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
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也为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入江南。而经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形态，其主要载体是经学家，本文试就南朝经学家的分布，探讨儒学传播及文化变迁等相关问题。
儒学作为南朝的政治意识形态，习知者在文化阶层中占大多数，但是何者才能算是经学家？本文所依据的是三个标准：一是有经学著作；二是曾聚徒教授；三是曾在国子学和东宫任教职。满足此三个标准其中之一者，本文即认定其为经学家。本文所罗列之经学家，乃以刘汝霖先生之《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所举经学家为主，同时遍检《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及《南史》诸纪、传、志，取其主要者，得99人，以作研究对象，他们是：徐广、傅隆、雷次宗、雷肃之、朱膺之、庾蔚之、何承天、谢庄、荀万秋、王逡之、王珪之、袓冲之、王咺之、何昙秀、刘瓛、刘绘、明僧绍、顾欢、臧荣绪、关康之、沈麟士、吴苞、徐伯珍、裴昭明、虞愿、陆澄、虞炎、范岫、周颙、何胤、娄幼瑜、萧子懋、明山宾、明震、陆琏、严植之、贺玚、贺革、贺季、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阮孝绪、崔灵恩、虞僧诞、孔佥、卢广、范云、鲍泉、裴子野、刘之遴、刘之亨、到洽、张率、王僧孺、司马褧、刘显、任昉、皇侃、伏曼容、何佟之、范缜、范胥、司马筠、司马寿、卞华、孔子袪、朱异、贺琛、沈文阿、沈不害、萧济、陆琼、顾野王、傅縡、杜之伟、许亨、褚玠、岑之敬、徐伯阳、蔡凝、周弘正、周弘直、周确、袁宪、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张讥、顾越、龚孟舒、沈志道、王元规、陆庆。
本文列举诸经学家，以正史本传为依据，并参以他书，尽可能详细地考释出其一生中在不同的时段所在的地点，考察其人在时间延续过程的空间分布变化，在样本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一 南朝经学家之分布
关于学术群体分布的研究，突出的成果是卢云1991年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书。在该书中，他对汉晋时期学术发达区域进行了考察，并划分出了几个学术文化区。但愚意以为，卢云的学术文化区域研究，是相对静态的。如果做一个动态的研究，或可反映那个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变化，而对这一学术群体进行分期来考察，则是反映这种动态变化的较好的途径。而且，卢云的研究时段只是从两汉以迄西晋，本文则续其之后，专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经学分布及变迁。
为了便于分析南朝经学家的分布，并从中看出其空间的变化，本文打破以朝代划分的时间界限，而代以固定的年限，因为宋齐梁陈四代前后相承，历史的发展一以贯之，没有明显的断裂。所以，本文为了分析方便，以每20年一个时间段，列举其间经学家的分布，并在此基础上观察经学家分布的变化。之所以以20年为期，主要是基于社会学关于“代”的划分。据彭卫的研究，汉代男子的普遍初婚年龄在14—18岁之间[1]，如此，考虑到战乱等因素，南朝时期男子初婚年龄大致在20岁左右，因此以20年为一代似较合理；再者，以南朝的具体情况而言，这个时间断限如果划得太长，由于样本资料并不是很丰富，就会产生一个该群体人物在时间上的衔接问题，即很有可能前者去世，而后者未值壮年，从而留下分析的时间空档，不能说明问题；若划短了，则看不出这一时间段的变化。巧合的是，以20年为期，正好与南朝的断代（420年—589年）形成8个整数段，更便于分析。为了考实每个经学家在上述时间段的空间位置，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将其涉及到的人物一一列出来，在《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逐一检索，凡提到某个人物的史料，均摘出备考，然后按其一生的经历以时间排序，有明确断代则好；若无，则找旁证；而无旁证者，则进行合理的推定。本文所用资料中推定的部分占所有分析数据的极少部分，似尚不能对本文结论有颠覆性的影响。
而且，在分析经学家分布时，以郡为单位。这是因为，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大小适中，且变化较少；最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以本郡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的文化区域。如下即试以上述思路为原则，在充分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南朝经学家的分布。
因材料繁杂，对于上述经学家，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本文将考释内容及过程大多略去，以避资料堆砌之嫌；此处仅举两例，一在史籍有本传如刘瓛，一在史籍中无传如何胤，以概言本文之研究方法。
