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贞观之治;《五经正义》;儒释道三教;义疏
唐代的“贞观之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盛世”，同时又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奠定了社会基础。探讨“贞观之治”时期的治国思想，不只对“贞观时期”的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唐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唐代“贞观之治”的主要治国思想为“儒、释、道”或“道”之商榷
传统至今，学术界有人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的治国思想都是儒、释、道三教，还有人认为主要是道家等。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应当说，唐代有儒、释、道三教说，但有几个问题要明确：我们说的治国思想，是指政治思想，不是信仰。这里的儒、释、道三教，是信仰，不是政治学说。所以，不能用儒、释、道三教来说明唐代的治国思想。另外，唐在儒、释、道三教的信仰上，也要具体分析。唐初，尤其是“贞观之治”，其主要信仰为儒教，这是十分明确的。如：李渊在武德二年，就下诏说：“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1〕在武德九年，他还以“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要求予以清理〔2〕，此诏虽未贯彻，可见他对儒、释的看法。李世民在贞观二年，就有一个对儒、释、道三教的根本观点，他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3〕这说明贞观时期的主要信仰为儒教。
道家为政治学说，用道家来说明“贞观之治”有合理性，如有人认为，“唐初实行宽刑薄赋政策。唐高祖一起兵就‘布宽大之令’,太宗则进一步实施轻刑方针”,用的就是道家思想，“唐太宗常引用《道德经》教育臣下说:‘古人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于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他自己这方面也堪称表率。据说:‘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唐初统治者在贯彻《道德经》‘慎动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国方略是偃武修文。”〔4〕但李氏父子这里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张，儒家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东西；而且，此时唐没有将《道德经》置为治国经典，李氏父子在治国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同时兼收并蓄。所以，将“贞观之治”的主要治国思想说成是道家欠妥。
必须肯定，唐代的“贞观之治”的主要治国思想是儒治。“贞观之治”之前，李渊在武德二年就令“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共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5〕李世民在武德三年，就“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6〕李世民“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7〕可见，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治国思想主要是儒家。
二、唐代“贞观之治”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
既然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主要治国思想是儒学，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一时期的儒学有哪些主要特点？
第一，关于对儒家经典的选择。《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七年“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就是说，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主要儒家经典仍是《五经》。但是，必须指出：唐代尤其“贞观之治”时期的《五经》与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汉武帝时期的《五经》是《诗》、《今文尚书》、《易》、《士礼》和《春秋公羊传》，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后，绌退了《春秋公羊传》，增加了《春秋毂梁传》，而“贞观之治”时期的《五经》是《诗》、《古文尚书》、《易》、《礼记》和《春秋左传》。另外，与西汉一样，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置了《五经》博士或颁了新定的《五经》，就是只以《五经》治国。笔者早就说过，汉人自己讲的是《七经》治国，还有《孝经》和《论语》，《孝经》和《论语》一直被视作《常经》，即是必备的基础经学。〔8〕试想，儒家的鼻祖是孔子，以儒学治国能少了《论语》吗？《孝经》也是除《论语》外，最受重视的儒家经典，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9〕。唐初也十分重视《孝经》，还举行过国家级的研讨，李渊、李世民都出席过这样的研讨。如《旧唐·７儒学上》载：徐文远“补太学博士。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旧唐书?仪礼四》载：“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皙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皙怒，援大杖以击其背，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棰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耶！’”李世民还要求太子研习《孝经》，承乾为太子时，就曾令孔颖达撰《孝经义疏》〔10〕；高宗小时候，“初授《孝经》于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11〕可见，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主要儒家经典应是《诗》、《古文尚书》、《易》、《礼记》、《春秋左传》、《孝经》和《论语》等七经。
