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意识形态的枷锁正在被打破。人们不仅可以议论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也可议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亮点如何照耀中国现代进程。
　　近来，人们广泛谈论的法治与德冶并举的创新思想，其实这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反复强调的思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的道，指引导或推行的政治；［政」、［刑」，指法治；［德」、［礼」，指德治。孔子认为，以政、刑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可能慑于法律不去触犯它，但未必觉悟到它的必然性；未必觉悟到触犯法律而受到良心的遣责。若以礼、德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将自觉地遵守法律，从良心的深处体认它的必然性。总起来看，孔子更强调德治的优越性，但从来也没有像“四人帮”所歪曲的那样，说孔子不要法治；事实上，孔子从未排斥法治的必要性，他本人就曾以司冠的身份，用刑于少正卯。所以，法冶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光辉思想，其首创权属于孔子，政府重提德治，表明领导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是，有一些论者却闭着眼不提，此乃对文化传统的继承，硬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是何时人？孔子是何时人？一个忘却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忘却了自己的根的人，忘却了“中国特色”的人，可否与之论道！我认为，要
说发展，就此问题而言，首先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到这里，我又忆起了一件往事。毛泽东曾与杨献珍争论事物发展规律：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这虽是一切事物发展不同程阶的两个不同的，但又无法顾此失彼的形态，但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是正确的；“合二而一”则调合论，是修正主义的。于是，后来的宣传家、毛泽东思想的注释家则大作文章，说一分为二”发展了马克思的辨证法。其实，凡是读过《朱子语类》的人们都知道“一分
为二”是地道的中国古典哲学闪亮的理论之一，它的首创权是程朱学派。人们私下里不无讽刺地说：“难道是朱熹发展了马克思？”据说，毛泽东非常喜欢侯宝林说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人们若把“朱熹发展了马克思”编成相声，我想毛泽东会更加喜欢。
　　当人们提到提高人民的素质教育时，我们经常听到专家学者不遗余力地呼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道德传统。有人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等灾难之后，中华文化出现了断层，但是较少听到党政领导人员以同样的迫切感提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我估计，一些人在误区打滚的时间过长，难免要忘却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根在何处。
　　最近，有机会在电视上听到上海市长徐匡迪先生与记者谈提高上海的竞争力的谈话。徐市长说，提高上海市的竞争力，首先要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谓综合素质，不单指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还包括做人的品质。他说，在国外，向人问路，人家会很耐心地对你说明如何到达你要去的地方，而在上海问路，可能遇到根本无人理踩的境况。这就是人的素质问题。它会影响投资环境的，会影响上海市的竞争力。无疑，徐市长的宏论是正确的。但细想起来，也有不足之处。做为有影响的领导人员，如果同时指出不耐心帮助问路人是有违我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光荣传统的。这样，既能鼓励人们向先进学习，又凸显民族的光彩，岂不两全齐美。许多西方人助人为乐的思想，究其实乃源于基督的博爱精神，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所使然。因为，这种精神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极为普遍，一个国民在帮助他人，为他人做一点好事时，不一定想到他在为他的城市或国家招徕生意，吸引外资……，如果是那样急功近利，那么，人的
善行岂不都沾染上了铜臭？我想，人的善行的深层原动力在于人道精神及其教化，在于民族文化基因的彰显，在于个人良知良能的实行，这就是人的综合素质。
　　现代社会是尊重知识产权（包括古人的知识产权）的社会。尊重知识产权是尊重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尊重古人的知识产权，意味着尊重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的价值理念和遗产。
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总体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的社会学曾被赶出大学讲堂，中国的传统价值被批得面自全非。虽然正直的学者们曾就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后来其中不少人却成了斗争和批判的靶的。严格说来，一时之间中国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当然，在那样的氛围里，研究中国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不可能。时过境迁，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也带动了文化的开放。现在，我们巳经有可能用现代化的视野研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了。
　　如果人们承认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人们也应该承认中国人的价值观同样是人类价值观的一部分。它理应受到尊重和弘扬。
　　（一）仁心，仁爱 仁心、仁爱是中国人的至高的价值理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仁是做人的集中表现，从爱父母、爱子女的最基本的、最自然的亲情之爱延伸到对人民对人类的仁爱。因此，在樊迟问仁时，孔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的经典诠释。那种把仁爱精神曲解为仅仅是宗法关系的爱，或者说是没有“博爱”精神的爱，都是不对的。
　　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渗透于人的具体言行之中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表明，行仁是人的自觉行为，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做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产生的亲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这是仁爱和人性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便不能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博爱精神。人们常说，没有爱父母子女的亲情何来爱自己的人民和民族的感情。以亲情为基础的仁爱和以人性善为基础的仁爱是相互关联的，是互为基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则是从爱心、善心出发而呈现的人的行为准则。许多基督教人士认为：“自己不希望的，也不强加于人”的思想，与基督耶稣的黄金定律是一致的。我以为这一对比把儒家的仁爱精神同基督的博爱精神切实地放在同一水平上了。同时也彰显出东西方人类思想的相通性。
