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荣晋的《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王廷相与明代气学》无疑代表了国内学者王廷相研究的最高水准。这一“传”一“论”尽管在论述语言和方法论上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但毕竟从宏观上涵盖了王廷相生平、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葛先生于1992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王廷相》，内容上基本与《王廷相与明代气学》相同，只是在文字上因为面对的读者不同而作了相应的改动，并开始强调王廷相思想的“实学”性质。高令印与乐爱国先生合著的《王廷相评传》除了在个别问题上观点比较客观公允以外，对葛荣晋的研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

日本学者松川健二于1965年在北海道的《中国哲学》第三号发表《王廷相的思想》（王廷相の思想）；汤浅幸孙于1978年在京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二号发表《作为思想家的王廷相——张载与王廷相》（思想家としての王廷相——张载と王廷相）。在他们以前，山下龙二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第27集（1961年）发表的《罗钦顺与气的哲学》（罗钦顺と气の哲学），已经用专门一节讨论“王廷相与气的哲学”。这些日本汉学家都注意到了王廷相的思想及其与张载之间的继承关系，从气本论、人性论等方面对他展开研究。

西方学者中对王廷相关注较早的首推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他曾在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的授课过程中经常提及王廷相。在给笔者的一封信（2005年1月6日）中，谢和耐教授指出：尽管王夫之也将“性”从属于“理”，但“理”为“气”之理；王廷相拒绝“性”与“心”各异，立场更为激进；王廷相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为伦理的起源只能是社会的。美国汉学家Irene Bloom在研究罗钦顺时也常提到王廷相的名字。

对王廷相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德国汉学界。德国汉学家Wolfgang Ommerborn分别于1996年在波恩的《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第二期和1997年在瑞士的《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第三期，发表《王廷相（1474—1544）的本体论与宇宙论》[Ontologie und Kosmologie in der Lehre des Wang Tingxiang (1474—1544)]以及《王廷相（1474—1544）的人性论与认识论》[Xing-Theor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in der Lehre des Wang Tingxiang (1474—1544)]，论述王廷相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吸收葛荣晋的学术成果。另一位德国年轻汉学家Michael Leibold对王廷相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写成《徒手世界：王廷相的实用主义儒学》[Die handhabbare Welt : der pragmatische Konfuzianismus Tang Tingxiang (1474-1544)，海德堡，Forum出版社，2001年]。此书是迄今为止有关王廷相专题研究的唯一西文著作。就如作者在题目中说明的那样，Leibold是把王廷相的思想纳入实学范畴进行处理的。他遵循了葛荣晋在台湾出版的《王廷相》开始对王廷相研究所持的方法论态度，即把王廷相的思想放入“实学”这样一个更大的系统内进行探讨。这样的方法存在比较深刻的方法论问题，姜广辉先生已经在《“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中国哲学》第16辑，1993年，第9—34页）等文中有过极为透彻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实学”是一种学术倾向，而不是学术流派，大多数理学家都具有这一倾向。Leibold先生在旁征博引的同时，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ay）也拿来与王廷相进行比较。

笔者本人在2004年12月以七年之久完成第二篇400多页的博士论文，题为《理学的检验：王廷相的思想》（论文主要内容将在年内在法国出版）。论文立足于王廷相的气本论思想，兼论其人性论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把王廷相放入到整个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中进行研究。

二、王廷相研究的两个历史学问题

（1）历史材料的征引

葛荣晋对王廷相的著作与有关王廷相的传记都作了考察，有过重大的发现。在他的《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主要征引书目中也列有许赞的《王公墓志铭》。这一全名为《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浚川王公墓志铭》的传记材料，辑录在朱大韶（1547年进士）的《皇明名臣墓铭》（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影印，第1599—1605页）。《王公墓志铭》写于1544年至1546年期间，即从王廷相卒年到安葬的那段时间。作者许赞（1473—1548年）是尚书许进（1437—1511年）之子，思想家许诰（1471—1534年）之弟。许家兄弟与王廷相同在1495年考上河南乡试。许诰常常与王廷相切磋学问，被王廷相誉为“南王（阳明）北许”，认为他的理学成就可以与南方的王阳明相媲美。后许诰病逝，王廷相曾为他撰写墓志铭（《内台集》卷五，《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978—982页）。许赞与王廷相也曾在北京同事。1529到1545年之间，许赞曾先后担任刑部、户部、吏部尚书。作为五十年的朋友，许赞对王廷相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德学事功，深知者莫如赞。”

