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臧；董仲舒；司马迁；班固；司马光
儒学是在汉武帝初期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传统至今，学界一直流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该说有四层意思：一、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二、汉武帝和汉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历代王朝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反思的基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多次予以商榷。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对此再作一新的审视，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文中舛错之处，敬请批评。
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出自司马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究竟出自谁或哪部史学著作，需要先考证明白。
第一，此说不出自司马迁。有人，如周桂钿先生，曾暗示出自司马迁，这种说法不妥，无论如何，司马迁都无此说。［1］还有人，如张进先生，虽承认司马迁无此说，但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因为他怀恨汉武帝因“李陵问题”对他受“宫刑”，［2］也不妥。要知道：司马迁确实没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可是他却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尊儒”过程。《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没有董仲舒；司马迁即使真对汉武帝有记恨，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增光的，司马迁怎么会忽略董仲舒的政绩呢？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董仲舒毕恭毕敬，尊称他为“董生”，还第一个为董仲舒的“不遇”鸣不平；［3］尤其是，司马迁会因对汉武帝记恨，故意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写成采纳别人的建议“尊儒”吗？如果是这样，干脆就不写汉武帝“尊儒”，岂不更好？
第二，此说也不出自班固。有人，如赵吉惠先生等，认为此说出自班固，亦不妥。［4］1、班固从来没说过，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在此问题上，他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记载。《汉书?儒林传》说：“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这里也没有董仲舒。2、班固是说汉武帝在“尊儒”后，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如，《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班固的原意是什么？如果不想歪曲的话，他的原意是：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如司马迁所言，是汉武帝采纳别人“尊儒”建议的结果；是后，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六年（田蚡“绌抑黄老”）到七年（采纳董仲舒建议前），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学治国；从汉武帝董仲舒的建议后，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汉书?董仲舒传》还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其意甚明。
第三，此说的始作俑者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建元元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六年：“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七年：“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这才是今天学界坚持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
第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今人刘桂生先生认为，现在流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近人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误解所致，还开了一大串书单，让读者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检索。［5］刘先生的说法仍不妥，因为在他的书单中，剔除了《汉书》（他只让人看《董仲舒传?赞》）和《资治通鉴》，只让人们看没有这种说法的书。
二、班固关于“汉武帝的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
明眼人一看即知，司马光的说法不全是空穴来风，他是在演绎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有无历史根据？笔者认为，此说涉嫌作伪。
第一，此说晚出。班固的说法出于东汉中期，相去汉武帝“尊儒”，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了。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对此有所提及，包括西汉司马迁和刘向、新莽刘歆等、东汉《汉书》的草创者班彪等。有人认为，班固这样说肯定是看了西汉皇家档案。其实，司马迁是活档案，他是第一个给董仲舒作传的历史学家，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是汉武帝“尊儒”活动的亲历者，当过董仲舒的学生，看到董仲舒的去世和子孙为官，对此怎么不知道？刘向父子都相当于西汉图书馆兼档案馆馆长，是《七略》的编撰者，为什么对此也不知道？