　　（二）建功立业与济世达人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谋求进取和发达，以完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但是，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实现这一目标，却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民族历代的仁人志士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精神，建功立业，济世达人。他们的功利主义是通过“以己及人”的方式实现的。自己要立业，必须有利于他人的立业，自己要发达，必须有利于他人的发达。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支撑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时代青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达到这种水平。
　　（三）勤劳、敬业 从利益原则出发，勤劳、敬业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提倡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人民的勤劳敬业是一个国家繁荣安定的根本条件。人们对儒家的义利观多有论述，一些有偏见的人认为儒家是以义排斥利的，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因强调义对利的指导原则，更成了那些偏见者的口实。事实上，纵观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利益原则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周易》把“元亨利贞”（《周易·乾》），即现代汉语中的“善美利真”，视作人生价值的四大美德。我很赞同以“善美利真”取代“真善美”。因为做为四德之一的“利德”是一切行为更加现实、更加实惠的价值所在。《易传·文言》）所说的利是“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与孟子所说的“利”是基本吻合的，义是宜行之举，而宜行之举，必伴之以利，必和之以利。因此，我们主张“利物、利事、利人、利己”在效果上的统一性。义与利是统一的。如果一种义举根本无利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群、无利于社会、无利于事物的发展，那还算什么义举？应该指出，中国人中间，也有一些极端利己主义者，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他们不是中国人的主流，其观点并非主流价值观念。
当一位农民在田里勤劳耕作，当一位教师兢兢业业地给孩子们上课，他们可能会想到种好田会多收获粮食，教好书会提高工资，从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为社会增加粮食产量；他也在为社会培育人才。因此，一个人的利益原则的实现，一般说来，总会体验出“利者，义之和也”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否则，所谓利益，将受到置疑。有人说，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而排斥个人利益，这是不对的。应该说，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统一的，是相互依存的。
　　（四）革新与发展 正确理解义利关系是建功立业、革新发展的原动力。例如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坚兵利舰的多次入侵和满清政府昏蔽无能，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走上了力图革新和发展的道路。有人肩负起政治改革之重任；有人则认为炮舰不如人，经济、技术不如人，奋起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这种作为和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体现。《大学》说：“汤之盘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浩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自新、革新和不断发展的问题上，必须竭尽全力，要无所不用其极，使其止于至善。清朝康、乾以后，中国不断陷于被动挨打，就是因为人们忘记了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或对它持之无恒。
　　所谓革新与发展，指人的生话和物质享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易传》把革新与发展的理念归结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日新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进步革新就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者是最高尚的品德。富有就是增加财富，增加改善生存条件的财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到。邓小平先生曾说，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总书记也说，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传统与现实的契合。
　　（五）执中原则与实事求是 任何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述其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观点，中国传统的、也是当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观点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中庸或执中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这表明，中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在能理解此义的人，可能为数不多。原因是这一美德近世来被严重地扭曲了。“中”原本指的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允执厥中”意指处理任何问题都要把握最佳的“度”，采取最佳的方法，达到最佳的效果。故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实现“执中原则”，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既反对左倾主义，又反对右倾主义，因为只有“执中”，才能选定最佳的路线，及正确的实现该路线的方法与措施。
宏观经济调控，用传统的词语表述，就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行执中原则的过程。例如，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就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内需不振时，做为货币政策，应当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以减少人们在银行的储蓄、刺激私人投资、刺激消费、推动内需。相反，社会总需求过度，商品紧俏而出现通货膨胀时，作为货币政策，则应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抑制消费，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这一反一正的调节过程，就是一个执中的过程，一个寻求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达成正确关系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繁荣。