许赞写的《王公墓志铭》比《嘉靖仪封县志》（约写于1556年）中的《王廷相传》早十年。后来高拱撰写的《前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浚川王公行状》，张卤撰写的《少保王肃敏公传》等都是基于许赞的《王公墓志铭》写就的。况且，他们二人写的材料都是在隆庆初年（1567年）王廷相“诏复原官，赠少保，谥肃敏”之后，与《王公墓志铭》时隔二十多年之久。高拱家与王廷相是世交（王廷相与其父高尚贤曾是同事），张卤的长女嫁与王廷相孙子王徵逸之子，他们写的材料都十分严肃可信。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应该考虑历史资料的先后问题。葛荣晋对许赞写的《王公墓志铭》注意到了，但是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在他所辑的附于《王廷相集》后的《王廷相传记资料选辑》则省去了这一篇最早的王廷相传记资料。而在高令印与乐爱国合著的书中以及在Leibold所著书中，许赞的名字均不曾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疏忽。

（2）大仪礼中王廷相的态度

迄今为止的有关王廷相研究，对王廷相在“大礼议”中的态度都只是一笔带过，更没有交待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他与众多朋友的意见相左。

明武宗无嗣，死后由宪宗之孙、孝宗之侄，也就是说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朝臣把他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坚持尊孝宗为父考，而以生父为叔考。这是世宗母子无法接受的。嘉靖三年（1524年）初，“大礼议”发，世宗在张璁、桂萼等人的支持下，成功地摆脱了杨廷和等大臣的控制，经过半年多的争论，终于颁诏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恭穆献皇帝曰皇考。”“大礼议”初，群臣抗疏极谏，仗节死义。世宗将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杖修撰杨慎（杨廷和子）、给事中张汉卿（张元杰）等人于廷。被黜被谪者甚众。

王廷相在“大礼议”中的态度与他的一些朋友如杨慎、张汉卿、薛蕙、崔铣、吕柟等人不同。他在给张汉卿的信中写道：

《礼》云：“適子不后，一子不后，大宗不得夺小宗。”今然乎？不然，是变礼矣。以礼之变者处天子，而以礼之常者处天子之父，而曰“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可乎不可乎？利天子之尊，突然使其亲绝祀，使今议礼诸君子与吾执事自处其父母，且将为之乎？仆意不但诸君子与吾执事不肯为，凡有仁爱之心者，决不肯为矣。（《王氏家藏集》卷27，《王廷相集》第475页）

王廷相认为世宗系独子，依“礼”不该“为人后”，即使是大宗，也不能夺人之嗣。如将世宗看作孝宗的过继皇子，那世宗生父的一支便从此绝祀了。将心比心，每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也不能要求天子这样做。事实上，王廷相更加强调“孝”的重要性。他在《汉哀追尊恭皇论》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认为“夫祖宗之统，父子之亲，其轻重均也。”他再三强调“礼以义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王氏家藏集》卷35，《王廷相集》，第627—628页）尽管《汉哀追尊恭皇论》曾被张璁引用，但是，王廷相当时正在山东任右布政使，并没有参与京城的政治斗争。并且他的态度只是从学术的观点以及自己的体会出发，所以他与朋友们在这一点上的分歧并不影响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客观地说，他的观点自然会得到皇帝与张璁等人的赏识。王廷相从此以后步步高升，或许与他在“大礼议”中的态度有关。

