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3]这里的“初立”是关键词。解析“初立”不能想当然，应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为标准。窦婴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任丞相，而田蚡则是第六年任丞相，并于第十年在丞相任上去世的，可见“初立”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前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公孙弘元光五年的上书活动计算在内，起码有十一年之久。我把十一年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应该能够成立。此类材料还有很多，为节省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当然，这个“过程”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至少还有八件性质相同但形态各异的大事件贯穿其间，而且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这倒是过去的研究者们关注并不充分的问题，我这里试做系统的探究。

一、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率先发难：“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4]从而揭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序幕。

卫绾是三朝元老，又是汉武帝的老师，政治上非常成熟、稳健，从不轻举妄动，他的报告大有玄机：请罢诸家却不列黄老，明尊儒术又不明言，其策略之高，决非等闲，极有可能是君相合谋而为之。只是报告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汉书》没有明说原因，我认为应该主要是黄老派的阻挠。

其实双方的真实用意都不在此，却又心照不宣。尊儒派明罢申学，暗批黄老，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5]卫绾的奏章虽然拉上了其他几家，陪衬而已，实质是通过旁敲侧击做罢黜黄老的政治试探。黄老派当然不满此举，但也不明揭盖子，而是“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故者，而君（卫绾）不任职，免之（职）”了事。[6] 这是老牌政治家们的政治斗法。事情之所以如此结局，盖因大权在握的窦太后笃信黄老又不思改变，所以一切改变都是徒劳，甚至改变者要被改变。卫绾的结局就是改变者被改变了；汉武帝要不是转得快也是要被改变的。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国家思想由崇尚黄老转变到独尊儒术，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理念问题，而是涉及到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洗牌与组合，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利益冲突，其权力斗争就是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和调整机制。政治与权力斗争是有高度策略性的。所以，两派的表现不仅有着深刻的政治玄机，也是成熟政治家的应有表现。

二、建元元年夏四月汉武帝针对普通大众“孝心阙焉”的社会现状，下诏励孝：“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7]

这件事情可以看作实际工作，容易做，因此在上层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到元光元年冬十一月，朝廷进一步要求“郡国举孝廉各一人”，[8]作为鼓励孝道的先进人物，以推动与贯彻上述的励孝政策。

但是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好象开展得并不顺利，以至汉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还下了专门的诏书，感叹：“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9]于是有司奏议：“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令二千石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10]从这些为强力推动励孝政策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中，既可以看出举孝廉之事的阻力之大，也反映出汉武帝的决心之大。

貌看，此举只是一个中性化的行动，但当我们把它纳入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之下、全过程之中考察，其特殊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它既能实践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孝道，显示儒家学说的社会功能，又能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老无所养的实际问题，如果联系后面的政策变化，此举可能还彰显着组织路线调整的方向，但似乎意在不言中。

三、建元元年夏五月，汉武帝下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11]

对于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一事，《汉书》注者之一的孟康认为：此举“为农祈也”；而另一注释大家颜师古则认为：“总致敬耳，非止祈农”。[12]只有班固给予的评价最高，认为它对此后形成的“三代之风”[13]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事毕竟只是一个敬天礼神的仪式，看上去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刺激性不大；实际上内容大于形式，因为不管怎么解释它的意义，活动的性质属于恢复古礼旧制应无疑义。诚如是，则这项活动应该也是尊儒之举。

下诏励孝与修山川之祠只不过是思想变革前的预演，真正的高潮还没展开，但正面的政治冲突却即将来临。

四、建元元年秋七月，为“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4]来指导这项工作，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推向一个政治高潮。

卫绾免相后，魏其侯窦婴担任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他们两位“俱好儒术”，[15]积极推荐曾从鲁申公学《诗》的赵绾为御史大夫，读《诗》的王臧为郎中令。赵绾、王臧才获新宠，积极性很高，“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16]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到历史的前台。但他们对过去的儒家礼制又不甚了解，“于是上（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17]来做指导。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学者，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政治和人身迫害，政治智慧也因此而大大长进，到京城后审时度势，既不轻举妄动，也不多言多语，面对武帝问政，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8]虽然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措辞表达十分委婉，竟然搞得“好文辞”的汉武帝“默然”以对。[19]