　　税收政策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法之一。孔子在很早以前就说过；“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所说的“事举其中”指税收工作要按“执两用中”的原则办理。英国经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提出过“税收中性”的思想。后者正在为现代经济学家所接受。税政的执中原则，指税收应在生产能力与纳税能力、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激励与平抑、税收效率与税赋公平等多层面的关系之间，确立最佳的平衡点。
　　我们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过程再现了执中原则的生命力和微力。事实上，我们若以“致中和”或“实事求是”等理念来诠释这一过程，所得到的结果将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表述的丰富性。它们中间有着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前者是源头活水，后者是新条件下的奔流或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人以中庸为美德，个人以此为准绳，则将人格高尚，行为有理、有节；国家、社会、集体以此为准绳，则将能把握事态发展的进程，带来积极的成果或巨大的实惠。因此，方法论观点，应在民族价值观中占居重要的地位。
　　（六）道德平等与人间平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应以道德平等为契机，如果在道德上一部分人可以压迫另一部分人，那么，这种平等肯定是虚伪的平等。所以道德平等是政治、经济、文化平等的基础。《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道德平等的要点。
　　修身是指一个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实现，即一个人的知识与道德品质的实现与完成，以此作为立于社会的基石，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职责。
　　依照中国的传统，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领导者对其属下、对其臣民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与一个人本身如何对待他人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俗语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这就是说，你善待他人，会得到同样的回报；你恶待他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复。社会上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每天都要与周围的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彼此间的平等相待而不是相欺相压，就需要一种道德力量和文明素质加以维系和支撑。儒家称这种道德力量为絮矩之道。
中国人在习惯上一向对领导者或上级官员有较严格的要求。《大学》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这就是“上行下效”。在上者必须起表率作用。俚语中对县官、州宫有个形象的称谓，称他们为“父母官”。这一称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它意味着权力、义务和实现这些权力、义务的方法相结合，并非俗宫们所理解的那样，只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父母宫”必须以亲情和仁爱之心相依托去实现他的权力与义务。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清官于成龙》基本上呈现了作为“父母官”
的“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的平等原则。
　　絮矩之道的平等精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2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5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这里阐述的道理，简单而明确。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形象化和通俗化。但其效果则极具广延性。朱高说，“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朱章注》）根据朱子的这一诠释，我们认为，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不仅是实现天下太平，万国咸宁。更深层的境界应是：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由此可见，中国版的平等乃源于仁道的平等。它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价值观之一。不能说，中国是从封建社会走来，其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观念可言。
　　纵观历史，政治是一回事，文化可能是另一回事，政治家多以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行事，讲求实效地思想家则着力于探索恒远的真理，更注重理念的真理性。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传统，无论西方的，或是东方的，都已跨越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发展日新。
有意思的是，中国还有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平等观。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推己及人，而恰好相反，是推人为己。当他看到别人富裕起来，他会红着眼问，为什么我贫穷？当他看到有人进步，他会问，为什么我落后？当项羽看到秦始皇之威风，他说，“彼可取而代之。”（《史记·项羽本记》）所有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大多持这种观点。不分国界，任何国家都有这种平等观，中国亦然。心灵深处的东西，最具本质性，一切斗争论，一切冲突论，大都起源于此。
利之所至，无数个人主义的集合，就会构成集体的力量，共同目标的形成，就是力量的源泉，如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如果有正确的政策引道，会形成无穷的力量，大大解放生产力，并推动社会进步。
　　（七）自由观 自由是人人向往的。任何时代，任何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尊卑，都是渴望自由的。每个人都不希望受制于人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人格，都希望有自己的尊严。这种对人的心理的基本分析，应该是人们所认同的的。基于这一分析，不能说中国人“无个人的自由主体的要求。”［注1］中国人的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的表达方式，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同于西方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人的自由理念者，首推道家学派。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是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崇尚自然，崇尚无为。其社会主张是“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道家学派的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走向宗教，一部分进入世俗社会，但他们的思想理念大体相同。
