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东汉　儒学　政治社会化　 

儒学在西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汉初行黄老之学，儒学只能容身于民间，私相传授。但是由于儒学学者的努力，儒学在学术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学术谱系，同时儒者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终使儒学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借政府之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的紧密关系，儒学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化，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一般而言，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个体的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成长过程。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考察角度，有不同的社会化的概念，在政治学中，社会化体现为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政治社会化过程包括政治信息传播、政治观念内化、政治态度演进和贯穿个体一生的阶段性发展四个层面，并按照其内在的逻辑顺序渐次递进，构成一个连续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2]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就在于，使社会民众能普遍接受共同的政治知识、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到目前，基本上仍处于理论介绍和学理研究阶段[①]，把政治社会化与中国现实政治结合的实证研究较少，而研究中国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成果则更少[②]。

本论题旨在叙述儒学与东汉政治社会进程的关系，重述儒学的传播及引起的相关变化，如政治制度、社会心态、社会价值观、社会文化风貌等等。关于汉代社会文化面貌的情形和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相当多的成果，[③]因此本文只叙述东汉一代儒学政治社会化，及其作用下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于社会文化风貌的变迁，则只引述先行之言。

儒家自孔孟时期始，就很注重儒学的社会化功能。西汉中期，儒学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至东汉，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强，其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东汉的政治社会化，其实就是儒学化。 

一　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政治社会化过程首先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即政治共同体内的各种政治社会化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知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等政治文化信息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传播，只不过，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是儒学。这表现在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上。 

（一）   东汉诸帝的儒学修养

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政府的提倡、儒者的努力及社会上层阶层的向慕密不可分。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这个情形大约从西汉就已开始，贾谊就曾提出以学高身正之人为太子师傅，认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3]（保傅）。汉武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老师中，就有儒学大师赵绾和王臧。而元帝更是“柔仁好儒”[4]（卷九《元帝纪》）。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5]（卷一《光武帝纪》），即位以后，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并多次幸临太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5]（卷一《光武帝纪》）。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新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卷二《明帝纪》）。这在桓荣的传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其中说，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5]（卷三十七《桓荣列传》）。章帝“少宽容，好儒术”[5]（卷三《章帝纪》）。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身体力行地学经，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蓺，息马论道”[5]（卷三十二《樊宏传附族曾孙準传》。“光武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袓效，尊重儒术”（卷372）。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上》）。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5]（卷三十七《桓荣列传》注）

不仅皇帝本身身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当时的皇族学习儒学的积极性也颇高。《后汉书》卷四二上《班彪列传》载班彪之语：“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父辈对之也督导甚严，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钟）兴受章句”[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明帝时，“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5]（《后汉书》卷三《明帝纪》注引袁宏《后汉纪》）。明帝还为外戚樊、郭、阴、马家（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5]（卷三《明帝纪》）。安帝时邓太后绥“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5]（卷十《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因此，皇族中很多人亦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琅玡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东平王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恩”[5]（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不仅皇族中的男性被要求学习儒学，女性也不例外。明德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5]（卷十《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顺帝梁烈皇后“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5]（《卷十《皇后纪下·顺烈梁皇后》）。而在这些社会上层的女性成员中，竟也有主动修习儒学者。邓太后绥“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下意犹出意也。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5]（卷十《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 

（二）东汉诸帝的经学贡献及对儒学价值的提倡

皇帝与皇族及上层社会阶层的儒学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儒学修养，促进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当时之世，在儒学经典的整理及提倡名节表彰忠孝等儒学价值诸方面，政府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汉代，儒学师门多出，文无定本。光武时，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下》）。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5]（卷二《章帝纪》）；章帝还曾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5]（卷三十六《贾逵列传》）。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5]（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勒石以定《五经》语句，对儒学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修习儒学，就是为了推行并实践儒学的价值。所以后汉一代，中央不断派出使者，巡行天下，观览民风，推行教化，以移风易俗。“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5]（卷八十二《方术·李合列传》）顺帝时，雷义“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5]（《卷八十一《独行列传·雷义》）。　　

