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2月27日，管怀伦教授将他的大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交给我时，特别交代：这篇文章我们只谈“过程说”——是怕我把话扯远了，让我直奔主题，笔者深表赞同。
可是，管教授开篇就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顺便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孙景坛教授却在最近的一封学术来信中，说我自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 并认定我只是在‘炒司马光的冷饭’……。”我就不得不说点“多余的话”了。
我去找管教授，告诉他这样行文不符合事实。管教授答说：“如果不是你来信指责，我把这些事都忘了。”我愕然了，只好拆穿说：你这是当面说谎。1、是你先写文章与我商榷的，我十年没正面回答，你又二次先写文章再次批评我，我才与你商榷的；2、是你先写信指责我的，我是答你的指责的，不是我先给你写信；3、我批评你的“过程说”，不是在信中，而是在第一篇反商榷的文章中和后来的一篇专论“过程说”中，后来的那篇专论是与你事先约定好了的。天地良心，好在有南京市委党校党建部主任邵建光教授在场，可做旁证，邵教授对我们的讨论过程是知晓的。尤其是，白纸黑字，还有我们的文章和书信为证。管教授嘿笑，哑言……。
[管说：这可不是斗嘴吵架，其性质是学术论争，意义是推动学术进步，谁先谁后无关宏旨。再说，最先与你商榷的是我，但我的商榷也是你激励的结果呀。我在后面的文章里向你说明这一点。]
后来，我希望管教授改一下行文方式，他不同意，说：“这是为了节省文字。”这种理由我不同意，如改成：“我曾在与孙景坛的商榷的文章里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孙教授在反商榷文章中，说我自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 并认定我只是在‘炒司马光的冷饭’……。”哪种说法更省文字，更接近于我们俩的讨论事实，谁都看得出。
[管说：我们可是两个脑袋，两种思维方式。你是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淡淡一提，我的确也没十分重视，因为这本来的确就是为了节约正文的字数而把相关的问题放在两个注释里，这究竟违反什么规矩，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你过分解读这段话，大概是要说明论争是由我而起，你是无辜的，是吧？这就是义气之争了。就算是我发起论争，既不犯法，也不犯罪，也不缺德，何错之有呢。你只要证明子虚乌有，我只要说明确有其事也就够了，何必争个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又不是市井斗殴后去警察那里接受调查处理，一定要说这第一拳可不是我打的。]
管教授这样不顾事实，如此行文，有什么弦外只之音，只有他自己清楚，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管说：一个敢于堂而皇之进行学术论争的家伙，大概用不着搞什么不入流的小把戏。我深信但凡耍小聪明的人，通常难有真正的成就。阁下其实是想说：“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如是，则阁下的诛心之术真是用得过分了。感谢上天没给你称帝的机会，否则我该五马分尸。]
附录：“管怀伦教授与孙景坛就‘罢黜百家’问题” 的讨论过程回放
（一）1993年末，笔者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3月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3月转摘；等。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1994年末，管怀伦教授于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对此笔者只是将他的文章上了网，没有正面回应。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二）十年后，2005年3月16日，《北京科技报》发表了张星海记者对我关于“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这一新观点的采访，全国各大网站都转贴了这一采访。http://tech.tom.com/1121/1122/2005316-169803.html
2005年3月23日，笔者发表了《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金陵晚报》。
2005年3月24日管怀伦教授又在《金陵晚报》以《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为题，对笔者再次进行批评。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2005年4月初，笔者于在孔子2000年网站上，发表了《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三）2005年4 月23日，管怀伦致信笔者，就《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进行指责。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笔者于2005年8月25日回涵，对管教授的指责进行了解释，并相约让他就他来信的第四点写一文，我再写反批评文章，而我也就他的“过程说”写一文，让他反批评。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四）笔者于2005年9月初写出《“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发到了孔子2000年网站上。并于2005年9月3日致书管怀伦教授，希望他质疑，也望他的大作早日面世，以便让我质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五）2007年2月27日，管怀伦教授质疑笔者批评他“过程说”的大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完成了，由我发到了孔子2000年网站上，而让他“让他就他来信的第四点写一文”，他至今没有回应。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0
[管说：这些回放资料都是文字事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录音”资料缺失，我在后面的文章里补充。尽管如此，如果撇开学术本身，其他不仅无意义，简直就是无聊。]
商榷1：管教授不要偷换概念：什么是“过程”，什么是“过程说”？
管教授交代“只谈‘过程说’”——让我直奔主题，可是他开篇就离了题，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顺便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孙景坛教授却在最近的一封学术来信中，说我自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并认定我只是在‘炒司马光的冷饭’……。”（1）
