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学为“立国”：国学保存之用心

“新政”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广设学堂以培养人才。之所以如此，实与清廷上下为挽救统治危机，急图富强之才有关，所谓：“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材必多。”[1] 学堂建制，本是欧美、日本等国分科设学培养人才的现代教育体制，与中国自隋唐以来围绕科举取士而形成的学制系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清廷官员对于中外学制在形式上的差异并不担心，因为如果从培养人才的效能上说，欧美、日本等国的学制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学而齐之即可，但他们最困惑的是，随着国外学制的引进，西方教育指导思想中的自由平权观念随即就会跟进，而这些观念既不合中国“古制”中的三纲五常理念，又不利于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他们一般在此问题上多会沿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企图在保持意识形态领域“三纲五常”理念有效性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富强之术。而“三纲五常”理念有效性的保持，在他们看来恰恰离不开“国学”这样一个载体。因此，清廷在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十分注意通过“国学”中之精华——“国粹”的保存，来达到学习西方学制而使纲常秩序不坠的目的。

当时，他们所讲的“国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学，所谓：“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理由是：“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2] 二是中国文辞，所谓：“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经籍”[3]。理由是：“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藉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4]并禁止袭用东瀛文体的作法，因为“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所以“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5]三是理学，所谓：“理学宜讲明，惟贵实践而忌空谈”。理由是：“理学为中国儒家最精之言”，“惟止可阐发切于身心日用之实理，不可流为高远虚渺之空谈，以防躐等蹈空之弊”。[6]此类“保存国粹”主张，意在使“新政”所培养的“有用”之才不失其“忠孝”之本。为此，他们一方面从外界打击危及“国粹”的“废经说”、 袭用东瀛文体的作法，另一方面注意从内部清理门户，对于先秦诸子文章，要求学生不要“宗其学术”，仅在文学科大学中教学生学习其作文的方法，[7]而对于奉为官方正学的理学，则要求学生要学会 “阐发切于身心日用之实理”。

    张之洞对于保存国粹问题尤为敏感。清政府刚在1903年底颁布了各级学堂的实施办法，他就在第二年指出，由于这些新设立的学堂“重在开发国民普通知识”，故对西学新知着力为之，而对于“国文及中国旧学”所设课时则极为有限，中国传统旧学对学生的影响力已明显偏弱，因此，他率先于当年（1904年）在其辖区——湖北省议设存古学堂。在他看来，存古学堂应与普通学堂的立校原则有别，“专以保存国粹”为己任。因为，只有专门保存“国文”及“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等“国粹”，方能使人“知爱其土物”，由此“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教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8]由此动机出发，他对于“通省学堂”中中学教师已呈“不敷应用”趋势的状况，非常担心：“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词章，无人能解，无人能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既无周秦传经之名师，安有两汉立学之博士？窃恐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言念及此，不胜大惧。”[9]为此，他“专聘博通中学经史、诸子、词章各门学问之师儒为学员，选取中学较优之生，收入此堂肄业，即专习此数门。”[10]为了预防时人批评他守旧，他特引孔子“温故而知新”一语，来说明自己此举的“深意”：“所谓故者，非陈腐顽固之谓也。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11]到1907年时，他鉴于全国范围内普通学堂“废罢四书五经”、“声明不列读经专科”等“种种怪风恶俗”有蔓延发展之势，遂上奏请求在全国范围内设存古学堂。他声明自己“保存国粹之苦心”，在于“存国粹而息乱源”，所谓：“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无裨益。”[12]在当时的清廷大吏中，像张之洞这样关心“保存国粹”问题的，还大有人在。继张氏在湖北设立存古学堂后，河南、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甘肃等省也纷纷建立存古学堂或尊经学堂，复古之风一时在教育领域有蔓延之势。