　　中国另一自由主义思想派别是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孟子有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是指充满道义的气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性自由主义的最高境界。这是孟子的一大创造。朱章弓佣程子的话说：“盂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宇。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我认为，孟子的养气说后人诠释得还不够，我初步认为，它是理性自由主义的深层表述。所谓“浩然之气”应是：为着奉行自己的道义主张，决不屈服于
　　任何强权或势力，斥恶扬善，为民请命，敢怒敢言。孟子本人就亲身实践了这种理性自由主义，与统治者齐宣王、梁惠王、股文公等人就曾面对面地议论天下大事，大胆针贬时弊、申张正义；从不想因求官而阿迪奉迎；从不怕王公之威而委曲求全；是非分明，直来直往。他要求施仁政于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又是何等光辉博大。理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自己要自由，也要以同样的自由献给他人；后者，只要自己自由，并不理会他人如何。
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思想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有深远的影响，许许多多的文人雅士都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知识分子中间，自由主义表现形式大体上有两种倾向。
　　一是看破人世间的利禄浑浊，对追名逐利无兴趣，但求留得清白在人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恬淡的自由主义心情。他们的浩然之气并非仅仅停留在我食我粟、自我逍遥之上。他们大多是一些高风亮节之士。或以文采，或以书画，或以行侠仗义……来成就其不朽业绩。陶渊明有诗云：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tian］异类，卓然见高枝。
　　　　　　　　　　　　　　　　　　　　　　　　　　　　　　　　　　（《陶诗·饮酒》）之一）
　　这是诗人对寒天凉地间的高洁的青松之赞美。青松的高洁与诗人自我的浩然之气浑然一体，从而凸显出诗人独立自由的人格。这就是以陶氏为典型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写照。
另一种类型是胸怀远大抱负，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但因权贵挡道，前进的路上荆棘丛生。他们为保全自我的浩然之气，绝不会向权贵示弱，李白有诗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颤。”（《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人士，不仅视权贵如粪土，而且对于世人专心经营的金钱利禄也视为过往的烟云。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君不见黄河上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模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中国传统文化史上，虽无自由主义之称谓，但以上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人士，却是举目可见，无论其品格、气质、或其行为、理念和业绩，则可与任何国度的自由主义人士相媲美。
　　我引以为憾的是，中国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发育都是不完善的，虽有自由主义之实，但没有自由主义之文藻以为彰扬。因此，我们应当彰扬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之理念，把道德心理上的推己及人的自由主义，推演引申为法制上的便于操作的自由主义。
　　人类学家路威（Robert H． Lowe）指出，“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复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又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二为一，似乎在他的力量之外”。（《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P．569）这是西方人对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后果所做的真知灼见的总结。
　　然而，以养吾浩然之气的自由和絮矩之道的平等，不是可以构建秩序与自由合二为一的自由主义新理念吗？这种自由主义，如果以孟子和李白为代表，则其基本特色可以归纳为：思想解放，扶遥环宇，极具创造性；针贬时弊，匡正社会，极具正义性；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维护个人尊严，维护独立人格，极具自由性。
　　（八）民族大义与爱国主义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国人民生存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强弱、荣辱、富贫关系到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尊严和生存条件。因此，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祖国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和做人的基本品质。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有着光辉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维系如此久远而光辉的历史，是因为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今注卷一乾第一，坤第二》）的博大的民族精神哺育了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英雄儿女。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它不仅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而且历史造就了无数像林则徐、邓世昌、张自忠、黄继光……那样的民族英雄。为了抵御敌人的侵略，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像征着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性格。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侵略他人，但在侵略者面前，中华儿女就会“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以上八个方面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或曰主流舆论应该倡导的价值观。在信息交流手段发达的现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可能持有完全相同的、一个版本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种宗教、同一政党、或同一意识形态派别中，都有不同的宗派存在。有的表面一致，但暗流涌动，有时互相利用，有时互相斗争2有的在同一宗教内，党派内则公开允许不同派别存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具有相对性，例如，和谐、礼让与斗争、对抗的对立，自由平等与专制压迫的对立，革新与守旧的对立，执中原则与极端主义的对立，勤劳与懒惰的对立，……等等，所有这些对立，或明或暗，或激烈或平和，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每一对立中的前项具在久远的价值，后项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取得统治地位。
　　三、中西价值观的对比