汉代，派遣使者观览是定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把一些将儒学价值体现得较好的敦厚长者，褒扬天下，充作楷模。周党以高志受褒奖[5]（卷八十一《逸民列传·周党》）；而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5]（卷二十五《卓茂列传》）。此外，另有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5]（卷二十七《郑均列传》）；刘平“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5]《后汉书》卷三十九《刘平列传》；江革“‘巨孝’之称，行于天下”[5]（卷三十九《江革列传》）；薛包“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5]（卷三十九《刘平列传》）；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5]（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涣》）；这些人均受到政府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东汉时，屡有对举荐之人，一律“以安车玄曛，备礼征之”的事例[5]（卷五十三《徐嗫列传》）。对不愿应征之人，竟有“使画工图其形状”[5]（卷五十三《姜肱列传》）的做法，以宣示朝野。汉“以孝治天下”，诸帝皆以“孝”为谥号，对“孝”的价值极为推崇，据刘厚琴估计，有汉一代，“全国性的褒奖孝悌达几十次，至于地方性的则更多”。[6]（P84）正是因为东汉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推行和尊崇，所以，在儒学的氛围下，东汉风俗可谓大化。司马光《稽古录》卷30云：光武帝“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虽语涉夸张，但儒风所及，人心醇厚，当是部分事实。 

（三）儒学教育体系的建立

《礼记·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白虎通·三教》亦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东汉政府提倡儒学，推广儒学价值，目的也在于淳厚人心，敦化风俗。《后汉书》卷二《章帝纪》诏：“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是故，东汉甫建立，就着手学校的建设。“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后汉书》卷四十八《翟酺列传》也说：“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继王莽之后，光武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充作太学之长，此时太学始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的机构，中央官学更快速地发展，东汉本初年间以后，太学人数曾最多达到三万多人。

除了中央太学，各地方郡县亦依例建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皆置经师一人。乡的学校曰庠，聚的学校曰序，都置孝经师一人。这些学校中，教材当然是儒典。

从太学到郡学、县学，虽有完整规制，但也常也受政治形势等各方面的影响，其发挥的作用未必很大。安帝以后，太学就曾“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因此，在东汉，最有影响的和兴盛的儒学传播形式，反而是私学和家庭教育。

东汉私学很盛，“教授门徒常千人”[5]（卷三十九《周盘列传》）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下文专述，此不赘言。而家庭教育，同样在东汉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向家族“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7]（卷610引桓谭《新论》）；班昭以为“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5]（卷八十四《列女传》），作《女诫》七章，引述儒经，阐述妇女的道德规范，以为妇女教育范本；郑玄为一代宗师，据说家中奴婢皆习檽书，日常对话都能引经据典[5]（卷三十五《郑玄列传》）； 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五中，专记“累世经学”条，记述两汉孔子后世、伏胜及桓荣家族经学传习之盛；而在“四世三公”条，又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两族，世族之盛，古无曾有，而这些大家族，也是各专一经的，杨氏习欧阳《尚书》，袁氏传《孟氏易》。这说明，当时大家族内部的经学传授是普通的，而且是有很大影响的，基本上能决定儒学学术的走向。

东汉学校无论官学、私学，还是家庭教育，教学内容大多是儒学五部经典。太学博士都是精通一经的经师，地方官学概不例外。而且，对儿童的教育也是儒学教育。儒经在西汉已是蒙学教材，《急就篇》介绍儒家经籍，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而且，其意也指明，为吏必读之书首先是儒学经典[8]（P181）。再结合班固读扬雄《训纂篇》，使“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来看，儒学渗透入汉代启蒙教育更是明显[6]（P279）。东汉袭之，《四民月令》云：“十一月，研水冻，合幼童诗，孝经、论语篇章。”

东汉建立了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这对儒学的传播、儒学价值的推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班固《两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如林”。[5]（卷四十《班彪列传》）虽语涉夸张，但也说明东汉时学校教育之盛。

政府及政府主导的教育机构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是绝对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无论皇帝、大臣，还是教育系统都担负了社会教化的功能。东汉政府即是通过教育系统，有意识地、连续地灌输政府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的。 