在官方的国粹论调中，最有特色的是时任山东学务处议员的宋恕的说法。他在1905年的《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中，提请创设粹化学堂，以调和欧化和国粹，其理由是：“盖真国粹、真欧化，其源皆出于爱众。故一互考，而调和之境易臻。”[13]初看其提法，似持调和论调，但细观其立足点，实处处从国粹角度着眼。所谓：“普通之教育难振，即由于特别之教育久无，欧化之罕能调和，即由于国粹之罕能传习，故普通（欧化）诚不可缓办，而特别（国粹）尤必须补施。”[14]又讲：“大抵国粹愈微，则欧化之阻力愈大，而欧侮之排去愈难；国粹愈盛，则欧化之阻力愈小，而欧侮之排去愈易。”[15]他之所以将国粹的作用强调得这么重要，是因为他认为“外国之粹”在根本上实与“国粹”相通——“同归仁恕”，只要抓住“国粹”这个本根，“外国之粹”自然也会得到。所谓：“大抵地球正教，宗旨全符，孔、佛、耶稣，同归仁恕。所不同者，皆其形式。故本国之粹若微，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格格而不相入；本国之粹若盛，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息息而遥相通。”[16]宋恕与前述张之洞等清廷大吏一味从利用“保存国学”来维持传统伦理纲常进而维护统治秩序的外在功利路线有较大不同，他已较多地具有从国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思考问题的成分，这在当时的清廷官员中无疑是算有卓识的。

二、学堂包科举：吐故纳新之渐径

“新政”教育改革大力推动了学堂在各地的普遍设立。但这种从西方引进的分科学堂系统与隋唐以来形成的科举学制，反差极大。为了抹平其间的鸿沟，统一教育界的认识，主张广设学堂的官绅纷纷论证说，西人现在所资富强之学堂实与我国隋唐以前的古代学校暗合，所谓：“第考其（按指欧美日本）现行制度，亦颇与我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试比之各国，则国学即所谓大学也，家塾、党庠、术序即所谓蒙学、小学、中学也，其等级盖颇分明。”[17]由此认识出发，主张广学堂的官绅认为，借鉴西方的学校制度，不过是规复三代学校旧制。此种“托古改制”的心态以以下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18]既要“规复”三代学校制度，则现行的科举制度显然与古制相左。所谓：“三代以上，只有学校，并无科举。”[19]科举制度不仅不合古制，而且还不合时宜。所谓：“国家设科取士，原期以网罗英俊，宏济艰难，……（今）外侮凭陵，惶惶不可以终日，而士大夫犹持闭关自守之旧学，于中外形势瞢无所知，岂足以临敌制变！”[20]

然则，科举毕竟奉行多年，其兴废关系重大，可否与学堂两存呢？官绅中也确实有过调和学堂与科举的企图，所谓：“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科举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学堂以幼成，所以求实学。” [21]况且，自“新政”教育改革以来，科举制度内部已通过改八股为策论、设经济特科等方法来力破空疏，讲求实用，这不正与学堂的培才目标渐趋接近吗？但在实践中，这些看似合理的逻辑恰恰行不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科举内部即使再作改革，也不能解决其体制上的根本缺陷。就改八股为策论而言，吴汝纶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指出：“舍时文而用策论，策论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时文。以其茫无畔岸，人竞抄袭，而考官皆时文出身，不能辨策论之高下。”[22]就实行经济特科而言，其功用也很有限。所谓：“中国见闻素狭，讲求无素。即有考求时务者，亦不过粗知大略。于西国政治，未能详举其章；西国学术，未能身习其事。现虽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招贤自隗始之意，只可为开辟风气之资，而未必遽有因应不穷之具。”[23]另外一个原因来自科举制度之外：科举不废，学堂生徒的晋升之路就会受到牵制，如此则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学堂就学。所谓：“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则？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其获售。”[24]如此，则非废科举，学堂不能大兴。所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25]

但是，废科举、专重学堂之举颇使一些士人担心：“士人競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26]对此，当时主管学务的大臣采取的是以学堂包举科举之学的办法，即在开发国民新知的西学课程之外，兼设多门“中学”课程，“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 “如是，则中西之学既已兼赅，固不患其偏重”，“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27] 此外，还有人将学堂与科举的关系比作学和文的关系，以此论证广学堂、废科举之理由。所谓：“夫学堂主学，而科举主文。学可赅文，而文不足以尽学。与其主策论制艺而翻腾于其中，不若摈策论制艺而消息于其外。”[28]并提出具体的以学赅文的办法：