第二，董仲舒参加对策和《天人三策》伪痕都十分明显。1、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有名的《公羊春秋》博士，不可能参加汉武帝时的五经对策；如果参加了，有同一个人、同一个学科获双博士的嫌疑；而且，《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的考题与《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相同或相近。2、《天人三策》问题更多：三策次序颠倒，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三策不都是儒学对策，第二策的考题为一般“诏贤良”考题；三策反映出的时间不一，如第二策中“夜郎康居”的“康居”和第三策中的“刑狱之乱”决不会出现在元光元年之前，等。［6］3、班固对董仲舒的其他说法也不确实。如《汉书?循吏传》说董仲舒是政纪卓著的“循吏”，实际上，董仲舒为官无政绩：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当中大夫时作《灾异记》获罪差点被杀，任胶西相很快就辞职了。［7］
第三，缺乏实证。汉武帝是怎样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是由谁执行的？整个执行过程怎样？最后结局怎样？《汉书》都没有下文。
第四，班固作伪的理由充分。班固作伪的理由是多方面的：1、为自己的学术正名。班固是以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但与董仲舒一样，都宗《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兼跨多个学科：政治、史学、法律、伦理、文学等。董仲舒发展的是其经学；班固继承的是其“公羊史笔”，与董仲舒在学术上相表里。《公羊春秋》在石渠阁经学会上被绌，直至东汉初期名声都不好，班固在家用《公羊春秋》的思想写史，下狱差点被杀。所以，班固这样做，实是为《公羊春秋》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为董仲舒学派的反攻倒算鸣锣开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被绌后，其诸弟子们一直试图反攻倒算，如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等。［9］东汉白虎观经学会上，董仲舒学派纷纷用谶纬和《春秋繁露》解经，在会上占了上风，重新确立了《公羊春秋》的正统地位。班固刚出狱，就参加了此会议，任秘书，后将“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班固这样做，是争夺神化董仲舒的首功。3、“公羊史笔。”《公羊春秋》的史学观是“公羊史笔”，“公羊史笔”要求：写史不要写“史”，要写“论”，以论代史；在写论的过程中，要“寓褒贬”，“别善恶”；评判历史的原则是“公羊大义”。班固是“公羊”派，史论当然要抬高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为“公羊春秋”张目。4、古为今用。“公羊史笔”还有个响亮口号，叫“古为今用”（事实上是“极端实用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古为今用”有质的区别），即当前流行什么就瞎编什么。《汉书?匈奴传》中明确说，董仲舒的学术“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汉书?董仲舒传》说该篇的写作宗旨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即，班固明确承认他的《董仲舒传》是超出历史事实的“古为今用”之作。
三、司马光和现在学界的“汉武帝‘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既然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那么由此演绎出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第一，它必须通过曲解或伪造历史来证明。1、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既无史料依据，也与《天人三策》的全部内容不合，如对策有“夜郎康居，说德归宜”，此时汉朝与夜郎、康居都没往来；2、王臧等的“尊儒”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3、罢“申韩”等，是“老子之治”对“黄帝之治”中的“术家”思想的彻底清洗，与“尊儒”无涉。［10］且罢“申韩”等是在建元元年的“诏贤良”之前，而不是之后；4、田蚡完成“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铁史，有司马迁和班固的双重证明，不容抹杀；5、把“五经博士”考试当“尊儒”成功的标志也不妥，“黄老”是怎么被“罢黜”的？没有下文不合逻辑。现在学界对司马光小骂大帮忙：他们一方面都批评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都用司马光的方法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造与司马光完全一致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典型的代表如周桂钿先生：他虽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应是班固说的元光元年；但接着略去了田蚡在建元六年完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实；再修改董仲舒《天人三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策文，然后宣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11］
第二，始终不能自圆其说。1、此说比班固的说法还晚一千年，司马光对此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个“史谜。”2、仍然缺乏实证。司马光当年并没真解决实证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此说似乎无须实证，所以他们只坚持此说，从不证明。有人则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是“和平”的，所以没有类似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那样的实证。还有人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只是“独尊儒术”，没有“罢黜百家”等等。［12］其实，这些说法与司马光一样，都非常牵强：“和平”地“罢黜百家”，百家也要消亡，可事实上百家只是不是治国的主导思想了，其他依然故我；百家没有真的被罢，怎么能说“独尊儒术”呢？3、汉武帝后来及汉代被“罢绌”的却是董仲舒学派。