刘瓛，据《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籍贯沛国相人，但先祖南渡居于丹阳，祖、父均在建康为官。宋大明四年（460年）“举秀才，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袁粲诛前曾任官邵陵王郡主簿、安陆王国常侍、安成王抚军行参军；按《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袁粲之诛事在昇明元年，即477年。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与之语事。由此，至晚自460年始，刘瓛既已居建康。武陵王晔为会稽太守，“除会稽郡丞，学徒从之者转众”，按《南齐书·高逸·杜京产传》，事在建元中（479－482年）。为便于数据处理，凡史料所载不具确切年代，而只记为某一年号者，若仅言在某某年中，均取其中数；若言在某某年初，取其元年；若言在某某年末，则取该年号纪年最末一年，故此取480年，此年刘瓛始外居会稽。永明初（483－493年），还建康，“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按上述原则，此取483年至建康。永明七年（489年）卒。由以上推算可知，460年至480年，刘瓛身在建康；480至483年，身在会稽；483年至489年复在建康。
何胤在《南齐书》及《南史》均无传，而从他人传记中也可推知其大略行年经履。《南史》卷六十《徐勉传》载：“及文宪薨，遗文散逸，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未克就。”文宪公乃王俭谥号，王俭卒于永明七年（489年）；《南史》卷三十四《周颙传》，述颙与何胤相尚在文惠太子时，时周颙任中书郎，按《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永明十一年（491年），文惠太子薨；《南齐书》卷四《郁林王本纪》及《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使直殿省”，时在隆昌元年即494年。如此则知，自公元489年始，何胤身处建康。《梁书》卷一五《谢朏传》及《南史》卷二十《谢胐传》载：“建武四年，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南史》卷六十《徐勉传》亦载：“建武四年，胤还东山”；建武四年为497年，由此，497年何胤离建康，而还至会稽。《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云：永泰元年（498年），敬则欲起兵会稽，“欲劫前中书令何胤还为尚书令”，时何胤尚在会稽；《南史》卷七十三《刘沨传》云萧遥光举事时，刘沨赴死，何胤闻之叹，据《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遥光事在永元元年（499年）；《南史》卷二十《谢胐传》载：“会梁武帝起兵，及建邺平，谢朏受征，朏谋于何胤。”按梁武帝起事，时在502年，则何胤该年仍在会稽；《南史》卷七十二《文学·钟嵘传》云：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萧元简出守会稽，亦是天监以后之事；《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传》序云：“天监四年（505年），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南史》卷二十《谢举传》云谢举为晋陵时，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而下文又言谢举“大同三年，出为吴郡太守”；可见是在大同三年（537年）之前。如此，至537年，何胤一直身在会稽。从以上所述可以推知，在目前所见资料中，何胤至晚在489年即身在建康，497年返会稽，至537年一直身在会稽。
笔者不惮繁琐，以上述方法将南朝史籍所见99位经学家的行年及经履一一粗略考释，为了更明白地表达南朝经学家的分布及变化，现将其以表格表示（见表一），而不再以文字述出。
表一 南朝经学家分布
丹阳
会稽
吴兴
东阳
吴郡
淮南
宣城
新安
临海
义兴
山阳
南东海
南徐州
南琅琊
广陵
晋陵
420-440
7
2
1
1
1
440-460
12
1
1
1
2
1
1
460-480
19
4
1
1
1
1
1
480-500
24
8
2
1
2
2
2
1
2
1
1
500-520
32
1
1
1
1
520-540
29
3
1
1
540-560
22
2
3
2
5
1
2
1
560-589
28
1
1
1
1
表一 南朝经学家分布（续一）
南豫州
庐江
豫章
庐陵
安成
寻阳
临川
南康
鄱阳
晋
平
/
安
宜都
南郡
南平
巴东
江夏
武昌
420-440
1
1
440-460
1
1
460-480
1
2
1
1
480-500
1
1
1
1
2
1
2
1
500-520
1
1
2
4
1
2
3
520-540
5
1
2
4
2
540-560
1
1
1
2
1
1
2
1
1
4
560-589
1
1
1
1
表一 南朝经学家分布（续二）
安陆
襄阳
长沙
武陵
始兴
湘东
邵陵
始安
零陵
临贺
衡阳
广汉
南海
长广
北兖州
东海
420-440
1
1
440-460
1
1
460-480
1
2
1
2
2
480-500
1
2
2
1
2
1
1
1
500-520
1
1
2
520-540
1
1
1
3
1
1
540-560
1
1
3
1
2
1
560-589
1
1
1
1
1
表一 南朝经学家分布（续三）
濮阳
汝
南
兰陵
南阳
420-440
440-460
1
460-480
1