取学堂文课、理课、法课之书，如史、哲、地理、伦理、社会、教育、经济、财政、政治、数学、农、商十二学已译成者，普令肄业。应试之日，分为两场：第一场试以《九经》义一首，工制艺者听作制艺一首，第二场以十二学各发问题试之。凡《九经》义、十二学占习何门，并令自报，试中者分门注籍，由考官咨送各专管之部，以凭京外个衙门辟举任用，断以十年为限，限满即停，中额减半，略依嘉道间旧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纳新之渐径矣。[29]

以上以学堂包举科举之学的作法，无非是想在西学新知盛行的学堂里为“中学”留一个体面的位置，如此，则可“体用兼备，本末兼赅”，正如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所指出的那样：“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30]

三、经学与西学：学堂功课之次第

“新政”期间，主张广设学堂的官绅一般均认为，学堂中西学兼赅，故应取代无实无用的科举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官绅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士子以前专习经学，往往皓首穷经仍所获无多，现在让学堂的学生中西兼修，这能行得通吗？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一些官绅纷纷指出，学堂既然是为国家富强培养有用人才，自然应以西学为主。如吴汝纶所云：“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学堂自以西学为主”，“他处名为西学，仍欲以中学为重，又欲以宋贤义理为宗，皆谬见也。”[31]严复也认为：“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32]商部的一份奏折也提出：“学堂之设，以考求实用，能夺西人所长为主。”[33]然则，以西学为主，并不等于不讲经学。官绅们即使再追求实用，也不会忘记经学的指导地位。如吴汝纶所云：“中学之当废者，乃高头讲章、八股八韵等事，至如经史百家之业，仍是新学根本。”[34]官方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抑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5]

学堂以西学为主之意，在官绅们中普遍达成共识。但在学堂中应学什么样的西学，又以何种方式来学等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以中国目前危亡之局，当以急用速成为先，故应以专门之学先于普通之学；专门之学中，则应以法律、理财之学先于实业之学。如吴汝纶所云：“蒙养之学、普通之学，今皆不必立。其大学则程度绝高，非初学所能骤及，念用功最简，收效最速者，无如专门学校。专门之业，如天文、理化、博物、制造等，皆精奥难学，不易得师，其农工商业，虽国家富强，基础必不可缓之事，而吾国尚区而别之，以为非士人之业，今亦未便创兴。今所延之师，长于法学、理财学，此二学尤吾国所急需。”[36] 吴汝纶曾专门考察过日本的教育情况。在他看来，以中国目前之状况，办教育当分救急之法和长久之策两步走，先图救急，再思长久。[37]但是，有不少官绅对此有不同意见。同样考察过日本教育的张謇就认为：“中国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38]还有人认为：“政法之与实业，虽同为当学，然其间究有先后缓急之分。盖实业为万事根本，学此者苟占多数，则财力自日形发达，中外古今几见有财力雄厚而政治法律犹难整顿乎？”[39]

不管官绅们的意见如何相左，西学毕竟在学堂中迅速发展起来。其势头发展之猛，几使经学形同虚设。如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其日记中就忧心冲冲地写到：“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40]更让清廷及官绅中保守人士无法容忍的是，学堂学生在西学新知的启迪下，频有与传统伦理观念不符的言行发生，所谓：“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41]

鉴于此种情况，清廷不得不于1906年明定教育宗旨，企图以此“整顿”学堂学风。所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又谓：“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并谓：“自泰西学说流播中国，学者往往误认，谓西人主进化而不主保守，事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不知所谓进化者，乃扩其所未知未能，而补其所未完未备；不主保守者，乃制度文为（物？）之代有变更，而非大经大法之概事放弃。”[42]此种力保三纲五常秩序不坠的的教育宗旨发布后，官绅们中的保守人士仍不满足。他们鉴于学堂学生“惑于平权、自由之说，不受教诲，驯至犯上而滋事”[43]时有发生的情况，主张重经尊孔之意还应加强。于是，如前所述，各地纷纷出现奏请设立尊经学堂或存古学堂的提议及举动。清廷还专门颁布上谕，强调在学堂中要加强维护“中体”的力度，对于敢于“离经畔道”的学生一定要严加惩处。[44]清廷上下这种竭力维护“中体”的举动，恰恰从反面说明“中体”在“西用”不断扩充的形势下正面临着越来越削弱的严重危机。