而赵绾、王臧则不然，毕竟年轻，政治上缺少城府，锋芒毕露，“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20]但窦太后却“好黄老之言”，“菲薄五经”。[21]于是赵绾在建元二年，请汉武帝“毋奏事东宫”，这就触动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惹得“窦太后大怒”。 [22]如果说前者只是一个思想主张问题，那么后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到最高权力的分配。窦太后忍无可忍，使人“微得赵绾奸利事”，[23] “尽下赵绾、王臧吏”，[24]终于使二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鲁申公虽然幸免遇难，却“亦病免归”；[25]连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都被“以侯家居”。[26]轰轰烈烈的议立明堂活动夭折了，尊儒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与打击。

由上看出，在这场转换国家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两派的正面交锋何其激烈，政治斗争又是多么残酷；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活动过程被搞得如此漫长而曲折：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是不管阻力多大，改变国家指导思想都是势所必然，事在必行。

五、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从学术的角度使儒学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它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极其深远。

年轻气盛、急于作为的汉武帝从惨痛的政治失败中获得了教训，好几年不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做大文章，到了第五年，情况开始改变，因为一方面，帝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窦太后也快到生命的终点，他才搞一个看似学术活动的“置五经博士”，[27]而且做得很不张扬。《汉书》对于此举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五字，但其意义却极其重大而深远。

汉初，博士之职百家都有，但儒学仅有《诗经》和《春秋》才设置博士，现在独独给儒学增置博士，却没有惠及其他学派，其独尊之意十分明显，既壮大了儒学的势力，又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变。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的赞语中是这样描绘它的深远影响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28]这就是说从汉武帝开始，以官禄为刺激与利诱手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直把儒学搞得枝繁叶茂，名高势大。当然，这只是学科队伍建设的盛况。

不仅如此，班固还把置五经博士对儒学本身及其文献的的深远影响也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追溯。过去，“《书》唯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29]可见，不仅儒学的分支学科建设得到空前的加强，儒学文献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整理。

六、建元六年，“武安君为丞相，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30]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终于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汉武帝建元六年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就是黄老派的政治代表人物窦太后逝世，政治形势在瞬间发生逆转，窦太后给汉武帝配备的权力班子被根本改组，议立明堂时被免职的窦婴、田蚡等重新掌权，汉武帝从此才真正大权在握，也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历来向儒尊儒的田蚡才敢、也才能提出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并延文学儒者上百人。过去卫绾没敢挑破的主题，现在由田蚡率先挑破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转变国家指导思想的斗争已经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特别是公孙弘以平民身份贵为丞相，获封平津侯，极具象征意义，它向天下的学人表明，给儒学以更高的尊重并非虚幻，而是摆在面前的、真实可信的事实。

但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理论上的完成。要巩固政治上的胜利，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条件的支持。儒学理论虽然是当时国家所需要的理论，但要把它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这就要做出充分的理论论证，而这个工作可不是政治家用权力能够轻易做到的，必须要由思想家来担当。历史在呼唤思想大家。

七、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诏贤良对策，以明“古今王事之体”，这是政治家向思想家寻求转换国家思想的智力支持，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31]

虽然参与这次贤良对策的学者绝不是董仲舒一人，但董仲舒作为一个学问大家的确不同凡响，出类拔萃，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请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也。”[32]

董仲舒在这里首先把“大一统”作为确定的政治与思想纲领提出来，不仅符合汉武帝发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本意，更加切合中央王朝当时的政治需要。其次，他直指危害“大一统”的严重弊端：上面思想无法统一，下面执行不知所措。再次，明确地提出了唯儒学独尊的主张，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最后，他强调这样做对维护“大一统”的积极意义：“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之（知）所从”。