480-500
500-520
520-540
540-560
1
1
1
560-589
（资料来源：《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南朝四代，经学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基本上，存在三个经学发达区域，即建康吴会地区，相当于现在苏南长江两岸以至浙江绍兴、金华以北；寻阳豫章地区，相当于现在江西南昌、九江至皖南即鄱阳湖地区；江陵长沙地区，相当于现在湖北荆州、武汉以至湖南长沙大三角地带，即洞庭湖地区。经学家在这三个区域内相当集中，几占所有经学家的3/4。从所占经学家的数量来看，其中建康吴会地区文化最为发达，其次为江陵长沙地区，寻阳豫章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
这三个地方能成为南朝的文化发达区域，其原因有自。第一，这三个区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开发较早，已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建康吴会地区，至少在春秋末期，就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当时吴国和越国经济发展较快，一度还与中原诸国争过霸主。到了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当时也是一个与长安、洛阳等地相当的大都会。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吴国于此区域为资，存国弥久。晋室南迁，更是以建康吴会地区为立国之基础。这说明，江南自春秋以降，经济持续发展，没有出现大的中断，到了南朝时期，经济更上了一个台阶[1]。在文化方面，根据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的研究，自两汉中经三国以至西晋，建康吴会地区，一直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2]。因此，在南朝时期，由于这一地域的和平和安定的社会局面，文化也同经济一样，持续发展，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江陵长沙地区较之建康吴会地区，开发更早一些，周初，楚国就于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春秋以至战国末，楚国实力侔于晋齐，屡屡问鼎中原，经济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秦以后，这一地区有所衰落，但三国以降，出现大规模地复苏，近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中，发现大量的佃田租税券书、官府各机构间钱、米、器物调拨交接券书、户口簿籍、各类财经帐簿以及有关赋税、仓库和邸阁的记载，从其内容看，这一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3]。文化方面，春秋以至战国，楚地是文化中心之一，诸子中的道家学派，就是此地所孕育，而汉代兴盛的文学样式——赋，也是于此产生。但是秦以降，随着楚地的衰落，文化也一落千丈。据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的研究，自西汉以至晋，江陵长沙地区并没有成为当时的文化发达区域。而在南朝，江陵长沙地区一跃成为仅次于江南的文化中心区域，此地文化的发展呈跳跃性态势。
寻阳豫章地区与上述二地情况基本类似，唯汉代淮南、九江一带文化发达，而后中衰，至此，也与江陵长沙地区一样，文化恢复并持续发展。
南朝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此时经学家的分布，其集中区域总是与政治中心相伴随。也就是说，政治中心决定着经学家的去向，决定着经学发达区域的形成。由于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势，南朝形成两个政治核心区域，一即长江下游京畿扬州之地，另一即长江中游荆州之地，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核心区在南朝政治中起了很大作用。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一直处于联动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南朝政局的发展。寻阳豫章地区作为这两大地区的缓冲地带，而且，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此地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因此，这里是荆扬两大区域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4]。所以，长江中游及下游沿岸地区，是南朝政治最活跃的地区。在那个时代，儒学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为政府所倡导，儒学之与政治，是如影随形。最重要的是，由经入仕，是士人参与政治重要的途径，所以，在政治的核心区域，也是经学家的荟集区域。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原因之处，三个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还存在外部的原因。