　　在研究中西文化对比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两种趋势。一是微观对比，如习俗、宗教、文字、文学、美食、服饰……等等。一是宏观对比，如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等等。中西价值观的对比研究应属宏观研究。因为这种研究要涉及到文化、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通过价值观的对比，会发现不同族群的价值观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寻求价值观共同性的目的在于增强对人类思想相通性的认识，有益于和谐与平等合作Z发现价值观差异性的目的在于强化不同族群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任何长久延续下来的文化或价值观总会有其存在理由。以文明征服者的态度去看待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冲突论去看待文明的相异性，总是要走向歧路的。
我们所说的中西价值观，不是把所有西方族群的价值观拿来对比，我们打算取其中最具代表性又影响面广的美国价值观做为代表，与中国传统价值及其现代转换形式作一比较，兹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美价值观有很多相似之处。较大的差异表现在平等观和自由观上。下面我们将探讨有关价值观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1．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上的人们所共享的。价值观所表征的是社会公认的，具有进取性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它不表征那些无价值的或负面的思想追求。例如享乐主义、暴力主义等是任何社会都要鄙弃的，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又都可能有这些思潮的涌现。有时，甚至泛滥成灾，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破坏。人们提倡进取性价值观正是为了使社会安定，阻断负面思想的生路。
　　2．一个发育成熟的民族或社会，总是要把积极进取的价值理念融入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之中，把理想的价值理念转化成容易操作的具体行为。道德行为是自律行为，比价值理念更能适应具体情况。法律是把道德内涵规章制度化，由国家制定法律条文，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觉悟有不同，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与理解亦有不同。因此，必须使价值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特别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平等、自由、利益原则等，它们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显然，用法律条文加以规范，对社会稳定和统一思想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必须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以便鼓励和强化道德规范的贯彻，并对违法者予以威慑和惩罚。
　　中国传统价值观多以道德理念为基础，采取自律的形式。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立法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针，使中国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特别是利益原则和人民的权力在现行的宪法中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对私人经济、私人财产有了新的规定。这对鼓励人们的创业精神很有好处。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影随形的。把价值融人法律，对塑造民族精神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仁爱、仁心、仁道等以人为本的精神（西方人称作人道主义精神）不仅应该反映在国家根本大法中，而且在劳动法、社会安全保障法、婚姻法等专项法律中亦应有所体现。利益原则、执中原则……等，同样亦应在宪法及有关专项法律，如税法、投资法、
工商管理法中应有明确表述。
　　3．价值观的延续性与可塑性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文化传统，包括价值观，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例如，美国发展的历史仅有二百多年，但它的人民决不是只有二百岁。美国人谈到他们的价值观时，总要叙述他们的先民如何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以及《“五月花号”公约》的制定。这表明，他们带来的是欧洲文明与文化。美国文化，虽有其特色，但其主流与欧洲极为相似。
　　中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几经变化，也曾受过异族统治和异国文化的人侵，但均未能改变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传统。然而，从理论上讲，价值观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表述和特色。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其现代转换形相比较，基本上是雷同的，但又有其时代特色。
　　时代特色往往呈现为某一传统观念在新条件下的转换形式。例如“善养浩然之气”是中国古代的自由 观的表述形式，在当代就可以把人的这种气质，表述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除掉个人主义之外，其主要特征尚有创造性、公平性和自由性。况且世界上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由应与责任相联系。康德曾说：“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要服从法律，他就是自由人”（转引自：范家骏，高天虹：《西方经济学》第546页）因此，自由与法律不是对立的，它一方面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又以要服从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以道义为基础的“善养浩然之气的自由观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又具有相通性。在经济全环化的条件下，这种相通性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经济自由只有通过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因此，经济全球化需要两种思想支柱：一是机会均等，一是自由竟争。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中国传统的，由“絮矩之道”演绎的平等观可以转换为“机会均等”；中国的自由观和固有的竞争机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论语·里仁》）和“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史记，货殖列传》）也可以转换成“自由竟争”。应该指出，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哲学自由主义也是相与借鉴的。
　　 4．价值观的相异性与趋同性 价值观的相异性正是民族文化特色之所在。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的文明和族群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就意味着不同和差异。在经济全球化中，不同的文化能否共存共荣，这是世人最为关心的。