第一，他这是在考量笔者和读者的智商，把“过程说”偷换成了“过程。”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学者和读者都清楚：“过程说”是方法论，而“过程”是事物的存在形式，“过程说”是思维形式，“过程”是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二者有联系，但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然而，管教授就像他一直搞不清“什么是一般尊儒，什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也搞不清“什么是‘过程’”，“什么是‘过程说’”。
[管说：对这类文字游戏，我在前面的按语和后面的文章里都有说明。“过程说”这三个字好象是你安给我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只是不敢以创造者自居。]
第二，他又当面说谎：
[管说：在阁下那里，班固是谎言家，司马光是谎言家，现在我也变成了谎言家。我要说的是，你别在学术领域到处挥舞着你的道德大棒。真正的道德从来就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道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学品、人品更是长期诚实修炼所得，要受到时间、实践检验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也请你别不相信。]
“过程说”是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2）一文的根本方法论，绝不是“顺便提出”的一句话，也不是简单地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任何一篇文章，不论其核心论点是什么，他总要由一定的方法论将其揭示出来，没有方法论，文章就写不成，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篇文章越严密科学，方法论就越高超，反之，方法论用得不当或不好，哪怕是个好的思想也会表达糟了，或把真实意思表达反了，甚至让人不知所云。请看管教授在该文的立论时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管教授的话说得十分清楚：他是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一个“过程”来看，或者是用“过程”来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不是他该文的方法论是什么？如果“过程说”确是他该文的方法论，管教授却羞羞答答，闪烁其词，意欲何为？
[管说：我的文章三个部分，史料辨析、过程勾勒、原因揭示，核心观点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而不是子虚乌有。你说得太牵强、理解不准。方法只是工具，成果才是收成。得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我收获的麦子与土豆，而不是我种地使用的镰刀与镐头，不要把本末搞颠倒了。]
第三，上文谜底：批评我对他的反批评文不对题。管教授说：他只是“顺便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我就说他“自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我自认为我没有荒唐到他想象像的程度：他说了个“过程”，我就说他的方法论是“过程说。”我也没想象到管教授会荒唐到如此程度：他为了反批评我，连自己文章的方法论都卖了。如果管教授现在不承认“过程说”是他该文的根本方法论，就请管教授自己说说他那篇文章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
[管说：阁下错了，我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论从史出，我研究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论从事出，这是我一贯坚持的道统，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你把事实当成了方法，混淆了两者的范畴与性质。]
笔者愚钝，请明示。而且，用“过程说”来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我说他“自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管教授自己就没有这样认为吗？管教授的文章评奖时，在创新的问题上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评委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管教授的论文论证的旧观点，唯一出彩的地方是方法论——用“过程”来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党校的评委都可作证。
[管说：只有我们彼此在关注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彼此的幸运，千万别以为别人都像我们一样关心关心我们的论题。反正我是没有这么高的自信度。象你这种长篇高级骂作，不也就是我看看，要不说得保守一点，最多有几个喜欢热闹的看客来瞧瞧而已。]
商榷2：管教授不得不承认：班固没有“过程说”
我在《“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4）等文中，已反复经告诉过管怀伦教授：班固没有“过程说”的方法论。他后来口头对我说，他还是认为有，我让他写文章来看。
可是，管教授今天写出的文章却说：“过程说”，“虽然可能不是他（班固——引者）的自觉创造，但他却在精心记载相关历史事实的同时，不自觉地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5）可见，管教授不敢肯定班固有“过程说”，只有“过程”，证明我说的话没错。同时，也证明管教授是懂得“过程说”和“过程”不是一回事。
[管说：阁下没有读懂这句话。“过程说”一词，班固、司马光与在下都没有创造过，是阁下的创造，我们不想掠美。我是在事实的层面上使用与借用阁下创造的“过程说”。因为我整个文章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一次完成的事实，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完成的事实。你的理解越“深刻”，离题也就越远。]
商榷3：管教授是“罢黜百家”的“过程说”的最早发现者吗？
管教授又说：“虽然我认为这个‘过程说’只是我的一种语言概括，但它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复杂的问题，如果说是‘创造’，那创造者肯定不是我，也不是司马光，而是班固。”（6）
第一，矛盾：他一方面认为班固那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又认为班固是“过程说”的创造者。管教授又把“过程说”和“过程”搅乱了，他又意欲何为？
[管说：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一个命题，你不觉得思维混乱吗？]