汉武帝“尊崇”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是真，后来汉武帝洞察到《公羊春秋》的反动性［13］，决心予以“绌抑”：他先是利用董仲舒“公羊”派官员的内讧，除掉了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张汤，继而又除掉了朱买臣等其他董仲舒“公羊”学派官员；晚年还对他用《公羊春秋》治国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临终托孤给武将霍光等，一个董仲舒弟子都不用。汉昭帝时，又杀掉了董仲舒的嫡传弟子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14］汉宣帝时，刘向在家偷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并和董仲舒一样装神弄鬼，入狱，差点被杀，后责令他改学《毂梁春秋》，才获释；［15］到“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汉宣帝正式“绌抑”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并用“毂梁学”取而代之。汉宣帝的治国信条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6］可是他却“独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岂不耐人寻味？汉哀帝时甘忠可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蒙骗汉哀帝，被处死。直到东汉中期，班固在家偷学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用“公羊史笔”作史，也入狱差点被杀，后来皇帝特赦了他。［17］何休作《公羊解诂》，吸取班固的教训，一个字都不提董仲舒，只说依胡毋生条例。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的思想斗争，可谓“百家皆用，独绌董儒”，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三，司马光为什么要伪造此说？1、与班固一样，为自己的学术讨说法。司马光的学术也宗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但董仲舒的命运并不好，班固为他翻案的《汉书》没写完，就死于狱中，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一直没火起来。隋唐时期，更是倍遭冷落，唐代的《五经》没有《公羊春秋》，而是杜预注的《左传》。［18］北宋王安石变法，用的“新学”也没有《公羊春秋》，反而吸收商鞅的变法思想。司马光由于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派罢官，他伪造此说，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公羊史笔。”古希腊哲学家说：如果狮子会画画，会先画个狮子。既然用“公羊史笔”写史，何不神化《公羊春秋》及其宗师？为后世诸弟子争个好出身。3、古为今用。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从北宋开始的，他的“《公羊春秋》学”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理学家都极力推崇董仲舒，如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9］司马光伪造此说，与班固相似，也为了与其他理学家争夺尊董的首功。
第四，现在学界为什么都顽固坚持这一说法？1、传统学界的反复宣传。北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是理学和“通鉴史学”统治，他们对此说反复宣传，怀疑者当异端摒弃。2、此说已成了学界的“学禅”。中国传统上是信仰学术，缺少人文学术，现在人文学术虽在许多领域已成长壮大，但在经、史领域仍被其笼罩着。如果说“阿弥陀佛”是佛教的口头禅，那么含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是中国现代“经、史”信仰的口头禅。佛教徒不能怀疑“阿弥陀佛”，经史学者同样不能怀疑“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五四”反传统帮倒忙。“五四”反传统，小骂大帮忙，批孔时反复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云云，似乎在帮助坐实这种说法。4、今天的学界的“经史”领域仍是董仲舒的“公羊”派占主导。今天学界讲的“经”仍是理学，“史”仍然是以《通鉴》为代表“公羊史笔”，他们都以同一理论为思想基础，从同一角度看问题，会重复同一错误。
四、汉武帝结束“黄老之治”和“尊儒”，采纳的是王臧的建议
现在，我们来看司马迁的“汉武帝‘尊儒’”说，是否能经得起推敲？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第一，这一说法真实可靠。1、司马迁的记载是最原始记载。2、《史记》中关于此问题再无其他记载或自相矛盾的记载。3、从西汉到东汉，无人对此提出过否定意见，班固对此说是完全肯定的，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至多是对此说的补充，且涉嫌作伪。4、否定此说的司马光说是一千年后的说法，亦涉嫌作伪。
第二，这一说法本身无懈可击。1、“尊儒”的建议者是王臧、赵绾。王臧、赵绾都是儒家，他们的老师是申公，申公是儒家《诗》的正宗传人，《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都有他们的“传”。2、建议确实被采纳。汉武帝不仅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还让他们二人负责落实，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丞相魏其侯窦婴和太尉武安侯田蚡的支持。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来主持大局，亦得到了批准。3、有完整的“尊儒”过程。他们的“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二年，由于窦太皇太后的反对，遭受挫折。王臧、赵绾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免官，申公免归，他们的所有举措都被废除。但他们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因为窦太皇太后活不了几年了，汉武帝还在，窦婴和田蚡还在。果然，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复出任丞相，完成了“尊儒”伟业。就是说，他们的“尊儒”活动结束于建元六年。4、他们的“尊儒”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即把“黄老”从主要治国思想上“绌退”，改换“儒学”或“儒家”为主要治国思想，没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与整个汉代思想史发展状况相符合。5、前面讲过，建元元年卫绾的罢“申韩”等不在此范畴。