（四）选官过程的儒学化及体制保障

汉代政府对儒学最大的提倡，仍然是利禄的诱使。班固记西汉时经学之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4]（卷八十八《儒林传赞》）。夏侯胜就曾训导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4]（卷七十一《夏侯胜传》）而邹鲁民间也有闻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4]（卷七十三《韦贤传》）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以利禄的办法推广儒学，效果有为明显。由太学入官故且不论。汉代举人，多以“孝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诸科举人，其中的明显含括儒学价值的政治标准。根据黄留珠的统计，“两汉孝廉的个人资格以儒者为最多，儒和兼有儒、吏双重身份的人合计起来，在孝廉中所占的比例接近二分之一”。[9]（P143）可见，修习儒学对阶身官僚阶层的重要性。范晔评论东汉行乐选举，说，“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銟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5]（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论曰），也反映了东汉选官中儒学的标准以及儒学对官僚群体的敦化作用，这种选官过程中儒学的价值标准，对改善官僚阶层的风气，增进官僚群体的儒学素质，良有力焉。

上层官吏如此，而基层官吏也不例外。在乡里层次，《汉书》卷一十九《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禁盗赋。”《后汉书志》卷二十八《百官五》也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乡官在乡里社会有推行教化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政府对其也有很大的期待，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后汉书》卷三《明帝纪》注述“三老”职责时说：“（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后汉书》卷二《章帝经》褒奖三老诏曰：“三老，尊亲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体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政府对基层的儒学的道德价值观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在制度建构上，也尽力确定保障，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也曾说，三老孝悌力田实为乡官名。由此可以探知，东汉政府的教化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 

二　上层社会阶层的儒学化及儒士的儒学传授 

虽处在强大的社会教化体系下，个人也是非不能为的，伊斯顿和丹尼斯指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社会中的个体从中习得了现行政治体系所接受和实施的规范、价值、态度和行为[④]。社会教化的内容为个体所吸收和转化，则逐渐内化为个体自身的思想和价值观。

由于皇帝与皇族对儒学的学习和向慕，也带动了东汉社会整个上层阶级的儒学的学习。这虽然与皇族和政府的推动以及选官的政治标准有关，但是这个阶层的学术自觉也不容忽视。

皇帝除了对皇族的儒学教育关心外，还属意官僚及其子孙的学习。明帝以后，专门“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这一系列的措施，也加强了上层社会的儒学的修习和修养。

而东汉，对于许多上层人物而言，其修习儒学，却是自觉的行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光武好儒，“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想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民也”。固然光武对群臣的儒学修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忽视，光武诸臣大多在中兴前即有儒学修养。因此说，东汉上层阶级在皇族与政府推动的同进，也有学习儒典的自觉。这多是由于西汉儒学初步传播后，上层阶级对儒学的内化使然。遍检史籍，则例证可以俯手而得。《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寇恂列传》，卷十七《贾复列传》、《冯异列传》，卷十九《耿弇列传》，卷二十《祭遵列传》，卷二十一《耿纯列传》，卷二十二《朱佑传》、《景丹列传》、《刘隆列传》，卷四十九《王充列传》，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等都详述传主早期学习儒学之经历。

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是东汉时上层社会学习儒学的热潮造成的。汉章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5]（卷三十六《贾逵传》）汉和帝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方国协和。”[10]（穆宗孝和皇帝纪）因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治近古……其时公卿士大夫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正是如此，当时社会上才对儒学修养较高者有一系列的赞誉，从称谓中可见一斑，如“五经纵横周宣光”[5]（卷六十一《周举列传》），“解经不穷戴侍中”，“说经铿锵杨子行”，“五经无双许叔重”[5]（儒林列传下），“五经纷纶井大春”（[5]（卷八十三《逸民·井丹列传》），等等。