第二，谜底：“过程说”还是我管教授的“新发现”。我们帮管教授理一下思路，如果没猜错的话，管教授是说：班固虽没有“过程说”，但有“过程”，我的“过程说”是从班固的“清晰的历史过程”那里体会出来的。由于管教授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所以是“新发现”；由于管教授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所以不是“炒司马光的冷饭”；由于管教授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所以自认为是“新发现”没什么不妥；由于管教授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所以孙景坛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管说：我的文章非常明朗，不是谜语，所以没有谜底，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谜底的话，那它就在“谜面”上。我要真有谜底，设谜就是让人猜的，所以，我也就不会怕人解谜。我与其设谜让人去猜，何不直接告诉别人谜底呢。因为让人去猜与直接告诉谜底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孙教授的思维才能思维出这样高深莫测的“谜底”。]
第三，学术幼稚病：“过程说”体会自班固就是“新发现”吗？我完全承认管教授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但作为“新发现”，必须是第一个做这项工作的人，不幸的是，司马光在“五代六朝”的北宋时期就捷足先登了。
[管说：真是见鬼了，好象不是司马光依据汉书写通鉴，而是班固依据通鉴写汉书。]管教授既然不敢否认司马光的“罢黜百家”在方法论上是“过程说”，又不能证明班固的“罢黜百家”在方法论上是“过程说”，那么，无论愿不愿意、承不承认，司马光都是学术史上第一个用“过程说”说明“罢黜百家”的人，管教授自己只能屈居后来者的位置了。管教授自认为，他的“过程说”体会自班固就是“新发现”，难道司马光的“过程说”就不是体会自班固吗？管教授忘了，他和司马光都是班门弟子，论辈分，司马光还是他的“师兄”呢。管教授就不要同司马光争“过程说”的“发现权”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让你只能做司马光的“师弟”呢？
[管说：又是一个循环论证。]
商榷4：管教授的确没“炒司马光的冷饭”，而是“偷吃”司马光的冷饭
笔者批评管教授在方法论上是“炒司马光的冷饭”，管教授很是不满，因为他文章唯一出彩的地方还是抄来的，没有任何创新。
[管说：总不能为了“创新就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吧！]
为此，管教授多次与我口头争论或打笔墨官司。我现在正式承认：说得不对，管教授的确没有“炒司马光的冷饭”，而是“偷吃司马光的凉饭”。
[管说：我好可怜啊，竟然由劳动者变成了偷窃者，守法的良民变成了违法的罪犯。]
为什么说“偷吃”？1、第一个从班固那里体会出“过程说”的是司马光，管教授无论主观上承不承认，只要他用了“过程说”，都自觉不自觉地是对司马光“过程说”的吸收和运用。况且，管教授是北师大历史系的高才生，
[管说：小可不才，不是北师大的高足，而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弟子。但这不是原则问题。]
对司马光早就耳熟能详。2、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最大特点，是把汉武帝元年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等言论纳入“罢黜百家”范畴。必须指出，学术界有两个主要“罢黜百家”体系：一个是班固的，一个是司马光的。班固的和坚持班固的“罢黜百家”的体系者，一般都不用“汉武帝元年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等言论”来说明“罢黜百家”，而司马光的和坚持司马光的“罢黜百家”体系者，都必用“汉武帝元年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等言论”来说明“罢黜百家”。对此，管教授也“偷”了。3、坚持司马光的“罢黜百家”体系者，都倾向将卫绾说成是“黄老”的叛逆，如张维华先生就认为：“卫绾是个儒生，可想他在教诲和匡导武帝时，必然用了一些儒家的学说和思想。”（7）对此，管教授仍“偷”了。
要知道，管教授一直声称自己是坚持班固的“罢黜百家”体系的人，他用了这么多司马光体系中的思想，被我当场捉住，他承认了就是“合理吸收”，不承认，还说是自己的“新发现”，甚至反复声明“隔壁阿二不曾偷”，就难逃“偷”的嫌疑。
[管说：偷司马光的过程说混饭吃，就象偷地主老财家的山芋充饥，是很革命和光荣的事情，只是我真的不配这份光荣，你非要精神鼓励我，我也无可奈何。]
商榷5：管教授曲解班固：他写的汉武帝“尊儒”问题是着眼于“过程”吗？
管教授说：班固“在精心记载相关历史事实的同时，不自觉地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又说：“证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这里的‘初立’是关键词。解析‘初立’不能想当然，应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为标准。窦婴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任丞相，而田蚡则是第六年任丞相，并于第十年在丞相任上去世的，可见‘初立’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前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公孙弘元光五年的上书活动计算在内，起码有十一年之久。我把十一年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应该能够成立。”（8）
管教授对班固断章取义，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原话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这里有三层意思：1、汉武帝初立，从魏其为相开始重视儒学；2、从魏其到武安侯为相，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隆儒”，不可抬高；3、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重要得不得了，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就是董仲舒的功劳。他这里是贬低魏其和武安侯，极力宣扬董仲舒，根本不是写“尊儒”过程。管教授将其当“尊儒”过程，是曲解。
如按管教授当“过程”来读，班固说汉武帝“尊儒”始于“魏其为、武安侯为相”，管教授也是这样解释的。可是管教授又当着班固的面，将汉武帝“尊儒”的上限推到了“魏其为、武安侯为相”之前的“卫绾为相”，这又是对班固明目张胆的歪曲，是在所谓班固的“过程”前按了个狗头！
按班固的看法：“仲舒对册”，汉武帝就“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就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管教授又对所谓班固的“过程”再次歪曲，将公孙弘在汉武帝十一年的对策当作“罢黜百家”的结束，来个狗尾续貂！
管教授的这些说法都是不妥的。
商榷6：管教授论证上不严谨：史料错乱惊人
[管说：说我错乱已经惊人，说我错乱惊人，更是惊出我一身冷汗。]
