杀社会伦理的地步。比如，如果仅仅重视个人的人格，则我要维护我个人的尊严，那么可不可以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别人呢?在唐君毅看来，虽然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并不一定就是破坏社会伦理，但是提倡的附带效果，则可能严重破坏中国家庭和社会伦理。于是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重建道德伦理的问题。
既然中国文化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重建呢?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真实不虚的存在，它贯穿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也将贯穿于中国当前的现实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中。问题是中国文化需要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需要对症下药，就要明白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所在。为此，唐君毅提出几条基本看法是:
第一，依本成末。本即根本，即本体。末即用，即本之外在表现。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或者说在度量上，在德量上，乃已足够，无足以过之者。中国文化所缺的是没有充量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化必然依本而有一多途的发展。此即依本成末。但是尤有本而无末，有如身躯和四肢，四肢不发达，终累及身躯。在唐君毅看来，中国的先哲太偏重于视人文为人心的流露，以及视人文直接为陶养人格精神之用，而未重视使人的精神开展为一分途发展的人文世界，故有中国文化的危机。今日欲消除中国文化的危机，只有依赖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发展。中国文化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基，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多途发展的精神，才能使中国文化克服危机，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唐君毅这里的所谓多途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改变原来只重视内圣而忽略外王的弊病。他认为，外王的基础在内圣，但内圣必须化为外王。没有内圣的功夫，外王的事业终不能长保，但是没有外王，内圣便缺少外在的表现。
第二，返本开新。唐君毅认为，遍观中外历史，每一新的创造，无不以复古为前导。在中国古代，不要说孔墨俱道尧舜，就是王安石、王莽也都主张复古，而他们都是要改革时代的。韩愈、柳宗元倡导文学复古，但他们都是开一代文风的大文学家。韩非、王充反对复古，而他们思想的价值，却只在怀疑方面，而并不在于建树。追逐时文的，一般都是一些轻浮之徒。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古希腊文化之古，启蒙运动时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复斯多葛派之古，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复原始的神化歌谣之古。总之，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总是以复古为革新。显然，唐君毅的这种说法是梁启超、沈有鼎等人说法的延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揭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的一般规律，沈有鼎于1937年在那篇著名的《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文化 同其他文化一样有它特殊的波动方式，一往一复的节律。……每一次新的文化产生，是对旧的文化的反动，是革命，同时是回到前一期的文化精神，是复古。只有革命是真正的复古，也只有复古是真正的革命。每一次新的文化产生，是综合着正反两方面的精神，而达到一个新的，自古末有的形式的。因此是前进，不是后退，是创新，不是因袭，是成熟，不是返旧;也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复古。”据此可知唐君毅的复古革新论的说法并不是最新的创造。只是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未来怎样以复古进行救治时，明显是主张以宋明理学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他说，原因很简单，一切被认为复古主义的人，都是有感于当前现实的社会文化之种种弊端，而此一弊端，在距另一文化精神之前一时代，则不存在。反之，救治此一时代之弊端之文化精神，恒恰巧在前一时代;于是便重加以提出，以为改造现代的文化之缺点，而推进时代向更合理之路上走的借鉴。而今日中国文化之弊主要表现在三百年来清代学术文化使人心灵流荡而不能凝聚，散乱而不能回归。所以今天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弘扬宋明时期的心性之学，矫正清代以来的学术之偏，重新重视内圣之道的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宋明理学的根基上寻求多途的发展。此即返本开新的全部意义。
第三，回流反哺。唐君毅提出回流反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现实的误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必然要否定和废弃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今天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便自然落到流落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肩上。本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将由这些海外的中国人先进行弘扬，然后再反过来影响大陆。这就是他所说的回流反哺的意思。显然，这个看法是片面的。
第四，回应挑战。所谓回应挑战，实际上是针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言。唐君毅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但都回应过去了。然而，中国文化现在所经历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空前的，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综合以往的各种回应方式，便很难度过今天所受到的挑战。那么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呢?唐君毅认为主要是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中国文化如果能够很好地以过去的仁教去统帅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正像中国过去接受佛教而又超越佛教，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新佛教那样，中国文化便能战胜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挑战而重建自己的新体系，重新坦然地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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