董仲舒的这段高论尽显儒学对治国安邦、风化社会的意义与作用，可谓逻辑严谨，鞭辟入里，语言明晰，其高屋建瓴的理论与思想光辉映照千秋，史无前人。正因如此，历来的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除非比较展开，一般都说汉武帝因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简单之嫌，并非没有道理。其道理就在于性质相同的建议，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董仲舒的高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历史效果。

但是，必须看到，尽管如此，董仲舒和其他各位都只是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不同阶段的主要“演员”，而不是全剧的主角，更不是、也不可能是总导演，这出大戏的主角与总导演只有汉武帝一人，所以历史学家们说得更多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其他人物。

孙教授却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归于或主要归于田蚡，既不符合实际，更有主观之嫌。同时孙教授还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董仲舒对策的元光元年搞成了“建元元年”大做文章，并给予激烈的道德抨击和否定性的道德评价，似无必要。以我的观察，这一字之差，很可能是一个技术上的疏忽，而不是他故意“移花接木”。[32]以司马光的学问人品，焉能不知煌煌《汉书》，如日贯天，万人诵读；巍巍班固，学人景仰，千古不朽，他会如此下作、搞这种贻笑大方的雕虫小技吗？我总觉得不大可能，倒是孙教授对他的道德要求太过严格，近似挑剔了。

八、公孙弘推动官吏研读儒经，国家选才重用儒吏，使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的知识素养与基本成分获得了根本的改造，从而为贯彻儒家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公孙弘是一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的政治人物。他曾在六十岁的年龄上，以贤良征为博士，但因故被免。元光五年，朝廷复诏贤良文学，他在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再拜为博士，于是乘势上书，说武帝“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34]因此要得先圣之吏。

怎么才能得到先圣之吏呢？必须改变官员队伍的历史传统与现状。传统与现状是什么？“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颜师古注：少用文学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35]要彻底换班当然不可能，只能渐变，于是“请因旧官而兴焉”，[36]就是在原有官员队伍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兴起学习和研究儒学的运动，以改变其思维方式与知识素养。

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通过办学，以“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 [37]要办学就得有专业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要分层次进行，在高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38]就是免除徭役，使其专心治学。“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也就是找那些仪表端正，品行良好，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人，“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39]在地方，“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依据颜师古的解释，就是“随上计吏俱至京师”。然后每年一次考试，“能通一艺之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40]对那些不成器、没出息的官员，即“不事学如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者称。”[41]公孙弘来自社会基层，当然知道对基层小官不能有太高的要求，只要选“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仪为官”，同时选择“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42]   

这些主张在政治上纲举目张、实践上切实可行。正是依靠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自上而下各级官员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成分获得根本改造，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43]

不仅如此，增加儒吏的事情从武帝后至昭帝、成帝直至平帝时也没停止过，但无论儒学风韵怎么绵延流长，均肇启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于这个历史活动的功过是非与得失，我将另文研究。

注释：

[1]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2]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www. Confucius2000.com/abmin/ist.asp。

[3] 、[33]班固著：《汉书·董仲舒传》。

[4] 、[7]、[8]、[9]、[10]、[11]、[12]、[13]、[14]、[27]、[31]班固著：《汉书·武帝纪》。

[5]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

[6]班固著：《汉书·卫绾传》。

 [16] 班固著：《汉书·窦田灌韩传》。

[17]、[18]、[19] 班固著：《汉书·儒林列传·申公》。

[20]、[21]、[22]、[23] 司马迁著：《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4] 班固著：《汉书·儒林传·申公》。

[15] 、[25]、[26] 司马迁著：《史记·魏其武安侯传》。

[28] 、[29] 、[30]、[35]、[43]班固著：《汉书·儒林传》。

 [32]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34]、[36] 、[37]、[38]、[39]、[40]、[41]、[42] 班固著：《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