Yao Xinzhong在其主编的《Routledge儒家大百科》（RoutledgeCurs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2003）的《王廷相》条目中指出：“尽管其中大多数为朱熹追随者的大臣的反对，嘉靖皇帝坚持要在朝廷礼仪中尊其生父为皇考。王廷相就如那些王阳明哲学的崇拜者一样，支持皇帝追尊其生父而对已故皇帝有所贬损。因此，王廷相变成了张璁为首的亲皇帝派一员，其生涯从此受益非浅。”（第644—645页）由L. Carrington Goodrich主编、房兆楹任副主编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在《王廷相》条目中也基本上持这种说法。他们的论点让人觉得王廷相有趋炎附势之嫌。然而这不合事实，如前述，王廷相的看法主要基于他对礼仪的个人理解，况且他并没有上疏陈述己见，他的意见只是一种“私议”而已，并不是要刻意追随哪一派。嘉靖三年夏天，王廷相以母亲病故在家乡河南仪封守制，同年十一月，为张汉卿亡母作《故赠文林郎东光县知县张公妻太孺人李氏墓志铭》（《王氏家藏集》卷31，《王廷相集》，第565—567页），对张汉卿率群臣抗疏谏止武宗巡幸方岳，又在“大礼议”中伏阁奏事的勇气表示敬意。另外，尽管王阳明门人方献夫、黄绾都因支持皇帝而显达，“大礼议”中受牵连的既有朱熹思想的信奉者，也有阳明学说的同情者，如邹守益等。当时，王阳明正在越，大礼议起，他写诗有云：“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2页）王阳明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从他写的诗来看，他对“大礼议”似乎是反对的。在“大礼议”的争执中，虽然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反对嘉靖皇帝尊其本生的一派具有程朱理学的背景，而支持嘉靖皇帝尊其本生的一派有阳明学派的人物，但我们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只宜看作是皇权与朝臣之间的一场权力较量，还不能视为朱学与王学的学术之争。 

三、王廷相对朱熹理学及对心学的批评

所有研究王廷相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他对朱熹与王阳明的批评，因此有的学者将王廷相的学说视为反理学或批判理学（侯外庐等），还有的专门列章讲王廷相对心学的批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第1982—1989页）。前者似未分疏王廷相与张载思想的承继关系，而张载思想实亦属于广义的理学；而后者似未体察王廷相批判的锋芒所向，其实王廷相对朱学的批评较之阳明学更为激烈。

如果仔细研读王廷相的著作，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王廷相的著作主要是以对朱熹的批评而展开的。他常常暗指朱熹为“世儒”、“俗儒”、“陋儒”等，有时更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朱熹。我们只引一例来说明王廷相的激烈用词：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雅述》下，《王廷相集》第887页）

像这一类批评在王廷相的著作中比比皆是。王廷相对同时代的王阳明、湛甘泉等人也有所批评，如他说：“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雅述》下，《王廷相集》，第873页）但是，相对来说，王廷相对王阳明的批评要少一些，而且委婉一些。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王廷相与王阳明同朝，并与王阳明的弟子如黄绾等有着良好的关系，不宜对其师做出过分的评判。王廷相与王阳明虽然无甚交往，但他对王阳明这样文韬武略的大学者应该是敬重的，且两人都有过平定叛乱的战功。王阳明捉住宁王朱宸濠时，王廷相曾经作《破贼》二首示贺，有云：“激烈西江战，中丞破贼忙。驱除才一夕，欢舞遍多方。”（《王氏家藏集》卷14，《王廷相集》，第219页）这里的“中丞”指的就是王阳明。其次，王廷相的时代，虽然阳明学说已经如日中天，但是朱熹学说仍在官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明初学者，笃守朱熹之学，如薛瑄曾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对王廷相来说，走出正统程朱理学的僵化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第二，王廷相对朱熹的批评胜过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一般学界都强调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修正，这是不争的事实。王阳明一切“求诸于心”的方法论，提倡“活泼泼”的“良知”，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当时要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但相比起来，王阳明无论在用词上，还是在态度上对朱熹的批评都不如王廷相激烈。王阳明还煞费苦心地作《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之学相一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朱子晚年定论序》，《王阳明全集》卷3，第128页）我们在这里不深究王阳明辑录朱子书信的时间性问题以及在这一点上罗钦顺对他的责难，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王阳明的心中，朱熹仍然是绝对权威。而王廷相心中的权威只有孔子而已。他说：

道学虽明于宋儒，而孔子高明广大之度，反以之晦，过化存神之妙，无由而传，乃世道幸中之不幸也。孔子之道与太虚同量，与天地同体，不竞气上人，不植立门户，不泥惑流俗，宋儒有是哉？率性缘识，守而不化，圣规神矩，日与之远，无怪乎旁行多歧，诡伪百出，日异乎孔子之学矣。（《雅述》上，《王廷相集》第857页）