第二，关于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贞观政要·崇儒学》载：“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旧唐书·颜师古传》也说：“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旧唐书·孔颖达传》亦说：“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新唐书*儒学上》对此补充说：“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四）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由此可见，唐代尤其“贞观之治”时期的解经，主要是“正义”即“训诂”和“义疏”。“训诂”主要是训解字词的音义，把握经文的原义；“义疏”则是在原义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对经文有所发展。汉代解经主要是“训诂”，也用“义理”，唐人不用“义理”，而重“训诂”，还发明了“义疏”。
第三，关于对其他思想的宽容、兼容和并蓄问题。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儒学是开放的，虽以儒家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但从不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李渊、李世民都主张效法西汉的儒治，对董仲舒也持肯定态度（班固在《汉书》中认为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采纳）；相反，李氏父子对非主流思想都持宽容、兼容和并蓄态度。如李渊虽然崇尚儒学，前引他“幸国子学”，让“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还“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12〕；武德九年，他虽下诏要求清理“京师寺观”，但并未执行。李世民虽然明确主张崇尚儒学，不以佛、道为主要治国思想，但并不排佛、道。尤其是佛，如长孙皇后说：李世民一直认为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常恐为理体之弊”，但仍“每示存异方之教。” 〔13〕特别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壮举——玄奘到印度取经，就发生在“贞观之治”时期，并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贞观之治”时期，对道教包括道家的兼容更不用说了。贞观十一年，李世民既下诏修“宣尼庙于兗州”，又令修“老君庙于亳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14〕如前引，李世民经常研读《道德经》，参考道家思想治国。贞观时期，魏征上《群书治要》，要求李世民广采百家思想，得到了李世民的嘉奖。特别是，《群书治要》中包括有与儒家相对立的申、韩思想，而《申子》的也赖该书保存至今。李世民在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和孔颖达“撰五经疏义”后，他俩的学术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压制不同声音，而是让反对者充分发表意见，反复讨论。历代统治者来崇尚儒学，都害怕孟子的“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当年读到孟子的这些话，曾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迁出，并大张挞伐，而当魏征用孟子的这些话对李世民进行劝说时，“太宗深嘉纳之。” 〔15〕
第四，关于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重视。唐代“贞观之治”时期，既倡导认真研读儒学，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如“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16〕
三、后来理学对唐代“贞观之治”儒治的责难和曲解
现在，学术界对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儒治认识有缺陷，评价也不高，这主要是后来理学对其的曲解和责难造成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
第一，诟病“儒、释、道”鼎立。理学认为，唐代儒学不醇，儒、释、道三足鼎立。前面所讲的“唐代包括‘贞观之治’的治国思想都是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就是理学家的观点。如前所述：唐代包括“贞观之治”时期实际治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一直是儒家，这是无论如何都否认不了的；儒、释、道三足鼎立只是在信仰领域，而且儒教信仰始终不逊于道教和佛教［当然不排除道教和佛教有时也有占上风的时候］。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儒学，既在政治上坚持了以儒家为治国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坚持信仰自由，是正确的。
第二，否认颜师古、孔颖达等对“贞观之治”时期儒学的贡献。理学家在讲到唐代儒学时，都讳言颜师古、孔颖达，只用主张“排佛”的韩愈来代表，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是这样做的，有人甚至比朱熹还极端，连韩愈也不承认，宣称“孟子”之后无真儒等。在《新唐书》中，理学家将这位对唐代“贞观之治”时期儒学具有重要贡献的经学家的列传，从中性的“合传”规格贬到了较低的“类传”规格。还有的理学家甚至说：“唐及国［指北宋］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17〕认为唐代主流儒家搞思想专制，不给“义理”学派讲话。这些说法都不妥。如前所述，孔颖达等是唐代最著名的经师，而且他们从来不主张思想专制。
第三，诋毁“正义”。理学认为，唐人对儒经的“正义”，即“训诂”和“义疏”都是“章句之学”，用这种方法解经，是错误的。理学家从解经之始，就摒弃唐人的“训诂”和“义疏”，而用“义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经正义》和刘敞的《七经小传》，就是这样做的，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则是这种解经方法的集大成。事实上，“正义”是“我注六经”，坚持对经文原义的理解；“义理”是“六经注我”，脱离了原义，搞实用主义。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经是扩大的《九经》系统。在理学家编撰的《新唐书·选举志》中，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时期的儒经是：“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应当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儒经有“五经”系统和“九经”系统，狭义的“五经”系统，如前所述，要具体分析；狭义的《九经》系统，是指《诗》、《书》、《易》、《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等。