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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作用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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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礼，五六岁时便组织儿童操作、演习周礼，15岁立志于学，年轻时就“博闻而知礼”，名噪鲁国，30岁而立，开始招收生徒传授礼乐文化，成为一代礼乐大师。孔子十分重视礼、推祟礼，所以有人说“礼”学是儒学之骨干。孔子认为，礼不仅对统治阶级治国有巨大作用，而且对民众个体的生存也有巨大作用。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礼记·经解》也记载：“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仲尼燕居》说：“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荀子的结论也是“国无礼则不宁”，礼是“国之命”。《左传·昭公五年》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之本，将于此乎在。”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功能，所以“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以上的论述充分说明礼在治国治民中的巨大作用，周人制礼就是为了维护周的统治，在统治者内部，周礼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对于民众个体说，礼也十分重要。孔子甚至把礼看作是一个人生存于社会的根本。他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教育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
还教育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荀子说得更清晰、明确：“人无礼而不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是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是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磨。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既然有礼无礼是人有无修养、甚至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分水岭，所以孔子本人对礼仪是身体力行的。《论语·乡党》不惜纸墨着力刻划了孔子在交谈、坐卧、站立、行走、乘车、寝食、服饰、出使外国、接待贵宾、与友交往、馈赠礼品等方面遵循礼仪、执行礼仪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我们从这篇记载中感受到孔子确实是彬彬有礼、气质不凡、潇洒倜傥的仁人君子。通过二三例我们便可窥见一斑。“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
言言如也。过位，色勃如也，足矍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宿宿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食不语，寝不言。”“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开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孔子对古代礼仪发展所做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仁学注入了礼学之中，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孔子不满意礼只是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认为人们在施礼时应具有仁爱之心，即仁为实施礼的基础。仁是人的思想根源、感情内涵，礼是仁的外在流露、形式体现。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则何以别乎?”这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们孝顺父母时只有具备了虔诚、尊敬之心才能与犬马区别开来，可见，施礼时，仁是根本，失却了仁，只追求礼，礼也流于形式，变成唯形式主义，使人成为虚情假意、装腔作势的木偶。所以当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才赞扬地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即礼之本是重大问题，丧祭之礼重要的是人的哀敬之情，与其形式周全隆重而缺乏哀敬之情，倒不如形式简易欠缺而充满真诚的感情。《礼记·仲尼燕居》说：“薄于德，于礼虚。”孔子也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这就是说，人们在实施礼仪，塑造形象美时，首先应完成人格美、内在美的塑造。正如孔子所说的“礼后”，即礼产生于仁之后，先有仁后有礼，仁居第一位，礼居第二位。孔子还采用一个比喻，具体阐述了仁礼这种关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尽管仁是根本的，但仁终归是抽象的道德、品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感情，仁的定义要求有一种形式传达、流露。从仁的可施性和实用性来讲，礼就有了存活的价值和意义，礼是表露仁的最具体、最切实的形式。如果没有礼这种形式，仁就将僵化、窒息，最终消失殆尽。礼实质也不单单是表露仁的形式，礼对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人在不断实施礼的程序、塑造自我外在美中可以培养、强化仁的感情、道德，使仁得到升华。礼仪需要长期学习、反复演练，连举手投足都不能轻易放过。因此，孔子才把礼乐当做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向学生传授。儒家正是用授礼的方式，使人达到人生艺术化，把人的身体从呱呱落地的自然物逐渐培养成具有艺术美的形象。颜渊也曾昭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还用“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来强调只具备仁不学习礼的危害。