　　以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者曾预言，冷战结束后，在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亨廷顿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于，他借施莱辛格的话把“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人权、文化自由的思想”给予独占化。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的、非洲的、中东的思想，除非它被接受。（《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ta of World Order》这就把话说绝了。对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思想横加贬斥。同时，也说明亨廷顿教授对其他文明，至少对中国文明缺乏了解。中国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中国式的平等自由思想，至少要追溯到两千几百年前。更何况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伏尔泰曾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一个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礼俗论》一四三章）他把他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对比，尖锐地批评基督教和法国的专制政府。他赞扬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同上，第十六章）的思想。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的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对专制制度、宗教迷信有匡正作用的儒家思想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些西方民主理论的先驱者曾从中国的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养分并以之批判欧洲当时的专制主义。而今他们的一些后人，却骄横地说：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只属于欧洲。这岂不贻笑大方？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地球村里的公民相互间的交往与沟通将越来越频繁。或许价值观的相异性将日趋消减，而价值观趋同性将日趋增长，但是，在当前及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认清价值观相异性依然是存在的现实。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当然，也将有利不同文化的自身的发展。
　　历史证明，一切斗争论、对抗论，特别是文明冲突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害的，并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久前，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有组织地大举摧毁佛教文化遗存，并对印度教徒实行歧视措施，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强烈谴责。这说明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不得人心的。中国有句古训：“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一切鼓吹对抗和冲突的论调实际是在播种仇恨。但是仇恨与对抗以及斗争毕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问题最终解决必然要用和的办法。因此，文明或文化之间的问题应当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代替文明冲突论。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人类的类特性决定青人类文明的相通性。相通性是人类文明，乃至社会制度趋于大同的基础。因此，人们必须以客观的、平和的态度看待人类文明的异同。各种文明，存在于同一个信息发达的地球村，相互影响、互为鉴镜，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的创造、或经验、或教训得到他民族的理解和认同，这是好事。这正是世界文明趋同性的实际步骤。但这绝不是某些人以己之长，傲视他人的资本。因为，当一个民族认同别的民族的创见或理念时，总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民感到某种内在的需要。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我认为，也许世界文明的趋同性将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
　　　　　　 　　　　　　　　　　　　四、中国价值观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
　　中国价值观将如何回应经济全球化，应当是所有中国人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中国尚未真正地融人经济全球化，中国还没有加人世贸组织，我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与人口大国还很不相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还远没有到位，经济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还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值观念，必须有所强调，有所发展，有所更新。
　　首先，要弘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原是《象传》表述乾坤的最高品格的，亦即表述人的最高品格的。［同注3］这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有所作为，有所前进。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挑战。
　　但是，也有人说“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全球化说成是机遇。”“但事实上这几乎是落后国家跨世纪的单方面的痴心妄想。”（杨小彦《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文化中国》二零零年六月号 P．31）这种看法不符合我们的民族性格。事实上，支持全球化的学者们从来没有人只是欢呼机遇，而忽略了挑战。“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发奋图强的一面，“厚德载物”则是他顺天承运迎接世界进步潮流的一面。这两者缺一不可。一刚一柔，刚以奋进，柔以顺天（即寻求合规律性）。我们绝对不能还没有进入战斗，就先放弃阵地。
　　　严格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二十年来的现实表明，这既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痴心妄想”。相反，中国人民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和实惠。据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累计引进高达五仟亿美元的外资。这一巨额外资的引人，不但无须支付巨额利息，而且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管理理念和措施，新的人才的成长，税收的增长、出口能力的加强……尤其应该指出，这一巨额外资，来自世界各地，使中国广泛地结交了朋友，但不必像被捆在一边倒”的战车上那样受制于人。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一个民族国家要想兴旺发达，必须以全民族的勇气和智慧，融入国际社会，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大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提高竞争能力，锤炼自己，发展自己。