扩大的《五经》和《九经》都包括《论语》和《孝经》。《选举志》所说的扩大的《九经》系统，在唐代虽能找到某些证据，如《旧唐书·职官志三》说：“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晚唐郑覃所刻的《石壁九经》，除广义《九经》外，还包括了《尔雅》等，但这都不能说明问题。如前所述，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时期，主要儒经是有特定内涵的扩大的《五经》系统，其中不包括《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以《公羊传》为例：该书在唐代首次被提到议事议程，是唐玄宗开元十六年，杨瑒上奏说：“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又《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穀梁》者，亦量加优奖。”玄宗“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18〕可见，在这之前，《公羊传》几乎没人研习。此后《公羊传》是否被列为考试经典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肃宗时期，杨绾上奏：“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试其所通之学，……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19〕杨绾要求改革儒学考试，加进《公羊传》，该建议虽受到了肃宗的重视，在讨论时也得到了尚书左丞等人的支持，因为反对者众多，没有被贯彻。
是后，归崇敬在代宗大历初又建议：“《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20〕再次要求在儒学考试中加进《公羊传》，并做了具体设想，但仍没被采纳。
韩愈晚年在一封给殷侍御的书信中说：“辱赐书，周览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惭。愈于进士中，粗为知读经书者……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于中……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闻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愿尽传其学……况近世《公羊》学几绝……将惟先生所以命。”〔21〕像韩愈这样的大儒，对《公羊传》也如此陌生。
在旧、新唐书中，有唐一代，“公羊学”的科举对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刘蕡仿董仲舒对策所制的对策，但却名落孙山。当时有很多人为他鸣冤，“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认为是“中官”干涉的结果。〔22〕实际上，刘蕡“精《左氏春秋》”〔23〕，当时被推举来是参加《左传》考试的，而他以《公羊》对，显然是溜题了。而且，主考也未必懂《春秋公羊传》。可见，《公羊传》在中、晚唐时期仍不是主流儒经。
弄清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儒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唐代治国的主导政治思想是儒学，后来理学说的“儒、释、道”鼎立等不对。第二，唐代的儒学经典主要是《诗》、《古文尚书》、《易》、《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和《孝经》等扩大的《五经》系统，后来理学将《公羊传》等强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经，是不对的。唐代主流儒经没有《公羊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公羊传》是董学和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唐代主流儒学中不含《公羊传》，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经典上的根本区别。现在，理论界包括笔者本人，一直在质疑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儒学性质，深入研究唐代儒学系统，能推动这一讨论向纵深发展。第三，唐代的学术是开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维是理性的，后来理学批评唐人不用“义理”解经，不妥。第四，唐代治国思想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根本。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反思传统，西方人对希腊、罗马的科学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长期在宋明理学中打转，这是“怪圈”。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基础应在汉、唐，其中唐是根本，是中国的希腊，汉只相当罗马。中国不反思盛唐——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文明（超过了古希腊、罗马），不只自己无法达到现代化，超越西方也是空话，而且还是对全人类的犯罪，世界要超越源于希腊、罗马的现代文明，舍盛唐文明别无其他出路。
注：
〔1〕〔2〕〔5〕〔6〕〔10〕〔11〕〔12〕〔14〕〔18〕〔19〕〔20〕〔22〕〔23〕《旧唐书》，岳麓书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1321页、第10页、第570页、第3121页、第1603页、第39页、第570页、第29-30页、第3045页、第2146页、第2522页、第3209页、第3199页。
〔3〕〔7〕〔13〕〔15〕〔16〕《贞观政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351页、第394-397页、第460页、第150页、第400页。
〔4〕郑正、王兴平：《道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广东社会科学》，〖KG*2〗1997 年第1 期。
〔8〕〔9〕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7〕《困学纪闻》卷八〔引陆游语〕：转引自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41页。
〔21〕《韩昌黎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第556页。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6期转载）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