由于政治的、教育的等诸方面的原因，东汉上层社会阶层广泛接受了儒学，从而在这个阶层上进一步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政治动机、政治兴趣及政治价值观，在东汉的儒学传播与教育下，这一阶层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的内化过程，完善了自身的政治人格，确立了政治自我。因为他们控制着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在他们的行政过程，有意识地将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推而广之，从而加快了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在那个朝代，他们被称为“循吏”，《汉书》卷一百《叙传下》：“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后汉书》卷七十《循吏列传序》云：“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佑、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两传都强调了“循吏”的教化地方的功能和贡献。从《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可以看出，循吏所为，完全是一种实现和推广自己政治价值的自觉。卷十六《寇恂列传》，卷二十一《李忠列传》，卷二十五《刘宽列传》、《鲁恭列传》，卷二十九《鲍永列传》、《郅恽列传》，卷三十一《王堂列传》、《宋均列传》，卷三十五《曹褒列传》、《张霸列传》，卷四十三《何敞列传》，卷六十二《陈纪列传》，卷六十七《范滂列传》诸传中，皆述传主为政地方时，以教化为先，以德化俗，推行儒学的价值观念。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就是把政治文化信息传播开来，使该政治文化得到普遍的认同。官吏的敦砺风化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这种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的教育提倡和发展，因此，凡进入循吏之行列者，莫不以兴学校为己任。因为，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教育要素对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最直接，也最有效。通过教育，把培养社会成员成为具有与政府相同政治价值观念的“政治人”，如此政府行政体系就更容易且更充分地实现其功能，同时也正好在社会员中完成政治文化的传承，使主流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所接受。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播》一文中，同样认为儒士及循吏的文化自觉带动了他们对儒学的推广，但他把此归功于民间儒学的大传统，是“政统”向“道统”让了步[8]（P129-216）。其实，在那个政治制度和威权体制下，儒学必有待于政治的支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所以说，与其说“政统”让步于“道统”，不如说是“政统”支撑了“道统”而光大之。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说：“然经义之专门于一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夫有不游于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这在《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序》得到验证：“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其者者名高义开六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可见当时教育之盛。而如前所述，东汉一代，对儒学教育体系中起重大作用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学。民间儒者因袭孔孟以来救世之精神，以传播儒学为己任，对儒学知识的传授、儒学精神的宣扬及儒学价值的提倡，功莫大焉。且看东汉儒者于儒学传播之功业。

《后汉书》中，卷三十二《樊鯈列传》记樊鯈，卷六十《马融列传》记马融，卷五十一《李恂列传》记李恂，卷六十四《史弼列传》记史弼，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记刘淑、檀敷，卷六十八《郭太列传》记郭太，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中记魏应、丁恭、张兴、牟长、蔡玄、孙期、杨伦、楼望，卷八十《文苑列传》记夏恭，言从其学者常数百人，甚或数千人。

除却私学教育，张鹤泉的研究表明，东汉一代，游学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东汉时代的游学促进了经学的传播，这对文化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意义”。[11]（P104-109）东汉游学之风，也儒学价值的提倡和移化同样功不可没。

这些勤勉于业的儒学教授者，有的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的是显赫一时的高官，有的是平凡普通的教师，无论他们身份如何，他们都秉承儒学的精神，把儒学的知识和价值普及于世，这种文化的自觉，也正是在东汉政治社会化充分展开以后才得以产生，同时，也把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推向深入。余英时论述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时，说“《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它似乎显示儒教大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8]（P193）正是如此，儒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文化的内聚力，也越来越强。 

三　儒学区域的扩散与儒学价值观在东汉社会的确立 

在政府与儒者的共同努力下，东汉儒学得以在更大区域上传播，受儒学影响的区域较之西汉，有更大的扩展。对东汉学术文化区域，至今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是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在该书中，卢云认为，东汉时，由于各地区学术文化都以经学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学术文化的区域性减弱殆尽。这正好说明了在东汉儒学在学术文化地位上的上升，儒学已经超越其他学术文化形态，渐成主流。这一过程，也正好伴随着儒学区域的增长。据卢云的研究，东汉的学术文化发达区域集中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吴会地区及蜀地，与西汉相比照，已经东迁南移。文化重心也发生了由齐、鲁、宋、梁地区向汝、颍、南阳一带的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边远地区拓进，比较突出的有凉州、并州与广大南方地区[12]（P63－98）。卢云的研究表明，在东汉，儒学的影响力，在下移的同时，在空间上也逐步扩大，达致前所未有的高峰。孔祥宏对东汉时期江南的文化也作了专题的研究，他认为，东汉时期南方教育的逐渐推广普及以及该地所出的文士及其著作的相应增多正说明了南方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13]。王永平考察了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他的结论是，不仅江南士人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其总体素质也在有提高。这包括品德修养、学识积累、职官等第和从政业绩等都与西汉时期不可同日语，他们已经成为统一国家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地域力量[14] (P119) 。这都是由于儒学的南传及循吏的教化使然。