　　第二、要参与或实现经济全球化，平等竞争、自由贸易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吾人对这二项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人，死抱着计划经济的观念，来理解市场经济的理念，所以显得格格不人。有人说：“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平等竟争，共享资源，合理切割市场蛋糕。但这却是从来也没出现过的，今后也不会出现。”“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贸易”（杨小彦《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文化中国》二零零年六月号 P．31）。看来有必要弄清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贸易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经过讨价还价，按照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或双方协议而实现的贸易。既然是在可接受的游戏规则之下，或双边协议下进行的贸易，就应当被确认为是自由的，正象在市场上买者与卖者成交一项商品交易，只要买者愿意，卖者愿意，就应当被确认为是自由交易。这与欺行霸市或垄断者强买强卖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在寻找“真正的自由贸易”
也许恰好是垄断者的“真正的自由贸易。”自由的相对性是不需要多费笔墨便可自明的。
　　垄断者的“真正的自由贸易”与计划经济论者的“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的“绝对的贸易自由”。例如，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要求的贸易自由，计划经济中“统购统销”的贸易自由。这种真正的贸易自由，不是“从来没有过”，而是已成过去。时过境迁，还要寻求那些已经死却的东西，岂不太迂腐了吗？岂不太猖狂了吗？
　　香港是一个经由自由贸易发达起来的经济体。几十年来在国际公认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实行了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投资、自由港口等四大自由的政策。使香港迅速发达起来。而今它的竟争能力、投资环境、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等多项经济力指标，在世界排名榜上都名列前茅。现在，它已原封不动地回归祖国。实行贸易自由给香港带来了繁荣。问君香港式的贸易自由，是否“真正的贸易自由”？
　　看来，在众多的事实面前，某些人的陈旧观念确实需要更新了，不要总抱着那些貌似正确但分文不值的卖单不放。
　　第三、两商竟争，巧者胜。这话脱胎于中国古代竟争理念。所谓“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也。今天，它还适用吗？虽然，今非昔比，但其理亦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能否占据有利的地位，全赖在竟争中的“巧”字。
　　有人认为：“美国以其政治与经济优势占据了市场最佳位置，这个国家以上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今天的强势，他有什么道理把这个强势让给阿拉伯世界、东方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杨小彦：《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文化中国二零零年六月号．P．31，32）当今世界，任何占据强势地位的人，都不会把这种地位让人。正象中国在46届世乒赛中，不会把七项冠军中任何一项拱手让人的，当然，美国人也不会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强势让人的。
　　不过人们应当明白，任何强势都不是绝对的，在比赛或竟争的过程中，强弱关系会团竞争者善用竞争机制，或因竟争的巧与拙而发生转化。强者可能变成弱者，弱者可能变成强者。更何况，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对比中，中国并非绝对的弱者，中国也有自己的强项。
　　其一、中国正处于加人WTO的前夕，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都争相与之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以便取得丰厚的利益。据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到二零零五年，中国将拥有2．3亿人以上中等收人的消费者。如果做到这一点，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和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奢侈品的个重要市场。”（美国《世界新闻》：《贸易主导中美关系》5月31日，2001年）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
府都曾表示与中国交往和发展中美贸易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其二、在二零零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高达1001亿美元，进口额仅为l6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838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赢家。有报道说，“美国居民需要中国产品，以维持 他们的生活标准。如果没有中国的进口商品，美国经济会陷入很大的混乱，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将直线下降。”（《今日美国》报 2001年4月 11日载文《撞机危机的背后——谁在经济上有主动权》）不过这种优势并非绝对的，因为向美国出口日用品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何况“如果美国突然不向中国购买商品，中国的经济马上会陷入衰退，而且不容易恢复”。（同上）由此可见，优势与劣势处于不定态的转化中。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拥有14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竞争力对比中一个有力的筹码。如果运用得当，对美国也是一个不小的威慑力量。如果中国决定出售它拥有的美元，在外汇市场上会引起一定的波澜。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今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约为两万亿美元，那么相对而言，抛售1400亿美元，其效应则是很有限的了。而且，一旦用了此招，可能造成外汇储备的金融价值下降。这又是一个优势劣势的动态转换。
　　当然。就整体而言，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都远远超过中国。这反映在许多经济领域。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为美国埃克森公司的66％，但营业额却只有它的1／3，纯利润仅为它的 1．7％。根据产品和地区的不同，中国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最多能比国际竞争对手高出 100％。美国大农场每生产一吨小麦的成本只有中国沿海地区的70％，中国农业仅有1／5实现机械化，许多农产品的生