这就是移民南下的影响。如果没有大规模移民的移入，荆州长沙地区和寻阳豫章地区的文化水平不可能出现跳跃性的发展。三国时期，北方移民即开始向吴地迁移，这批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1]，而这个人口迁出区，正是东汉文化发达的司、豫、兖、青、徐州地区。西晋以降的移民南迁过程，存在着三条路线，其中东线移民基本上继承了这一趋势，今山东、豫东而下的流民，一般先居苏北，然后逐步南下，聚于江南，是为建康吴会地区。今河南和淮北的北人，往往逐步南下至于今皖南、赣北沿江地带，是为寻阳豫章地区。而中线移民，由文化同样发达的关中、河东、洛阳迁出，南聚于襄阳，然后又顺汉水东南下，居于江陵、江夏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流域[2]，是为江陵长沙地区。所以，北方文化发达地区人口南迁至南方，整体上带动了移民入居地的文化水平的提高。
二 经学分布与文化变迁
经学家在某一区域内高度聚集，就形成经学中心，这要求在某一区域内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人口；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仅代表当地经济的繁荣，也说明社会的安定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保证，也使更多经学家的涌现成为可能。而且，文化发达区域内更有利于形成经学中心，因为，这一区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更利于形成经学家在某一地点的聚集。同时，在非文化发达地区，也会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经学中心。
根据上述“南朝经学家分布”表格，以简单的人数统计，建康作为南朝四代的首都，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先后有经学家共160人；此外依次是：会稽21人，寻阳13人，吴郡12人，吴兴8人，长沙8人，晋安（晋平）8人，东阳7人，京口6人，广州6人，江陵5人；其他的城市均少于5人。因此，建康、吴兴、东阳、京口、吴郡、会稽、寻阳、江陵、长沙、晋安（晋平）、广州等11个城市，不仅是政治的中心，文化也最为发达，经学家比较密集，儒学传授比较活跃，堪称经学中心。由此也可以看出，建康吴会地区经学中心最多，共6个；江陵长沙地区次之，2个；寻阳豫章地区1个。除此以外，东南沿海有晋安（晋平），而南部沿海有广州。广州与晋安（晋平）能成为经学中心，与长期以来的持续移民带来的持续的文化输入有关。早在秦朝时，中央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岭南移民；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所载，番禺与内地中心城市一样，是当时一大都会。至东汉三国，由于儒学在岭南的持续传播，交州已成为南方学术文化中心[3]，而三国以降，似稍衰落，但至南朝而复振。晋安（晋平）大致为今福建地区，这里则稍为落后，在秦以至西汉，才仅有一个东冶县，并长期在闽越族的控制下，汉文化的传入渠道不畅。但到了三国时候，移民开始从浙江、江西两个方向入闽，虽总的来说，移民还是居留在闽江流域[4]，但有些已深入至晋江流域。事实上，不仅晋安（晋平）、广州如此，正如上节所论，其他地方经学的隆兴，同样与南下移民的分布关系重大。永嘉丧乱之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南迁，正如前所述，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文化发达地区，在整体上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人数众多，据谭其骧教授的研究，自永嘉末期以至宋世止，南迁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8强；其中，迁入今江苏最多，约26万，今山东约21万，今安徽约17万，今四川约10万，今湖北约6万，今陕西约5万，今河南约3万，今江西、湖南各1万[5]。由此可以看出，建康吴会地区移入的北方移民最多，迁入江陵长沙地区、寻阳豫章地区的北方移民人数亦不在少。移入北方移民数量规模较大的地区，与前述文化发达的区域，是相吻合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该地区文化发达的成因以及经学中心形成的必然。
新移入的移民聚集开发，不仅提升了移入地的文化水平，而且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以前的洪荒蛮夷之地，渐成富庶之乡；官府也意在移风易俗，兴办儒学教育，而儒者也秉承化民兴邦的儒学价值传统，致力于儒学的传播与普及；所以南方地区，首先在合适生存的地点形成经学中心，并进一步形成文化中心。正是这些经学中心，成为文化传播的源地，促进了移民入居地的文化变迁。
首先，我们从南朝经学家籍贯随着时间沿续而变化这一点，可以看出江南本土儒学文化的生长。
本文所列经学家，出自《宋书》者，9人，述其籍贯在北方者4人，籍贯在南方者2人，籍贯不明者3人。其中，出自官宦之家者4人，皆北方籍贯；出身不明者3人。
出自《南齐书》者，23人，其中籍贯在北方者13人，籍贯在南方者6人，籍贯不明者3人。其中出自官宦之家者10人，出身不明者3 人。