管教授在论证上还有很多问题，史料错乱得惊人，如：
管教授说：“建元六年……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9）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建元六年，是汉武帝六年，公孙弘在汉武帝七年才考上《春秋》博士，“为丞相封侯”是在汉武帝十七年，怎么能说在汉武帝六年呢！
[不知是不是班固又造谣了，反正我是从他的书里抄来的材料，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再”字，希望阁下别漏看了这个“再”字奥。]
管教授声称，他的“罢黜百家”的过程，“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前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公孙弘元光五年的上书活动计算在内，起码有十一年之久”，以公孙弘“重用儒吏”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完成。即管教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结束于汉武帝十一年。可是，公孙弘在汉武帝十一年没有“重用儒吏”的建议，他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是在汉武帝十七年。这个时间与管教授说的合不上。
[管说：对于时间，我可是上未封顶，下没保底吆，用了“起码”是一个最保守的说法呀。不过，在这里你可能还真的帮助了我一点什么，但我还得抽空去查证一下。这里，小的我先行致礼了。]
管教授还说：“汉初，博士之职百家都有，但儒学仅有《诗经》和《春秋》才设置博士。”（10）“博士之职百家都有”一说，希望管教授拿出证据。但“儒学仅有《诗经》和《春秋》才设置博士”不确，叔孙通在刘邦时期就是《礼》博士，汉文帝广游学，除仍置《礼》博士外，还曾置《孝经》、《孟子》等博士，怎么能说“儒学仅有《诗经》和《春秋》才设置博士”呢？
[管说：怎么理解“置五经博士”，待考。这才是建设性的意见，敬佩、欣赏。]
管教授还认为：卫绾在汉武帝元年建议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大有玄机：请罢诸家却不列黄老，明尊儒术又不明言”，即就等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还认为，卫绾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都不妥。（11）卫绾的建议，是“黄老”对“术家”的打击，不在“罢黜百家”之列。（12）而且，此建议得到了实行。该次被举的“贤良方正”，严助是第一，严助任会稽太守时，汉武帝还特别给他下令：“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待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13）怎么能说“并没有真正实行”呢？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不赘。
商榷7：管教授曲解“罢黜百家”、“小”学术界，非“智”乃“误”
管教授说：罢黜百家，“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
古今学术界都共识，“罢黜百家”是个历史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与董仲舒的对策紧密相连，即：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才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事。根本不是管教授说的“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他这是对“罢黜百家”的曲解。
所以，证明“罢黜百家”，从根本上就是要证明：汉武帝因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必须以董仲舒为核心。前面讲过，学术界证明“罢黜百家”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班固体系，另一是司马光体系，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管教授却说：“历来的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除非比较展开，一般都说汉武帝因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简单之嫌，并非没有道理。”（14）他含蓄地批评学术界，认为以前只围绕“汉武帝因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做文章，过于简单化。
管教授这是忘“本”的行为，没有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从何谈起？谈“罢黜百家”不以董仲舒为核心，大谈“尔贡苞茅不入”，是喧宾夺主，是烦琐哲学，是“拣芝麻，丢西瓜。”
管教授无论对“罢黜百家”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如何证明“罢黜百家”的理解，都欠妥。他自以为“高明”，并据此“小”学术界，其实不是“智”，而是“误”。
商榷8：管教授画蛇添足：滥用“过程说”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是否用“过程说”来研究该事物，主要要根据事物本身来决定。
研究“罢黜百家”，核心是董仲舒的对策问题。依据对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的不同认识，前面讲过，学术界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班固体系，另一是司马光体系。学术界大凡坚持班固的“罢黜百家”体系者，由于他们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放在了汉武帝七年，所以无须用“过程说”，因为汉武帝七年举行的“五经”对策本身就表明，此时儒学已占了主导地位，只要证明对策是真的，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而学术界大凡坚持司马光的“罢黜百家”体系者，由于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放在了元光元年，所以必用“过程说”，或“过程说”是坚持司马光的“罢黜百家”体系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因为尽管汉武帝在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直到汉武帝七年才正式实施，不谈“过程”是绝不行的。管教授一方面坚持班固的“罢黜百家”体系，另一方面又用司马光的“过程说”，这既是班固“罢黜百家”体系的无知，也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滥用。
商榷9：管教授对“过程说”的糟蹋：一个“一塌糊涂”的“尊儒”过程
“罢黜百家”的“过程说”有三要素：1、必须把董仲舒的对策有元光元年提前；2、必须以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作为“罢黜百家”的起点；3、必须以“罢黜百家”的起点作为“罢黜百家”的历史标志。这三要素管教授都不知道，都违反了，所以他的“罢黜百家”的“过程”是个“一塌糊涂”的过程。