从某种程度上说，仁的实现必然要遵循礼所规定的路径，所以子贡在问到如何培养仁德时，孔子回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认为礼仪是培养仁德之器。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更能说明儒家认为仁的培养离开礼的学习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不经过礼仪化的过程就具备仁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儒家塑造人要求仁与礼统一，仁与礼都不可偏废。《论语·颜渊》里记载棘子成也曾片面地认为“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即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高尚的人格就行了，要那些文采、礼节干什么?子贡反驳得好：“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即文质同等重要。孔子论述得更鲜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质配合适当、仁礼都具备才是完人。从个人修养来说，孔子提示了礼的内在本质。阐述了礼的生命源泉，赋予礼深刻的内涵，使礼达到深层次。儒家这种把仁礼结合起来塑造人的品格、人的形象的仁学、礼学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了，成活率更加提高了。当今，儒家的这种伦理观念在东亚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中起了积极影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无疑抬高了儒学的地位。确实，在即将进入2l世纪之时，为了重塑人类文明人格，人们纷纷把视野投向人类智慧的典范———孔子。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说：“像他(指孔子)这样在人类文明史上影响之大、层次之高的人是非常少见的。世界上很少能找到像孔子那样塑造人格、塑造文化的精神力量。”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在1988年1月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许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竞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如今，在新加坡地铁站里张贴了很多印有孔子语录的广告，成为新加坡地铁的一大人文景观。在最初筹划此项计划时，工作小组把东西方饱含人类智慧与哲理的学说都一一比较，最后中国孔子的思想在众学说中脱颖而出，一举中选。因为策划者们发现，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孔子的思想对于当代人的思想修养仍有教育意义。
尽管孔子创立的仁学、礼学有深远影响，孔子生前也殷殷以“复礼”为事不辞辛苦、周游列国游说自己的主张，但却四处碰壁，终日凄凄惶惶。又因儒学“难以进取、可与守成”，所以在“天下并争’’的战国时代，儒学始终处于受细之境。秦始皇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统一中国后，他开始也不排斥儒家，任用儒生为博士官，到泰山巡游时曾召集儒生，听取他们的治国方略，用儒家的思想教育臣民。但由于秦始皇绝对专制、独裁，容不得儒家对他的些微的品头论足，结果竟残酷地焚书坑儒，窒息了人们的思维，强化了专制主义，使秦朝的官僚系统趋向野蛮化，加速了秦的灭亡。秦王朝的短命历史无疑使法家背上恶名，从反面证明了儒学在政治文化上的功效。
建立西汉的刘邦开始并未把儒生放在眼里，甚至以儒冠溲溺，他并不知道居马上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在他刚建立西汉时，由于从他到大臣多出身低贱，未受过贵族礼节教育，更不懂皇宫礼仪，朝廷每有宴会，群臣饮酒争功，喝得酩酊大醉，其中狂呼乱叫者有之，拔剑击柱者有之，宴会上下乱作一团。刘邦对此甚为忧虑。当时故秦博士、儒家传人叔孙通建议制定朝仪之礼，刘邦始感犹豫、认为：朝仪要改定，但恐礼繁难行。叔孙通胸有成竹地说：“臣闻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务在因时制宜，方可合用。今请略采古礼，与前奏仪制，折中酌定，想不至繁缛难行了。”高祖七年，刘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接受群臣朝见，使用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其具体程序是，天刚亮，传令官员即着手布置朝见仪式，先将皇宫中的文武侍从依次引入宫门，让车骑步卒手执兵器旗帜，列阵殿外庭院中保卫皇宫。然后让宫廷中文职侍从肃立于大殿台阶两旁，最后是宣诸侯将相上殿，功臣、列侯、将军列于殿内西侧，面东向，丞相以下文职官员列于殿内东侧、面西向。这时皇帝乘辇而出，百官举旗传警，掌礼官员引导诸侯王以下至俸禄600石的官吏，依次向皇帝祝贸，并饮酒祝寿。整个朝见过程庄严肃穆，群臣无不诚惶诚恐，恭敬肃立，确实刷新了以往朝廷上杂咨无章的混乱局面，使刘邦也体味到“今日方知天子之贵”。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巩固了西汉的皇权，区分出君尊臣卑的等级序列，并突出了君主高高在上的地位，抑制了臣下的权力，为皇权的神化汀下基础。从此，刘邦改变了对孔子与儒生的态度，并“以太牢把孔子”，开了历代帝王祀孔的先例，刘邦还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把君”，专司祀事。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集权，巩固汉家天下，开始推崇儒术，重用儒生，使儒学的政治地位急剧提高。当时的博士、儒家的饱学之士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谙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了把儒学定为一尊，他还提出天人合一说。他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以孝涕”，人若“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地养之以衣食”，人若“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人生之以礼乐”，人若“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他把人类社会与天地宇宙视为一个整体。