出自《梁书》者，36人，籍贯在北方者，18人，籍贯在南方者，17人，籍贯不明者1人；出自官宦之家者，25人，出身不明者1人。
出自《陈书》者，30人，其中籍贯在北方者12人，在南方者17人，籍贯不明者1人。其中出自官宦之家者，18人，出身不明者5人。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南朝宋建立起，以每20年为时间段，经学家人数不断增加，420年至440年，共计16人；440至460年，共计25人；460年至480年，共计40人；480年至500年，共计69人；500年至520年，共计55人；520年至540年，共计58人；540年至560年，共计69人；560年至589年，共计42人（其中有武兴1人，疑为吴兴之讹）。随着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历史演进，经学家人数越来越多，说明经学越来越普及，也越来越发达。
南朝经学的发展，除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关外，还与政府及相关官员的积极提倡有极大的关系，以我们所列资料显示，刘宋经学家数目尚少，而中经南齐至萧梁，经学家人数则有极大的突破，从9人增至36人。南朝时代经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统治阶层文化水平的提高，更得益于这一时期皇室对经学的重视[1]。萧道成、萧赜、萧嶷、萧长懋、萧子良、萧子显、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等王公，都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也都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经学家群集在他们周围，使经学在著述和传播方面，都能有更好的条件。正是在诸多原因共同的作用下，江南本土经学开始生长。从上述所列宋齐梁陈四代经学家出身可以分明看出，南方成长起来的经学的人数从宋的无，到齐的6人，梁的17人，再到疆域最小的陈的17人，可以清晰看出南方本土经学的发展，说明越是到后来，南方籍贯的经学家所占份量也就越大；而出身民间的经学家也就越多。这充分揭示了，经学，在南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外来的学术文化形态，而是实现了本土化，成为本土生长的文化。同时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南方的文化面貌也为之一新，这一地方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变迁。其标志就是，本土籍贯和平民出身经学家的大量出现。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代表本土的实际的文化状况。如果经学家仅是北方籍贯和官宦之家出身者，这说明，经学只是在特定的阶层内和家族内部传授，而没有成为其所在地区的普遍的文化认同。
经学在南方生长以后，初步集中在几个文化中心的点上，即若干的经学中心；而经学在南方广大地区进一步迁播，则是与南朝的历史演进同步的。这一趋势，同样也可以在上表中清晰地看出来。
从南朝宋建立起，420年至440年，经学家主要集中在今苏南、浙东、浙北地区。440至460年，经学家的分布开始有向西扩展的趋势，开始出现在安成、江夏和湘东。
460年至480年，扩展至寻阳、临川、安成、长沙、邵陵、安陆、南海、晋平，即推进到今赣中、湘中、鄂中一线，并深入今广州和福州。
480年至500年，今淮南、赣中、湘中成为经学发达区域，并向西推进到江陵和襄阳，由湘中向南进至湘南和广西北部（始兴，即今桂林），并在地域上开始出现与今广州和福州两个悬置在外的文化点之间的对接趋势。
500年至520年，数据显示，建康吴会地区与寻阳豫章地区作为南朝经学发达地区，其地位已经确立，这两个区域在经学家人数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520年至540年，这一时期，江陵长沙地区的文化地位开始凸显，经学家人数有跳跃性提高，而且作为三大经学发达区域的外缘，今浙南、湘西南至桂东北，经学家人数仍在少量增加。当然，荆州文化地位的突出，也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这时，萧绎在荆州形成割据，而其又是学术文化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
540年至560年，三大经学发达区域已经明显形成。并初步西进至今重庆三峡地区，南进至赣南。南朝的文化版图达到顶峰。
560年至589年，这一时期，由于陈朝疆域的缩少，文化区域也大为收缩，在长江中游丧失以后，由于今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成为前线，这一地区的文化大为衰落，经学中心只有建康吴会地区了。但在岭南和福建，经学文化仍然在保持并发展。
