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闻道”的学术路向 

1、戴震的生活经历与深厚的经学基础 

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他早年在徽州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戴震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因其家境贫寒，其父母靠“商贾东西行营于外”，贩布“以就口食”。[3]戴震十岁时才会说话，据段玉裁记载：“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4]尤其是明清以来徽歙地区重经商、重知识的社会风气，使戴震能够遍览诸经及百家之书，并对《说文》、《十三经注疏》等经学典籍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特别是从戴震诵读“《大学》右经一章”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更可看出戴震追根究底式的为学个性及对经典对传统的怀疑、批判性格。[5]戴震这一性格的养成，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梁启超对戴震这一早年养成的性格对清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 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6]

18—20岁期间，戴震曾随其父经商于江西、福建等地，一边教书以维持生计，一边研读经书。 20岁时与同乡同学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等人，师从婺源经学名儒江永，学习礼经、推步、音声及文字之学。在江永诸弟子中，由于“惟震能得其全”，故江永对戴震极为器重，引为忘年之交。这一时期，戴震在经学、自然科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9岁，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受汪梧凤之聘至不疏园，于是，不疏园成为“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之所，也成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活动中心。32岁时，因受当地豪族迫害，“脱身挟策入都”。[7]戴震以其渊博的学识，很快就在北京学术界站稳了脚跟，许多著名学者如纪昀、钱大昕、朱筠、王鸣盛、王昶等皆与戴震交往频繁，“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戴震在京师名声大躁，“名公卿争相交焉”，[8]以至“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35岁时，戴震离京客居扬州，并结识著名经学家惠栋，二人论学往复，“交相推重”，引为知己。自此戴震治学方式及思想观念大为改变。戴震在度过了近十年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后，40岁时中乡举，但因其思想观念与当时社会上“尊宋黜汉”的主流思想相抵牾，故此后连续六次入京参加会试，均不及第。51岁时，曾主讲浙江金华书院；后由纪昀等人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负责校订天算、历法、地理、数学等书。53岁那年，“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0]此后，戴震一直致力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11]以至于积劳成疾，55岁时病逝于四库全书馆任上。

戴震在乾嘉时期作为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对音韵文字训诂、典章制度名物以及天文历算等都有极深的造诣，时人已有不少溢美之词。[12]钱大昕不但许之为“天下奇才”，且概括其学术特点说：戴震“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虽词义钩棘难晓者，一再读之，辄已涣然冰解，旁观者惊为宿悟，要由精诚所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13]钱穆也指出：“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度数。”[14]可见戴震在当时主要是以考据学名于世的。但是，戴震学识淹博精审，并不是他学术的全部，而是为他“闻道”、“探求义理”服务的，对此戴震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戴震学识之“淹博”完全是服从于“精审”的，他是为弄清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道才去研究广博的各种知识。因此，戴震一再强调“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15] “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16]他认为，“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17]还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18]然而，戴震这种“闻道”、“探求义理”方面的追求和努力却不为时人所重。这一点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所载的《答邵二云书》及《书朱陆篇后》等书信中已有明确的证据。戴震一生大部分成果体现在经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19]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这也表明，戴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提出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治学路径和学术目标与他建构的义理之学思想就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换言之，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有了坚实深厚的经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这为他日后所创建的“自得之义理”与程朱的义理之学严格划清了界限。 

2、建构在经学基础上的义理之学 

戴震一生的兴奋点都在为他的义理之学而孜孜以求。对此，余英时先生说：“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东原对义理的兴趣远比他对考证的兴趣要浓厚而真实得多。”[20]此论可谓确当。在乾嘉时期大多数考据学者沉湎于为考据而考据，以考据为目的的时代，戴震以其独特的个人性格不但被当时的人视为“奇人”、“狂狷之士”，而且在17岁时就已自觉地确立了“闻道”的学术目标。戴震的目的是要建构一套与程朱理学不同的“义理”思想体系。随着戴震学识的增长和对理学认识的不断加深，戴震逐渐脱离了原先设定的“闻道”目标，走上了一条与程朱理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其“闻道”的目标未变，但在内容上和价值导向上已完全不同于程朱的“义理”系统。戴震把“义理”作为一切之本，认为“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21]一切之本乃天下之大本，故戴震又说：“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将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后说：‘是道也，非艺也。”[22]戴震晚年著《孟子字义疏证》，是他义理之学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的意图非常明确，他在完成《原善》三篇、《论性》两篇文章后，“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23]可以说，《孟子字义疏证》是对《原善》的修订、发挥和完善。戴震之“志存闻道”，与陈亮之“志存经济”、顾炎武之“经世致用”、颜元之“经济一路”可谓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但需要指明的是，戴震早期确立的阐发经典背后“义理”的构想，是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戴震一生的学术积累和储备是在一点一滴地构筑着其义理之学的大厦。戴震晚年《孟子字义疏证》的问世，标志着这一义理之学大厦的最终完成。这也充分表明：戴震学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富于生命活力的宗旨，即不但把阐发“义理”作为考据学的最高目标，而且把这一目标的追求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戴震研究经学的目的就是认识和把握经典背后的“道”和“义理”。戴震在为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作的序中说：“《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24]在《沈学子文集序》中说：“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25]戴震在晚年给段玉裁的信中谈到了他早年就已确立的“闻道”思想心路。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26]戴震认为，文字训诂好比是“渡江河”之“舟楫”，“ 登高”之“阶梯”，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闻道”则是最终目的。由此出发，戴震非常反对那种埋首于经书之中，单纯考据搜求字义的迂腐学风，以为“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27]也就是说，故训只是达到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是为义理服务的。宋儒所谓“谓大道可以径至”的方法是十分有害的。他认为脱离故训的义理是不足取的。戴震把这一思想概括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经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戴震计划撰写一部《七经小记》中也可得到印证。戴震一生著述宏富，达40余种之多。在戴震宏大的著述计划中，最重要的计划当属《七经小记》，段玉裁对此论之甚详，“《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是也。’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28]这种由训诂文字到自然科学到典章制度到义理思想的逻辑次序，与戴震确立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经原则是极为吻合的。就像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是建构在其扎实的经学基础上一样，其《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也是前几篇的逻辑升华、概括和总结。[29]