王廷相认为孔子没后道之所以芜杂的原因是：“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慎言序》，《王廷相集》，第750页）因此，他以澄清“诸儒之杂”为己任。可以说，王廷相与王阳明两人在推翻程朱理学统治地位上所做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在他们之后，理学的三足鼎立（程朱理学或狭义理学、心学、气学）现象越发明显。心学之所以在当时慢慢占领学术界的领先地位，那是因为王阳明在建立自己学派、弘扬其学术上面的功劳。相对而言，王廷相几乎没有后学，这使得其学问也像张载的学问一样传承无人，要等到王夫之再来树起气学大旗。可是王夫之大书特书张载，而对王廷相却无片语及之。这使得“王夫之是否读过王廷相的著作，王廷相到底是否对王夫之有过影响？”成为一个问题。

四、王廷相的影响问题

在目前对王廷相的研究中，不少人夸大了王廷相在当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王廷相与韩邦奇、杨慎、崔铣等都是同事和朋友，他们的观点有偶合，有交流，有互相影响，尤其在气本论上观点比较一致，有人因此认为“王廷相是明代气论派的主帅和奠基者之一”（葛荣晋：《王廷相》，第308页）。从理论上说，王廷相的气学比他的这些朋友更具系统性，他的著作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建立所谓的“气学派”，因为他并不曾想“植立门户”。由于罗钦顺虽然对朱熹的思想有突破，但是仍以尊信朱子自居，像王廷相这样激进的气学理论在当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孤立的，这也正好说明他的思想的独创性。《王廷相和明代气学》第十五章《王廷相继承者的气学》所列的吴廷翰、高拱对王廷相的思想有承继，但也不可以过分夸大这种间接的传承关系。

王廷相与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不同，从1502年登进士第到1541年被罢官一直从政。因此，他讲学、办书院、带学生的机会并不多，而像薛蕙这样的弟子又明显地不满师说，在人性论上坚持程颐的观点，对王廷相的“性有善恶”论进行责难。孙奇逢在1657年写就的《中州人物考》的《理学》篇中，借“议者”之口认为，虽然司马光、范仲淹可谓是理学之宗，但是不能与李侗、胡居人相提并论，因为前者太重功业，而后者均未出仕，一生以求道为己任。孙奇逢赞扬王廷相的独立思考精神，但不同意王廷相对周敦颐主静说，及其对孟子性善论的非议。孙奇逢像当时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在明清鼎革之际，归隐故里，屡征不仕，似更加喜欢淡薄名利的学者。孙奇逢对王廷相的这一评价一反明人对王廷相的崇拜，可能对《明史》作者撰写《王廷相传》不无影响。

那么，是否还可以从王廷相思想本身去寻找王廷相思想缺乏影响的原因呢？最近发表在王中江主编的《新哲学》第二辑（2004年）的日本学者马渊昌也的文章《王廷相思想中规范与人性——以人性论、修养论为中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相对于具有压倒性影响而流行的阳明学而言，为什么王廷相的思想几乎没有产生影响？马渊昌也认为“王廷相的修养论实际上是以士大夫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相适应而构筑的，民众的主体性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第108页）这是说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构筑基础仍是士大夫阶层，在这一点上他与朱熹并没有区别。相反，“王阳明所揭示的不受既有规范约束的以主体性或自律性还有活泼性来肯定情欲的道德生活逻辑、以及这对于谁都具有亲近感的良知遍具的逻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当然是阳明学获得如此大支持的原因。”（第112页）这一说法跟笔者前述的观点相吻合，即王廷相对朱子学虽然批评最力，但是基本上还是沿着朱子学的内在逻辑，应用的术语也基本相同，有时候在批评朱熹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落入到朱子学庞大的思想体系内（这一点笔者将在今后再发挥）。而王阳明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并迎合了时代的潮流。

以上只是通过几个侧面谈王廷相研究中被忽视的或需要纠正的问题。王廷相对气学、对整个理学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理论贡献毋庸置疑。在他同时期的学者中，是他批评朱熹最力，是他最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不仅对所有大理学家都做出了自己独立的评判或尖锐的批评，与同时代的学者如何瑭、薛蕙等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也与当时的一大批学者保持广泛的学术交流。应该承认，王廷相学说“破”的成分胜过“立”的成分。尽管他的朋友中集聚了一批气学家，但毕竟未能与庞大的心学大潮分庭抗礼。作为王廷相研究者，我们并不需要认定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才显示出对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再现王廷相思想的特质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作者单位：法国人文科学高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