从经学家分布地域的变迁可以透视南朝儒学文化的迁移。南朝儒学，以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洞庭湖和鄱阳湖周边为中心，分别以向南、向西两个方向波浪式地渐次衍播，目标是以晋安（晋平）即今福州为中心的福建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传播的陆路线路是，正南方向，一是以寻阳为中心南经豫章（今南昌）、安成（今江南安福）、南康（今江西赣州），至广州；二是以长沙为中心，南经衡阳、始兴（今韶关），至广州。西南方向，以长沙为中心，南经衡阳、邵陵（今邵阳）、零陵，至始安（今桂林），即到达今广西东部。至现今福州的陆路线路则可能仍是传统的移民线路，即仍是以浙江和江西两方向入闽。另外，或许在安成与湘江两郡之间，也有直接的传播途径。至晚自秦代开始，从中原到岭南，就开凿了四条“新道”，第一条是自今湖南郴州逾岭入广东连州；第二条自今之江西之南逾大瘐岭，入广东南雄；第三条自湖南之道州入广西之贺县；第四条自湖南之全州入广西之静江，此道由灵渠开凿而始通，与灵渠并行[1]。由此看，在南朝儒学的南播过程中，寻阳到广州线路为上述第二条“新道”；长沙至广州线路为上述第一条“新道”；而长沙经衡阳到始安的线路，则是上述第四条与灵渠并行的“新道”。经学的中心总是出现在这些交通路线的附近，因此，总的来说，儒学迁播的路径与当时的交通线路和移民线路是一致的。文化的传播是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展开的，流民所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均因此而发生改异。
经学沿交通路线由点及面的衍播，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促进了长江以南地区文化的同质化发展。南方地区原先本土文化的退位，以及儒学作为主流文化地位的彰显，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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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第三章“婚龄构成”，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 吴至南朝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详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第475页。
[2]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3页、第88—98页、第103—124页。
[3] 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
[4] 相关论述可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79页。
[1]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2]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3] 详见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四章“儒学在岭南的初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5] 谭其骧：《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220页。
[1] 详见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8页、第87—100页。
[1] 林剑鸣：《秦汉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The distributing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Southern Dynasty and Cultural changes
XIA Zeng-mi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hina’s culture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Southern Dynasty, there Confucianism centers, that is, Jiankang and Wukuai district, Xunyang and Yuzhang district,Jiangling and Changsha district, had been form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Confucianism centers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emigration, spe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Based on the there academic centers, Confucianism of Southern Dynasty continued to spread westward and southward, and conduced to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those non-Confucianism districts finally.
[key words] Confucianism ; Southern Dynasty ; Historical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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