四、人今而我古：官方“国学保存”行动的破产

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清廷希冀在“中体西用”观念指导下，接引西方富强之术。各级官员在教育、“治法”等方面“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吸收“西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往有所发展。尤其是废除奉行多年的科举制度，逐渐建立起现代学制系统，更是以往所未有。学堂内部的西学比重也大大增加，由“新政”以前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变为学堂以西学为主，中学只起德育作用的新局面。

学堂中经学的比重较前大大降低了。但是，统治者希望通过以经学的灵魂——儒家伦理纲常来统率西学的方式，继续保持“中体”的崇高地位，以期在通过西学追求“富强”的同时不失其“学本”（经学）和“政本”（三纲五常）。[45]然而，此种中体西用模式在实践中却窒碍难行。例如，企图以学堂包举科举之举，无疑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实行。结果只能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延外国教习或接受过西学的中国人士教西学，而别延中国传统的经师来传德育。[46]此种体用两张皮的作法，正应了严复1902年对中体西用模式的批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47]又说：“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其取以辅者与所主者决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矣。”[48]其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明知体用模式窒碍难行，清廷官吏却乐此不疲，固执于纲常秩序的不坠、国粹的保存。其中关节点，通过比较“新政”时期存在着的两条保存国粹的进路——官方国粹论者与民间国粹论者的立场，不难获悉。如当时积极参加民间《国粹学报》活动的许之衡所言：“夫在上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絜，是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49]事实上，这两者确有根本的不同。民间国粹论者考虑的主要是在新学不断输入的冲击下国学如何从内在发展的理路上得以保存和昌明的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国粹论者出于对清廷专制统治的强烈憎恨，同时又把如何推翻清廷统治的因素考虑进来。[50]而官方国粹论者讲保存国粹，虽有保存传统文化的成分在内，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其维护清廷统治秩序的需要。他们往往凭其居高临下之势力，强制推行建立存古学堂等措施，试图遏制“新政”以来在学界出现的思想解放现象，故而他们与其说是“保存”国粹，倒不如说是“保存”清廷统治秩序。

官方的这些国粹论者本想通过设立存古学堂这样的办法，来“存国粹而息乱源”，但在实践中却进退失据，难以实行。这里面有经费难筹的因素，学部为此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中特有准许各省设立但又限制各省设立的奇怪规定：“存古学堂每省以设一所为限，如财力实有不足，暂准缓设。交通便利之处，可联合邻省合设一所。”[51]但更主要的问题出在存古学堂与当时的新学制根本不能衔接，实有空中楼阁之虞，如时人所揭露：“学堂之分初小、高小、中等、高等以及大学，循序渐进，不能躐越也。独存古学堂无适相衔接之学级。”[52]

这两项因素还是就设立存古学堂的外缘情况而言，如果深入到已设立的存古学堂的内部情况来看，其难以实行更有其深刻的内因。就师资情况来看，若为存古学堂之教师，本应“博通中学经史、诸子、词章各门学问之师儒”方能胜任，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师资，前来应聘的教师多为常年浸淫举业的人物，其本人多沿袭举业中割裂凌杂之弊病，对中学并没有系统的知识，如何能教好学生？据当年亲历过甘肃存古学堂的韩定山后来回忆说：“刘先生（按指存古学堂监督）所聘到存古学堂来的教师，都是些未跳出举业圈子的人物，他所布置的义理、辞章、考据这三门古学，那些先生们所知道的实在有限，要他们讲授给学生以应存的古，实在有些南辕北辙。”[53]就学生的情况来看，由于学堂课业远离当时社会发展轨道，如《教育杂志》1911年一篇时论对保存国粹的批评：“今日何日，一武装之和平世界也，一优胜之竞争世界也，人今而我古，人存而我亡，有心人方戚戚忧之，乃不知并力图维，以与人抗，而欲存人之所亡者，以求幸存于斯世，是非悖时，即为顽固，有进无退之学术，而可如是乎？”[54]因此，学生对功课多不用心。韩定山回忆说：“尽管刘先生在那样守经卫道，以身作则的坚决提倡古学，但学生一般对课业不感兴趣，讲堂上的学习，只是随铃声上下，虚应故事，课外对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庸言》、《国风》等刊物，则好之如饥渴。”[55]存古学堂的危机反映出官方的国粹主张在实践中日益濒临破产的窘境。