戴震义理之学思想形成与确立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对程朱理学的崇信 

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不但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他对程朱理学的认识密不可分，可以说，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也就是他对程朱理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戴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程朱理学的批判者和反对者，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崇信、怀疑到批判的漫长痛苦的转化过程。学术界一般把戴震在32岁入都之前界定为戴震的早期思想时期。这一时期，戴震基本生活在徽州故地，对程朱理学深信不疑。由于徽州是“程朱阙里”、“桑梓之邦”，号称“东南邹鲁”，朱熹的思想在徽州影响相当之大，宋、元、明、清四朝信奉传授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即“新安理学派”，朱熹本人也被奉为“徽国宗主”。徽州人“多明义理之学”，徽州的书院及私塾皆以“朱子之学”为宗，于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以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的社会风气。[30]人们对待“朱子之学”的态度往往是“一言一动必宗朱子，不可有片言之违者。”“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各行各业的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理学完全统治了徽州的思想文化领域。这是从戴震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从戴震的师承关系看，也可以推断出戴震早期对程朱理学的维护。戴震曾先后拜理学名儒程恂、方朴山、江永为师，其中江永对戴震影响最大。在江永的众多弟子中，惟有戴震最能学得老师的本领。江永一生“笃信朱子”，明确表示要继承朱熹的思想，弘扬“朱子精言”，并撰《近思录集注》以表彰之。因此，江永在对朱学的弘扬与维护方面，戴震所受影响尤深。戴震自幼生活在这样一种“朱子之学行天下”的环境里，其受朱学影响之深可想而知。戴震除了早期写就的一些科技著作，如《筹算》（后改名为《策算》）、《六书论》、《考工记图注》、、《赢旋车记》、《勾股割圜记》外，还撰著了许多文字考据方面的著作，如《屈原赋注》、《经考》及《经考附录》、《转语》、《尔雅文字考》、《诗补传》、《杲溪诗经补注》、《与是仲明论学书》、《法象论》等，这些著作都是戴震32岁入都之前所作。在这些早期著作里，戴震之学主要集中在算数、名物、训诂、声音等方面的研究，与顾炎武、江永的治学之路一脉相承。程朱理学在戴震的早期思想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戴震对程朱理学尚未表现出丝毫的怀疑，如谈及《周易》，戴震认为当以程子《易传》为圭臬；[31]在《诗补传》中，戴震也多采朱熹《诗集传》之说，[32]且对程朱皆以“程子”（或程伯子）、“朱子”（或“朱文公）相称呼[33]，对程朱理学处处表现出维护拥戴的态度，且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程朱理学视为“理明义精之学”，肯定程朱“得其义理”。这一时期，由于戴震热衷于数学、天文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试图构建一个图式去演绎宇宙的生成和变化。对戴震早期的思想理路，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指出：“戴氏三十二岁入京之时还不曾排斥宋儒的义理；可以推知他在那时候还不曾脱离江永的影响，还不曾接受颜李一派排斥程、朱的学说。”[34]在《经考》、《经考附录》、《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还多次援引程朱之言论以为己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宇宙本体论方面，戴震对程朱所宣扬的理一元论也给予了深深的认同，这一点我们从戴震所撰著的《法象论》一文中就会得出很清楚的答案。[35]无怪乎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指出戴震学问“实朱子数传之后起也”。[36]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37]揭示了戴震学问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2、第二阶段：对程朱理学的怀疑 