第一，管教授说不出：汉武帝“尊儒”究竟是采纳谁的建议？管教授认为，汉武帝“尊儒”开始于汉武帝元年，那时，一个儒家人物都未出场，我们只能猜想：汉武帝“尊儒”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头脑中固有的。
第二，“尊儒”开始于“黄老”的典型代表卫绾，荒唐可笑。司马光能把卫绾纳入“罢黜百家”范畴，管教授不能，因为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建议放在了卫绾之前，管教授“偷吃司马光的凉饭”，画虎不成反类犬。要把卫绾纳入“罢黜百家”范畴，必须要证明卫绾是儒家。可是，管教授不论用多大的气力，都无法改变卫绾的“黄老”性质，因为没有这样的史料能佐证。
第三，“尊儒”不是儒家提出来的，违反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基本原则。在管教授讲的“尊儒”开始时，汉武帝还没有转化成儒家，卫绾是“黄老”人物，“尊儒”显然不是儒家提出来的！
第四，找不出汉武帝“尊儒”的标志。按“过程说”说，“尊儒”的标志，不在开始就在结束。司马光等人说，汉武帝在元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能自圆其说；班固等人说，汉武帝在七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能自圆其说。管教授的“尊儒”的标志是什么？是汉武帝在元年头脑发烧开始“尊儒”，或采纳“黄老”人物卫绾的建议“尊儒”，或汉武帝十一年采纳公孙弘建议“重用儒吏”（注意：此说于史无征）而“尊儒”？似乎都是笑柄。希望管教授好好想想，以什么为标志好，没有标志是不行的。
商榷10：管教授的“过程说”至今说不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过程”
要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之“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是紧密相连的，逻辑上是因果关系，只有“罢黜百家”，才能“独尊儒术”。可是，管教授对“罢黜”百家至今没有合理解释。
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中，坚持认为汉武帝在汉武帝七年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对怎么“罢黜”百家的，却只字未提。在新作中，他仍然没有给出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后，有什么“罢黜”百家的举动。
尤其是，在原作中，管教授一直试图用卫绾的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当做汉武帝“罢黜”百家的证据，而在新作中，他连这个问题也否定了，说：绾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如果否定了卫绾的建议的实施，“罢黜百家”更成了空话！不过，即使肯定卫绾的建议实施了，对“罢黜百家”也无补，因为卫绾的做法是在汉武帝元年，董仲舒的建议是在汉武帝七年。怎样证明汉武帝在汉武帝七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一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头痛问题，也是管教授不敢面对的。
“百家”未“罢”，儒术怎能“独尊”？
管教授讲得最多的是汉武帝“尊儒”和尊儒的意义。然而，他讲的这些不谈表述的正确与否，都只能当一般“尊儒”理解，距他宣称的“独尊儒术”有天壤之别。管教授一直都是在用一般“尊儒”来证明“独尊儒术”。我多次提醒过管教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一般“尊儒”有质的区别，但他都置若罔闻。
我同管教授及学术界的根本分歧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真。
商榷11：管教授的“重用儒吏”，能证明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管教授认为“重用儒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的标志，但这一说法难于成立，因为相反的例证比比皆是，对此他从来就不敢面对，如：
汉武帝“尊儒”后，曾先后下诏：“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征儒学以外的人才。（15）
对汉武帝不只用儒官，班固早有定论：“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16）
而且，《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尤其是，汉武帝晚年已同当时的“儒家”决裂：汉武帝死前，画了个“周公负成王图”给霍光，不给儒者，反给武将，真是对“重用儒吏”的讽刺。汉武帝刻意选择的托孤辅政大臣，第一执政是武将霍光，接下来是一梦取相的车千秋、外国人金日磾、武将上官桀、商人之子桑弘羊，没有一个“儒吏”。（17）这就是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儒吏”的历史结论。
再远点说，到了汉宣帝，在石渠阁经学会上，他亲自绌抑了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汉宣帝还明确表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好的注脚！（18）
东汉光武帝让人们读《谶》，《谶》不是儒经，桓谭反对，光武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19）这又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好的注脚！
商榷12：管教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为什么“波谲云诡”？
当我第一眼看到管教授新作的标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就觉得好笑，就知道他在谈玄学、在神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用迷信透视历史科学。
果然，管教授先是把“过程说”偷换成了“过程”，又使“过程”掀起了波澜，再将波澜图上斑斓色，给他的“过程说”增加了变色龙的特质，让人难辨真伪。尤其是，开头又将我们俩的学术讨论关系倒置，把我说成是纠缠他辩论的主动方，等等。
[管说：“过程”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过程说”则是对这个客观存在的主观揭示，也就是一种看法。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怎么到你这里就变得如此色彩斑斓呢？]
其实，“波谲云诡”都是他在人为地造势。
[管说：如果一个成语就能“造势”，估计广告公司早该关门打烊了。再说，难道这个过程不是波谲云诡吗？你的政治智慧一向不低，怎么到这就犯困了呢？]
必须承认，管教授很老实，就像他一下子就给班固定义为“谣言家”
[管说：我什么时候给班固下过“谣言家”的定义了？]
