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2）对管教授这样表态，笔者不能不考虑是否有冤枉他人之嫌，因此有必要再写一文予以澄清。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
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6）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蚡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
当然，笔者的这一观点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将其放弃了，于是就撰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一文。
五、管教授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再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我说司马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的创始人、班固没有“过程”说、我本人89年采用过“过程”说，都不虚。而且，我们也已知道：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与司马光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在作点比较：第一，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目的相同，都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管教授与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相同点：1、“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管），卫绾罢黜刑法（司马光）；2、“议立明堂——公开较量”（管），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司马光）；3、“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管），增置博士（司马光）；4、“制策贤良——理论完成”（管），制策贤良（司马光）等。可见，二者基本相同，只是管教授的说法有点花俏。
第三，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的“过程”说的不同点：1、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七年（管），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元年（司马光）；2、郡国举孝廉（司马光），管教授的大作无。3、“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管），司马光无；4、“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管），司马光无。值得说明的是：他俩在董仲舒对策时间上的不同，只是主要点不同，不是根本不同，因为他们都肯定董仲舒对策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都可忽略为零，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司马光比管教授多了个“郡国举孝廉”——当然，管教授可补上这一点，补上不是打补丁，是水乳交融。管教授多了两个“绌抑黄老”和“任用儒吏”，不能说司马光就没有，他是隐含在其中了。他的“隐含”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如果谁说司马光真没这两点，就会闹学术笑话，这正是司马温公的睿智之处。
请广大读者和管教授一起看看，我说他的“过程”说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有点臭词乱用，但他吸收的是司马光的“过程”说，应当没有疑义。
管教授说：“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这话不假，可他忘了：吸收别人学说的观点、方法，不一定非要“引用材料”，没“引用材料”的吸收仍是吸收。
管教授说：“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吸收了司马光的根本方法，不高度评价司马光，反说不是来自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不公平。“不公平”本身就有“贬抑”的意思在里面。
由此可见，管教授否认他的“过程”说来自司马光恐怕站不住脚，他的其他辩词也没说服力，笔者说他“炒司马光的冷饭”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注：
（1）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2）管怀伦：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见附录。
（3）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4）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410
（5）《睢阳子集补》。
（6）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南京社联学刊》（内部刊物），1990年第1期（1989年增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century/l54sqfzzjxx.htm
附录1：孙景坛就“罢黜百家”问题的讨论致管怀伦教授书
附录2：孙景坛就“罢黜百家”问题的讨论答管怀伦教授书
附录3：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
附录1：孙景坛就“罢黜百家”问题的讨论致管怀伦教授书
管教授您好：
拙作草成，我想仍发在孔子2000年学术网上，因为我们的讨论，不是私事，而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况且，早已公开化了。也给读者作个参考。
谈到司马光，我想起了另一个人，就是王安石，他俩原来也很好，就是因为王安石主张变法，两人一直闹得不可开交，司马光致书批评王安石，王安石也回信答司马光。我们俩都不敢与前贤比肩，但情形很相似，为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有无，也争得不亦乐乎。