产成本比美国高出50％。中国约有120家汽车生产厂家，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只有日本的50％。由此可见，无论科技水平，无论经营之道，中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确实不小。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闭关自守？这就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在竟争中提高自己而不是退缩。经济发展只与清朝相比，比出十万个伟大，也难逃落后于人之责。如此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有融，人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方显出对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只有在大竞争的环境中求发展，才能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全球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机遇永远存在于挑战之中，迎接挑战的胜利之时，就是实现机遇之际。
　　第四、千万不要忘记利益原则。中国有过这样的时代：全凭领导人的政治需要，无视国力的贫弱，执着国际主义的大旗，牺牲人民的辛苦所得，不顾国家经济的发展，使两百亿元巨额资金打了水漂。到头来，换来了阿尔巴尼亚人指骂中国修正主义的外交耻辱换来了越南驱逐百万华人、制造边境事端的反目相报。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对这样不讲利益原则的恶劣之风，必须放火烧尽。
　　人们批评美国在生意场上和政治角逐场上总是把“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理说，一个民选政府本来就应当为选民的利益服务，没有了这一点，他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一个政府时刻不忘国家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应该说，每个国家都应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亦应如此。
　　据说，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将正义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单纯的利益驱使会造成许多麻烦。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因此，利的实现，必须是“义之和也”（《易传·文言》）的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当政者最基本的职责，虽圣人亦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原则，但可引导人们不以利害义。
　　中国价值观中的建功立业、济世达人、勤劳、敬业、革新与发展都是利益原则的体现。这些观念都是“利者，义之和也”。这些价值观的实现，必略导致“利己、利人、利事、利物”的综合体现。因此，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或是教师、学生和职工都要用开明的心态对待利益原则。政府宫员如果不能为人民利益服务、不能为保卫人民利益而仗义直言教师不能教学生趋利避害，经理不能带领职工创造价值和效益，那么，他们的存在就要受到置疑。因此，我很赞同在“真善美”人生三美德之内，加人“利德”的想法。古代的四美德，名日“无亨利贞”；今日，可日：“善美利真”。“利德”是一切行为的有效性与合国的性的组成部份之一。我们不能设想：当某一行为呈现出“善美真”的特质时，它却无利于人群和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反之亦然，当某一行为是有利人群和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时，它怎能呈现为“恶丑假”。四德既然是统一的，人们如何能舍利而求真善美，或舍真善美而求利呢？后者，虽有可能，但不是有道德者之所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机构的每项活动的结果均应呈现“利己、利人、利事、利物”的效果统一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强调利己、利人、利事、利物的效果统一性，其目的在于杜绝任何个人或集团以任何借口牺牲民族国家利益、牺牲人类生存环境来满足其欲望的作法。
　　第五、实现执中原则，创造最佳业绩。太极建构论认为事物的构成是阴因子和阳因子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在发展的不同程阶分别呈现为阴阳相合、相克、相生、相成……等不同的态势。根据这一基本理念，探讨一下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构想。这一构想所指谓的首先是人类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要通过全球化消除发达与不发达、富与贫、先进与落后、科学技术、文化与文盲、愚昧、无知、自由平等与专制压迫……的差距。为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是，历史表明，“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对富者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对贫者也不能采取恩予的方法，而必须采取发展与改革的方法，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前文曾着重分析了执中原则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各种政策的形成与执行，也必须贯彻执中原则。因为“中”是一切事物的最佳状态或本然状态，“执中”则是采取一切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以实现和发展事物的最佳状态。
　　执中原则的过程经过子思的发展之后其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了，现阐述如下第一步“致中和”，即探索事物存在的真实状态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十第二步，“天地位焉”，即揭示事物的结构性特点及其问题之所在，平衡点之所在；第三步，知道了问题之所在，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问题，还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致中和”，即采取事物本真状态所允许的、合规律性的最佳措施以实现一定的目的性；第四步，“万物育焉”，即最佳效果的取得。那么，这个执中过程结束了吗？没有。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最佳效果的实现。事物还要进一步发展，所以新的“致中和”又将开始。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概括为：“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和——万物育焉——致中和”，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在进口一项新技术时，无论他们是从唯心论的观点对物质实体进行怎样的批判，或从唯物论的观点对精神实体进行怎样的批判，似乎对解决实际问题的距离都比较遥远。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种技术与其他同类技术相比较，其先进程度如何？引进这种设备能够创造多少可比性价值？引进者对此种技术的支付能力如何？所有这些可行性问题，均属了解事物的真象和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因而也是执中的过程，如果经过全面对比，最后选择了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先进的技术设备，那么可以说，这就是实现了执中原则。如果以这样程序进口新技术，去征询百姓的意见，他们会简单地说“中”，特别是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人民群众就是用一个“中”字，表述“执中原则”的。这说明执中原则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原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的。我们理应使之发扬光大，使之在新时代进发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