一样，他明确承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波谲云诡”的怪物。本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子虚乌有，要想从无到有，必须作伪，必须包装，必须“波谲云诡”，这才能骗得无涯过客……
如果你生在汉武帝后至东汉前期前，若问：汉武帝是怎么“尊儒”的，人们就会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告诉你：是采纳他儒家老师王臧的建议尊儒的。如果你生在东汉前中期后，问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依据班固的《汉书》告诉你：王臧虽开了个头，但主要采纳的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你生在北宋司马光之后，再问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依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你：是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你是今人，问这样的问题，学术界包括管教授就会五花八门地给你演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波谲云诡”就怪了！
事实上，历史上真实的汉武帝“尊儒”事件，是汉武帝元年采纳他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我在《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一文中将其定在汉武帝六年不确，应改到汉武帝元年。（20）
后缀：管教授，一点希望
管教授，我早就同你多次说过：批评孙景坛要与时俱进。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虽是十年前的观点，但是，我的论据和论证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研究还在深入。可是，你批评我，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没有长进，令我失望。这次你的文章，除了有点“波谲云诡”外，没有任何新东西，我提的关键问题你一个都没回答。
希望你能在帮忙之中瞥一眼我后来有关此问题的文章，以便能有的放矢地与我讨论，也让我能多受些教益。事实上，我关于此问题的每篇新作，虽没点你的大名，对你都是无声的反批评，你最好不要掩耳盗铃，要敢于面对才是。
希望你将来能回答一下几个关键问题：1、汉武帝是采纳谁的建议或是自己想出来的“尊儒”的？2、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是怎样“罢黜”百家的？3、公孙弘“重用儒吏”是在汉武帝十七年，你为什么把它提到十一年？你的“过程说”是否要延续到十七年？4、“重用儒吏”是你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的标志，你怎么解释班固对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的概括，以及“尽罢诸儒不用”和托孤中没有“儒吏”等问题？5、你把哪一年、哪一件事定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标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键在董仲舒的对策和汉武帝是否采纳以及是否真的实行了。希望你在这些问题上多研究研究。你口头说：你从不研究董仲舒。我以为不妥。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研究董仲舒，就像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史不研究华盛顿一样，怎么能解决问题？
最后，希望你能写出对我有狙击力的文章，我在耐心地等……。
注：
（1）（5）（6）（8）（9）（10）（11）（14）管怀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2007年2月27日。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0
（2）（3）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4）孙景坛：《“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2005年9月初。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7）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3月第1版，第61页。
（12）孙景坛：《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3）《汉书?严助传》。
（15）《汉书·武帝纪》。
（16）《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17）孙景坛：《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政权的覆亡》，《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3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814
（18）《汉书·宣帝纪》。
（19）《后汉书·桓谭传》。
（20）孙景坛：《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1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3）
（二）管怀伦教授2007年3月12日致孙景坛书
孙景坛教授：你好！
发来的《再质······“过程说”》我已经收到，并大致浏览了一遍，总的感觉是怒发冲冠，斗志昂扬，除了极少部分是在进行学术争辩之外，更多的是在宣泄情绪，口诛笔伐，不免让我想起了那遥远的大字报时代的文风；当然我也很荣幸地被你冠以“说谎”、 “偷吃”等一大堆道德高帽。这些至少引起了我的道德警觉。如果允许我对这个非学术性问题做出一点非学术性的回应的话，我要说的是：此生也有涯，但我自信决不会堕落到靠“说谎”与“偷吃”来支撑自己的学术生命；同时也决不靠故作惊人之语来浪得虚名。
一、学术争论的直接起因
我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讨论的最初起因并非是如你说的那样几次都是由我挑起，而是相反，尽管挑起争论本身也无大错。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学术意义，我就一直缄口不提。之所以这样，并不是我有什么忌讳，而是为了端正论题的方向。既然你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是我主动挑起论争，而且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看待，我就索性直说原由，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1993年，你的“子虚乌有说”见刊后，我曾经当面与你讨论过，但你的主见性实在太强，无容置喙。我本准备无趣而返，不想临了阁下说了一句：“别看你是学历史的，这样的文章你是写不出来的。”坦率地说，就是阁下的这句高论成为我与你行文讨论的直接动机与动力，否则，我恐怕不会跨学科地研究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但正是阁下这句高论，让我对你充满感激，因为它实实在在地给我带来了学问上的进步。这样的感激之词我之所以不曾出口奉献，主要是担心它容易让你曲解，只是你几次讨论都从猴子变人说起，我才不得不纠正你的不当之言。当然，也许你已经健忘了。