官方国粹保存行动的流产，正是清廷统治已无可救药的反映。历史的悖论在于，由于清廷借用保存国粹来维持其统治秩序，随着清廷统治及其威信的丧失，“国粹”、“国学”也被当作某种让人不快的标识而长期遭人唾弃和冷遇。这是国学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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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世凯条陈变法疏》，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第94页。

[2]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页。

[3] 同上，第536页。

[4] 同上，第537页。

[5] 同上，第538页。

[6] 同上，第544页。

[7]《奏定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96页。

[8]《两湖总督张札设存古学堂文》，《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一期，1905年2月28日。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张之洞：《升任两湖总督张奏设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十一期，1907年12月29日。

[13] 宋恕：《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1905年11月5日），《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372页。

[14] 同上，第371页。

[15] 同上，第372—373页。

[16] 同上，第374页。

[17] 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527页。当时持此说者颇成风气。如张之洞、刘坤一所云：“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光绪政要》第三册，总1605页）；陶模所云：“泰西诸国无科举之故，入官必由学校，亦犹我中国三代以上之制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即古人秀士选士俊士以次递升之说也”（《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第99页）；吴汝纶所云：“西国学制，略与吾国古时暗合”（《答王绎如》（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吴汝纶尺牍》，第312页）等。

[18]《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光绪政要》，第三册，总第1614页。

[19]《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第99页。

[20]《李兴锐覆议新政折》，同上书，第106页。

[21]《张冶秋覆陈新政书》，同上书，第108页。

[22] 吴汝纶：《与李季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吴汝纶尺牍》，第132页。

[23]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光绪政要》，第三册，总第1604页。

[24]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第118页。

[25] 同上，第119页。

[26]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第121页。

[27] 同上，第121-122页。

[28]《张謇变法平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第111页。

[29] 同上，第112页。

[30] 《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光绪政要》，第四册，总第2158页。

[31] 吴汝纶：《与余寿平》（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吴汝纶尺牍》，第195页。

[3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原载1902年《外交报》第九、十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三册，第562页。

[33] 《商部奏请缓筹实业学堂经费片》（光绪三十年二月），《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162页。

[34] 吴汝纶：《与张溯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吴汝纶尺牍》，第263页。

[35]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29页。

[36] 吴汝纶：《创立学堂说贴》，《吴汝纶尺牍》， 第316页。

[37] 吴汝纶：《与张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吴汝纶尺牍》，第297—298页。

[38]《论实业之效大于法政》，《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十二期，1905年1月30日。

[39] 同上。

[4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条》，《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41]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光绪政要》，第四册，总第2238—2239页。

[42] 同上，总2238—2240页。

[43]《御史徐定超奏请饬广设蒙养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79页。

[44] 《谕各学堂敦品励行事》（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光绪政要》，第四册，总第2497页。

[45]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35页。

[46] 吴汝伦在其《开办学堂呈稿》中即主张延日本教习教西学，而“别延中国教习，以崇德育”。见《吴汝纶尺牍》第318页。

[47]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一册，第558—559页。

[48] 同上，第559—560页。

[49]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一年第六号，1905年7月22日。

[50]  详见拙作《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51] 庄俞：《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教育杂志》，第三年第五期，1911年6月6日。

[52] 同上。

[53] 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0—111页。

[54] 庄俞：《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教育杂志》，第三年第五期，1911年6月6日。

[55] 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12—113页。

[本文原载于《儒学评论》第二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