从33—44岁的十几年间，是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期，同时也是戴震义理之学在构建过程中的思想转折期。这一时期的戴震思想，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以及对社会政治认识的不断加深，已不像早期那样对程朱理学绝对维护和崇信，理学的神圣权威在戴震的心目中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的态度取代了感情的依附，于是信仰的对象转化为被评判被怀疑被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对戴震此后自觉建构其义理之学体系十分重要，没有怀疑就没有批判；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这一时期戴震已认识到宋儒与汉儒一样，并非完美无瑕，而是存在相当的偏颇之处，尤其是宋儒，“舍经而空凭胸臆”，更与戴震早期确立的“闻道”思想相抵牾，表明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戴震先后著有《原善》三篇本[38]，《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戴震对程朱理学指责诘问的口吻已随处可见。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戴震已由早期的完全崇信程朱理学转变为半信半疑，从他对程朱的“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觉到戴震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反映在义理之学领域，也可以感悟出戴震试图冲破程朱理学束缚的巨大胆识和勇气，从这一点来看，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意识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3、第三阶段：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从44—55岁逝世为止，为戴震思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戴震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三卷本、《绪言》、《孟子私淑录》、《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等。《原善》三卷本[39]的写作完成标志着戴震真正走上了反对理学的道路，标志着戴震在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上完全背叛了程朱理学。戴震对此颇为自豪，曾放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40]可见戴震对创作义理文字的重视程度和兴奋之情，既是戴震由早期信奉程朱、中期怀疑程朱到开始批判程朱的分界点，同时也是戴震从考据之实到义理之虚逻辑升华的开始。在戴震的晚年著作中，《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最为重要，其重要程度就像戴震所说“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故《疏证》不得不作。”在这一时期，戴震已经完全抛弃了对程朱理学的幻想，对程朱理学所宣扬的道德说教的合理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并发誓要“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41]面对理学家的种种诘难，戴震无所畏惧，公开把批判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向程朱理学提出了挑战。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中，戴震明确表示出了自己的义理之学与程朱理学水火不容的严正态度，他说：“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言徒纷辞费，不能夺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见仆所为《原善》，……虽《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义疏证》，反复辨论，咸与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则不敢不出。今赐书有引为同，有别为异；在仆乃谓尽异，无毫发之同。”[42]戴震从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理欲观等方面对程朱理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戴震的批判是对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傅山等人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43]

戴震与朱熹同为徽州同乡，新安理学统治徽州达六、七百年之久，戴震自幼对理学耳濡目染，理应尽其一生维护理学的权威。但有趣的是，恰恰是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和抨击最为激烈最为彻底，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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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王昶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一文中所言：“东原之学，苞罗旁搜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端以东原为首”；  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 “义理”概念，最早见之于《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戴震所谓“义理之  学”与宋儒所谓“义理之学”，虽形式相同，即以探求儒家经义以寻求儒典背后的奥义为旨归，但实质却迥异， 即他们所谓“义理之学”之前提和基础不同。本文即对此问题展开全面论述和讨论。

[3]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40页。

[4]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6页。

[5] 有关文字记载可参见洪榜《戴先生行状》，《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页及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6页。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7] 对于戴震入京避难时间，钱大昕、凌廷堪等人认为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年戴震32岁，而段玉

  裁、洪榜等人则认为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年戴震33岁，笔者在此取前一说。

[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页。

[9]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页。

[10]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5页。

[11]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8页。

[12] 如纪昀称戴震“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及。”卢文称戴震“能探古人之心于千载下。”章学诚评曰：“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实为之最。”段玉裁也盛赞戴学“考核超于前古”等。

[13]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15页。

[1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9页。

[15]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

[16] 戴震：《序剑》，《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

[17]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版，第248页。

[18]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娱亲雅言序》。

[19] 从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的《戴震全书》（1—7卷）可以看出，前五卷全为经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戴震的义理之学方面的内容只占第六卷的一部分。

[20]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3页。

[21]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页。

[22]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2页。

[23]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页。

[24] 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集》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7页。

[25] 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全集》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93页。

[26]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7页。

[27]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2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3页。

[29] 关于《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段玉裁认为其目的皆在阐明古贤圣之奥旨。参

  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30] 道光：《休宁县志·风俗》卷一。

[31] 戴震尝言：“周易当读程子易传。”参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页。

[32] 有关文字记载见戴震：《杲溪诗经补注》卷一，《兔罝》、《关雎》；卷二，《草虫》、《标有梅》，《戴震全书》卷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15、26、34页。在这里，戴震采取的肯定表达格式是“……《集传》是也”。

[33] 据周兆茂先生统计，在戴震早年著作《经考》五卷、《经考附录》七卷两书所涉及的二百多位学者中， “戴震仅将‘子’这一殊荣冠之于二程、朱熹等人，可见早年戴震对程、朱敬仰之情。”见周兆茂：《戴震哲

  学新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4]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转引自《戴震全书》卷七，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82—383页。

[35] 在《法象论》一文中，戴震有“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圣人所以立极，一也，道之至也”以及“盈天地之间，道，其体也”等话语，见《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77页。

[36] 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37]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书朱陆篇后》。

[38] 据段玉裁记载，《原善》三篇本作于癸酉（1753）至癸未（1763）约十年内，即戴震31—41岁期间。这一时期，正是戴震思想处于对程朱理学的怀疑时期。

[39] 据段玉裁记载，《原善》三卷本作于丙戍（1766），是戴震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开始与理学决裂的标志。

[40]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转引自《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6页。

[41]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

[42] 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全集》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53页。

[43]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