第三，这一说法可概括为“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究竟谁是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如果从一般意义来理解，说赵绾、王臧或王臧、赵绾都行，反正他们二人都是主要人物，《史记》和《汉书》都说建议者是“赵绾、王臧。”如果追问谁更根本，笔者认为是王臧。1、王臧是帝师。要知道，王臧是汉武帝的老师，也是汉代儒家的第二个帝师，他的作用不可低估，汉武帝最初对儒家的好感，就是他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这一点笔者过去强调不够，是个错误。2、王臧对“尊儒”活动最积极。汉武帝登极前，他避讳退隐，汉武帝登极后，他主动上书，要求到汉武帝身边工作，试图“尊儒。”3、赵绾是王臧调来的。赵绾是王臧的同窗好友，是靠他的“关系”当上御使大夫的。他调赵绾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尊儒”。4、王臧是学者。王臧一直是搞儒学教学和研究的，他的主要贡献是思想，而赵绾是行政人员，主要负责具体实施。5、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应归功王臧。田蚡是王臧“尊儒”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和成员，也是王臧“尊儒”受挫的受害者，田蚡虽和汉武帝一起完成了“尊儒”伟业，但他只是个执行者，最先的主意还是王臧出的，他完成的是王臧的未竟事业。
五、王臧“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近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
历史上总共有三种汉武帝“尊儒”说，只有司马迁的记载有实据。传统至今，学界都把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当作儒学反思的基点，笔者认为不妥。现在，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第一，为什么以司马光的说法作为儒学反思的基点不妥？1、此说是伪造的。司马光的说法，像“上帝创世”说，坐不实。如，董仲舒究竟是什么时候建议“尊儒”的？现在就有近十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说，等等，哪种都说不清；汉武帝是怎么采纳的？他们也没有一人能说清。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和后来历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状况，都得不到实证。［20］3、用此说肯定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和他的儒家性质，不妥。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通过他的思想来证明。董仲舒不是儒家，他对儒学无贡献，相反，危害很大。［21］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的反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孔、孟儒家从无思想专制之说，只有“申、韩”术家才有此主张，而且搞思想专制从来都是反动的。
第二，关于儒学反思科学基点的自我检讨。笔者曾认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3］，后来觉得不妥。主父偃的“推恩令”是汉武帝“尊儒”后的事，只能证明“尊儒”是对的或成功的，不是“尊儒”制度确立的时间。后来又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4］，现在看来也不妥。田蚡不是儒家，“尊儒”的建议不是田蚡提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我们今天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是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时间是建元六年，即田蚡继承王臧的遗志，完成“尊儒”使命的时间。
第三，将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作为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的意义。1、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王臧建议“尊儒”和最后完成是最真实的，使儒学反思有了坚实的基点。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则完全改变了历史和思想史框架，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以后的“尊儒”史符合历史实情。即汉武帝以后，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吸收其他思想，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人反对区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并用后者证明前者，［25］不妥。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史内涵，代表两种历史和思想史路线，对儒学反思的结果有质的区别。3、有利于纠正儒学反思中的错误。如，董仲舒至多是儒家的一个流派，不是儒家的根本代表，他是否真为儒家还须讨论。从董仲舒反思儒学是不妥的；对后世主要以儒治国，要具体和历史地分析，不能用“独尊儒术”笼而统之；还要研究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不能用“罢黜百家”带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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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Ｊ］南京社会科学，1999，（8）
［25］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Ｊ］南京社会科学，1994，（6）；张进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Ｊ］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注：修改一处：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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