《汉书·儒林传》云：“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在儒学浓重的气氛笼罩下，东汉初显儒学社会的雏形。在政治的层面，汉以“孝”治天下，“以经义断事”[⑤]，形成了经学特色的政治制度，除了上述的选官制度之外，经学也构成“经济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救灾活动的理论依据”；另，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第四章“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也详细叙述了今古经学与两汉学术、政治的关系，经学以祥瑞与灾异的方式限制君权，以孝为核心社会秩序的形成及经学与汉代行政制度等内容；在学术及文学艺术方面，也脱不开经学的影子，“史学成为经学的辅翼，而辞赋创作也是润色鸿业，语言文字学也是服务于解经的”；而且，对士人的心态也有重要的影响，而对于民间习俗的濡染和规范，学者论述更说，除张涛之外，刘厚琴等人在他们的专著中，也多有提及[⑥]。

以上论著说明，由于儒学的广泛传播，使东汉社会形成一个儒学浓郁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综合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加明显。东汉后期，人物品鉴之风极盛，而评价的标准，就是儒学的标准。在此风之下，“东汉尚名节”[15]，赵翼举郭亮、杨匡、孙斌等十余例，言此风自战国始有，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这种名节体现的是忠、孝、信、义，也是以儒学的价值为归依的。不仅如此，最关键的是，在下层的民众中，其对儒学也开始产生认同。据史籍，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遭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5]（卷三十五《郑玄列传》）孙期“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5]（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孙期》）这些基层民众对读书人的宽容态度，或许是因儒风所渐，而对儒学价值心有所赞许。《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云：“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藏书，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也云：“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者”。可为其证。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儒学开始自上而下的传播。一方面是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成为官吏选拔的政治标准，这不仅促成了官吏群体的儒学化，还提高广大士人崇慕儒学的积极性；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府县的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从教育制度上为儒学的传播提供了保证。由于政府的提倡与儒学教育体系的确立，自西汉至东汉，整个社会的上层人物，尤其是士人阶层，也普遍经历了一个儒学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及价值观，是日趋倾向于儒学的理论范畴，这从他们的言行、著述中可以看出。而且，在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如各种赋及《古诗十九首》中，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儒学思想的气息。上层社会儒学化的同时，儒学也在向底层民间社会传播、浸润，底层的社会文化不断的被涵化，民间社会逐渐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礼俗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在此基础上，儒学的地理分布也较以前有更大的扩展。

正是因为儒学自上而下以及由邹鲁向周边的渐次传播，使得儒学广布于各个社会阶层和更广阔的地域。儒学思想涵盖了当时社会大部分的人群和地域，因此，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普及，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从而可以说，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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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概念除散见于部分政治学的教材、专著外，主要成果有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李元书、杨海龙《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洪伟《论政治社会化》（《浙江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薛立强、杨书文《论政治社会化的涵义》（《云南行政学院学院》，2002年第5期），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研究领域》（《文史哲》2004年第2期），周平《政治社会化：涵义、类型、实现方式和作用》（《云南行政学院学院》1999年第4期）等。

[②]近年来，只有金太军《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赵渭荣《论我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传统》（《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祝天智《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等三篇论文。

[③]最代表性的是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而论及儒学与汉代社会文明关系的则有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④] 转引自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 《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条有详例。

[⑥]分别见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第四章第二、三节，第五章第二、三、四节，第六章第一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另，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第四章“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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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1998，(2).

[2] 李元书，杨海龙.论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过程[J].

[3] 贾谊.新书（钟夏校注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M].济南：齐鲁书社，2002.

[7] 李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余英时.汉代循史与文化传播[A].士与中国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10] 刘珍等.东观汉纪[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1] 张鹤泉.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J].求是学刊.1995，（2）：104-109.

[12]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3] 孔祥宏.东汉时期南方文化的发展[J].历史教学问题.1994，（2）.

[14] 王永平.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J].江苏社会科学.1997，（2）.

[15]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Confucianism’s communic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al notion of social value in the latter Han dynasty: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bstract: Since the Martial emperor of Han Wu Di carry out the culture policy of “Only reveres the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s are integrated ,and communicate acceleratly in that society, on this condition, Confucianism participate preliminarily i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era of latter Han dynasty, the Confucianism still be the  core of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ost emperors have Confucianist s culture, they impel the policy of Confucianism-advocating ,and impel the Confucianist culture  of the upper class. At the same time, Confucianism communicate by two direction, which conmunicate from upper class to lower class, and from a few core area to more expansive area. The condition bring homogeneity of latter Han dynasty society, Confucianist value become gradually universal notion of social value in that dynasty.

Keywords: latter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本文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