进而他又提出天人感应说、其主要思想是：“君权天授；王者天所予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以全国臣民都要无条件服’从君主，即“民之从君，如同体之从心”。而天又以各种祥瑞或灾害给皇帝以指示，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他的名言是“道之大源出于天，夫不变；道亦不变。”他的所谓道即是“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纲就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他把天地阴阳的自然法则套搬到社会生活中，认为君、父、夫为阳，性刚健；臣、子、妇为阴；性柔弱。故君、父、夫要天经地义地统率臣、子、妇，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他把自然界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套搬到社会中人的思想行为上。而这一切都来自至高无上的天、神的力量。自此以后，神权、君权(后扩延为政权)、父权(后扩延为族权)、夫权构成一体，成为两千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四大枷锁。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儒家的礼学向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发展了。儒学从此神秘化、庸俗化，溶进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镇压人民反抗的御用工具。
宋朝时，礼仪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封建礼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宋代礼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程朱理学的出现，一个是礼仪向家庭——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迅速扩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有程颖、程颐和朱烹。特别是朱烹被后世统治者称为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圣人。他们的主要理学思想就是天理论。天理论认为，自然界天地万物无不体现天理，人性本质是天理的体现，三纲五常也是天理的体现，统治者制定的政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也是天理的体现。“人伦者，天理也”“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而天理“不为圣贤而有余，不为愚不肖而不足”，“自是豆古豆今常在不灭之物，虽于五年被人作坏，终珍灭他不得耳”，这就是说，天理具备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亦非人力所能干预的绝对权威和永恒性质，它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他们还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但人欲与天理相牴牾，凡违背礼义规范的行为都属于人欲，“非礼而听视言动便是人欲”、因之，作人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能“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家礼，即家庭礼仪。统治阶级的学者终于“领悟”到治国必先治家，治家必先修礼。于是宋代的家礼兴盛起来，最著名的百司马光的《深水家礼》、朱熹的《朱子家礼》。家礼的核心是孝，晚辈孝顺长辈、尊敬长辈，但统治阶级把家礼政治化，移孝于君，即利用人们对长辈的正常感情，引导人们忠于君，而当时宣传的忠、孝已与儒家原本双向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变成无原则的灭人欲的忠、孝。在这种统治思想笼罩下，社会上一叶出现了愚忠、愚孝。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家礼就这样严酷地窒息了人们的思维自由、扼杀了人们的个性、独立性，巩固、强化了家长式的专制主义统治。
明朝礼仪之风更加兴盛，理论上虽没有发展，但名目增多，形式更完善，如家礼名目有忠、贞、节、烈、孝。此外，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更加明确等。清朝政府继明之后很快接受了汉族的礼制，甚至把礼发展到僵化、刻板的地步。如乾隆皇帝即使对外国使节也要求其行中国式跪拜礼，经过一番交涉后，才勉强答应外国人施以西洋式单腿跪拜礼。
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皇帝退出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封建社会政体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据弃封建意识、思想文化、旧的礼教。以陈独秀、李大剖、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人物是反对礼教的。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征人”之口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四运动就直接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确实。我们应该把为维护皇权、专制、封建等级秩序而被后代统治阶级强加于儒学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贞节烈等封建礼教列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取其精华，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礼仪来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语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礼仪素质，塑造民族个人的现代文明形象，使我国早日以“礼仪之邦”的形 象重新屹立在世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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