二、我为什么再写“过程说”的文章
由于我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事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党的建设，1994年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见刊后，自己觉得要说的话都说了，无非证明有那么一回事就行了，而且顺便证明我也还能写出一点此类文章，于是准备金盆洗手，挥手告别，回头务本。谁知时隔十年后，《金陵晚报》上的一篇小文竟在我们之间再兴波澜。
《金陵晚报》上的文章，我已经在给你第一封回信中把写作原因说得很清楚：我不知道阁下大作在上，因为我平时不大看小报，是应编辑之约写稿，而且只是对过去文章一个部分的压缩，仅此而已，无复他由。我本以为已经澄清了问题，谁知阁下这次又把问题拉回到起点上，让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既感无聊，又觉无奈。
我之所以要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也是应你的要求。你在给我的第二封来信中对我的过程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心观点就是说我在“炒司马光的冷饭”，并且要我回应，说你在等，学术界也在等，真叫我欲罢不能。好在，1994年的文章受到文字的限制，意有未尽，于是在今年春节得暇，才又重操旧业，并且加了一个副标题“兼答孙景坛教授”云云。这就是全部的写作动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行文开头虽然没有点明1994年的文章，但在注释中特别加了一条，此后你的来信，是发表在网络上的，对此，我也加了一个注释，这究竟有何不妥，我可真是莫名其妙。我想不出其中有什么微言大义，竟然让你如此深纳周文，浪费精神。我深信，读者大概没有时间与兴趣来从我的字里行间发掘什么用心与企图。因为我太过平凡了，不值得人们过分关注。再说，我也还没有堕落到靠这种手段讨便宜的程度。我只能佩服阁下的想象力。
进一步说，本来我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学术通信》，是要把我们几次通信照搬上来，做一个集中，再加上我的这篇论文，也算是一个通信。但做起来就觉得非常遗憾，主要是阁下每次来信都是长篇大论，动辄万言，如果剔除那些情绪化的语言又怕有违作者本意；保留则显然有违学术争论的规范，不剔除那些东西，篇幅过长，不宜见刊，所以才单挑一个你点名要回答的焦点问题来论证。
成文之后，我当面呈文求教，本来是对你的尊重。当时也的确向你说过，本文只讨论过程问题，不涉及其他。其他问题可以以后说。对此，我也没有否认过啊，你要去找什么人证呢，这不莫名其妙吗？好象我已经否定了这个说法。希望阁下不要老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不值得你那么高抬。
阁下论证问题的一贯作风是宏大迂阔，焦点分散，思想方法主观武断，甚至自相矛盾也可以全然不顾。没想到在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上竟然表现得如此强烈而鲜明。再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文章开头，竟然产生了那么丰富的联想，而且以此推想为据，对我妄下道德评语，完全越出论题的本身，把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道德论战，值得吗？从你来信看出，你已经为我设计好了文章的开头，是让我的脑袋按照你的思维方式运转，请问，思想专制到如此程度，还有一点现代精神吗？秦始皇与之相比也也只能自叹弗如。
三、“过程说”不能象你那么理解
首先，我从来就没有创造过什么你所说的“过程说”，我只是在研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发现此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之前人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司马光不说了，单就当代学者而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里就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并且把这个过程分解成几个（大概是五个——手头无书，只凭记忆）阶段。是阁下把如此“伟大”的“过程说”算到了我的头上，我是决不敢贪天之功的。
其次，“过程说”既可以象你理解的那样是“方法论”，但通常不应这么理解，只有“学说”一词才包含方法论的义项。而方法论本质上属于哲学与理论的范畴，不是历史范畴。我们行文中所使用的“过程说”主要是指“有此一说”，这在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中难道不是一个再常识不过的常识吗？！比如阁下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不就创造了一个“子虚乌有说”吗？难道这也叫做“方法论”？
再次，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把过程说归功于司马光？难道我们不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从前人历史著作中寻找材料编纂而成的吗？而那些所有前人著作中的材料，没有比《史记》、《汉书》再权威与详尽的了，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依据《史记》、《汉书》也就基本可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非要到宋朝人的著作里去找汉朝人的事呢？我的两篇文章依据的全部材料都有详细的注释，你又认为在“偷吃”司马光的冷饭。我依据《史记》和《汉书》就说明了问题，为什么还要到《资治通鉴》里去寻求支持，那是舍本逐末，纯属多余。《资治通鉴》充其量表达的也就是司马光的一种观点，并不是对汉朝历史的直接记载，所以“过程说”的首创权无论如何是安不到司马光的头上。总不能为了证明我“偷吃”了司马光的冷饭就刻意改变论证问题的基本坐标吧！
四、我新作中的几个基本点
我最近完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只要阅读心态正常，无论立意还是论证都是极其明朗的，写作动机我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与本文有关的其他几个问题：
首先，是我对1994年发表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里相关观点的补充论证，也就是进一步展开，只是在文中顺便回答你对“过程说”的质疑，所以用“兼答”一词。当然，这还是你激励我写作的，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你的。
其次，揭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也是我的一个追求，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的收获特别重大，提高了察古观今和透视政治的能力。
再次，当我再读《汉书》时，的确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这是我过去文章里所没有的，所以我对你所名之为“过程说”的基本观点虽然没有放弃，但对其过程所经历的阶段却做了应有的调整、充实与完善。
你提出我文章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我很重视，我要在有时间的条件下进一步具体考证与鉴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讨论，我总是很感兴趣，对他的作者也是也很感谢的。
五、论争的简单回顾与总结
讲起来好象我们的论争经历了十多年，但核心问题就是两个而已。一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底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你是前者的代表，我是后者的支持人。当然，我已经注意到了你对这个观点的新诠释，但我十年前就说过，在给你的第一封回信中再次申明了一次，我与你商榷的内容只是你文章的中心观点，至于其他细节问题，由于我不在这个领域，所以没有精力去做专业性的研究。
现在，你总算承认了汉武帝也还做过这件事情。当然，你会说，“我说的是绌抑黄老，崇尚入学”。我知道，你不要再作声明。只是我要说的还是老话，“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分歧”。何苦呢？承认真理与承认过去没有发现真理，对于一个探索者来说都是一样光荣的，这里没有高低之分。真正的探索者都是充满艰辛的，做这事的人都知道。
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过程说的问题。这是由前一个观点中派生出来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时间至少长达十一年之久（请注意，“至多”则可能如你所说更长，我只是说了“起码”、“至少”等），第一篇文章说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二篇文章说经历了八个事件，也就代表了八个阶段。之所以把《汉书》的资料重新选择、诠释、演绎一番，无非应你之要求，给出“过程说”并不是司马光首创的答案。我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是你非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研究这个问题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史记》与《汉书》，通鉴我根本没用，我当年只在研究薛道衡死因时翻了翻该书。说这话并不光荣，因为它说明我的读书是多么不够。但你对我这么一个诚实的说法就是不信，说我不明说就是“偷吃”司马光的冷饭。现在，我们不用纠缠这么一个无聊的问题，还是回到文章的本身。
请问1，司马光的材料是从何而来？该不又是他说谎编造出来的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司马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与汉书。
请问2，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难道不主要还是依据史记、汉书吗？只不过前面多了一个司马光的通鉴，但又何止一个司马光呢，流传下来的著作何止一家。
请问3，史记、汉书与通鉴到底谁更原始、准确，难道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吗？
请问4，我们今天研究汉武帝的这桩事情，到底是到史记、汉书里去找根据呢，还是到通鉴里去找根据，只有白痴与政治家才选择后者。白痴是智商问题，政治家是简洁明了的政治需要，因为通鉴本来就是为“自治”而写的。如此坦诚的司马光也被你骂得狗血淋头。你怎么对前人就缺少起码的尊重呢？
请问5，你看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我不止是当面向你说了，而且两篇论文的全部引文都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
请问6，我们，包括司马光在内，研究汉武帝的同一个事情，又依据相同的材料，出现某些事实的重合，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所有的历史学者无一例外，包括你在内。
我之所以在第二篇论文里把八件大事的七件（大概这样，我马上要动身外出，没有时间细看原文）根据从汉书里找出来，无非向你说明，班固对于这件事情写得是多么清楚，你非要节外生枝，一口咬定我在偷吃司马光的冷饭，请问你有什么根据。开始误解可以理解，但我已经用正规论文的形式向你表达了研究的路径，正式向你坦白我是怎样研究的，可是你不从宽发落我，发而骂得更凶，也更加离谱。
六、我也送上几句寄语
人生在世，风波曲折，得失绌抑，升降起落，在所难免，最好以“去他妈的，老子就是老子”的心态面世、处事，那样你就会获得一种超然，从而获得一种平静与从容，在这种心态下做人、做事也就会轻松、豁达、客观多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如意，这才是生活的常态。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人生是有很好的调节功能的。做学问要和人格修养相结合。
你我的论争本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别再意气用事。如果说十年前我们还不成熟，那么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原谅自己的不成熟了。你在这几年取得的成绩是很不错的，请珍惜，继续。我有空的话，还会与你唱唱反调，凑凑热闹，就是请你别太意气用事。总之，我是感谢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把我引导到这里来帮忙、添乱的。
不多讲了，我下午要去延安朝圣，写了这么多连再看一遍的时间也没有。不当请谅。
上面的信，“管说”没有说完，也不想说了。那也是和你对着骂的文字，是意气居多的文字，别往心里去。
热爱你的 管怀伦
2007年3月12日
（三）管怀伦教授2007年3月12日致孙景坛书
孙先生:
你好! 我已经到了延安.明天开始上课,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下我的最近的文章,发现在两个注释(即注释1和32,的)确都省略了副标题,而这的确想节省文字,淡化某些色彩.既然这件事情引起你如此之多的联想,我就请发表者再加上去就是了.至少我看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其实就是心理信息不对称所致.
坦率地对你讲,我开始用了整整一大段的文字交代我们商榷的来龙去脉,但两大段文字开头实在别扭__因为我的行文是追求尽量简洁的__于是删去重写,没有想到本想通过简化文字尽量淡化商榷的色彩,反而被你大大强化,而且演义了,真是始料未及.
朝圣的情况回去与你当面交流.
临行前给你的信收到了吧?
此致
问候!
管怀伦
200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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