我知道，“过程”说不是您大作的核心论题，但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入手和您讨论呢？因为这是您大作的最大看点。我从此入手，既表明我对您大作确实作了深入研究，不是仅仅一般地“知晓”，这种“知晓”只是一般的读者水平，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资格”不足；同时，也让您心里能舒气，至少我没低估和歪曲您的学术，不管我批评得对错，也不管您能否服气，我没说外行话。
我坚持认为，“过程”说的发明者是司马光，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更是司马光的破天荒的发明，而您的“过程”说，无论如何，都是对司马光“过程”说的全面吸收。您始终认为，也是最引以为自豪的一点，就是觉得 “过程”说是您自己发明的，不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不妥。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古人说：家有弊扫，享之千金。就是说，有人认为，他家里的一把用破了的扫帚，自己估价都值千金。这个人可能自爱过了头。当然，我的比喻又不当，“弊扫”怎么都不能同您的大作相比，只是想说明个意思。对拙作《“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您可以质疑，您质疑以后，我再谈看法。
我的拙作已交卷，希望您早点将您的“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是紧扣主题之作”面世，以便让我拜读。当然，我知道您确实忙，没有催促的意思，只是提个醒。我还要提醒您的是：我认为您的大作，虽在方法上是来自司马光，但在精髓上却没有司马温公的神韵，是倒退的，有“照猫画虎终成犬”的嫌疑。希望您在大作里对我这一可能不妥的“揣测”提前进行狙击。
中国现在的学术腐败不只十分严重，而且表现是多方面的，学术讨论搞文革“红小兵批判孔老二”的把戏，我刚刚领教一回。希望我们的讨论能为中国学术争鸣挣点面子。
此致
敬礼！
孙景坛（谨书）
2005年9月3日
附录2：孙景坛就“罢黜百家”问题的讨论答管怀伦教授书
管教授您好：
承蒙惠函，由于诸多原因，对阁下的惠函未能及时回复，希望阁下海涵。
您所解释的您在《金陵晚报》上的千字文一事，当时情况我都知道，其实没什么。我当时在网上作个答复，主要有几个想法：一是表明我一个看法；二是我十年没答，总不能一再沉默；三是本着对读者负责（您的大作是我上网的）。我的答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既望海涵，也望继续指正。
需要解释的是，我的答文确实没有仅以您千字文为据，标明了兼答您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我承认工作不细，没有同时贴上您“十年前的文章”，向阁下道歉。但我早就告诉过阁下，我批评您的文章是发在“孔子2000年网站”上的，那里有我们十年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一直尊重十年前阁下对我的批评，2002年，我将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上网时，就将您的大作也输入了电脑，同时上了网，“孔子2000年”的版主可作证。对阁下的大作，读者早已熟知，不然《金陵晚报》何以会向您约这方面的稿子？
您批评我的大作都发十年了，按晋文公退避三舍的说法，我不能说做得很到位，但已尽力而为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就在一起讨论古史、思想史，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完全相同，我是从您那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一直不想公开我们的学术争论，几次都是您先出手的，包括这次将信公开。我们俩的学术分歧，一直很严重，通过私下讨论已不能求同存异，所以还是写成文章讨论好。
下面谈谈我对您所提的几个学术问题的看法：
一、您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
这个问题我在拙作中作过阐发，您一直在对我进行质疑，三言两语说不清，我还是写个东西好。您看了以后再提新的批评吧。
二、您说：“十多年下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阁下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未明究里。当然阁下是把伟大的班固作为一个谣言家看待，所以我们也就很难形成商谈问题的基础。我还是认为班固是可以信任的，《汉书》也是可以使用的。”
我承认我在史学上没有您透，“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未明究里”，但这正需要继续探索、锲而不舍。您说我“把伟大的班固作为一个谣言家看待”，可能说重了。我只说“班固伪造了《天人三策》”，没有说他是“谣言家”，“班固伪造《天人三策》”，能不能算“谣言家”，我至今未考虑。况且，我说班固伪造《天人三策》，是找到证据了的，我已将证据公诸于世，学术界都看到了，还得到了国内外相当多学者的认同。我不是空嘴说白话。您可以去核实我的证据嘛。如果我错了，欢迎阁下批评。您不去核实我的证据，就认为“我们也就很难形成商谈问题的基础”，可能不妥。
您说，“班固是可以信任的，《汉书》也是可以使用的。”这话没错。我说“班固都不可信、《汉书》都不能用”了吗？我只是由于发现了“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证据，才认为班固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不可信，《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资料不能用。阁下不要将我的话推而广之。真理是具体的。相反，您说，“班固是可以信任的,《汉书》也是可以使用的。”是不是认为，班固和《汉书》的每句话、包括我指出的伪作——《天人三策》都可信，都不容置疑？果真如此，我不敢苟同。
三、您说：“我的商榷并未脱离主题。从常识来说，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该文的中心观点。请问阁下，1993年的大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难道‘子虚乌有’不是该文的核心观点吗?!而我与阁下的商榷之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其中心观点难道不是‘确有其事’?!我认为我们两文分别代表着‘有’和‘无’的两极。难道我们的全部论证工作不是为了分别证明‘子虚乌有’和‘确有其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检讨我们自己在逻辑上是否出了问题。坦率地说，阁下‘子虚乌有’一文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这个问题也较大，希望您还是写篇大作好，就这么几句话，我真不知怎样回答，上文我先写，您来质疑，这篇您先写，我来提看法好不好？
四、您说：“我从来没有给卫绾（官）作（做）出‘利欲熏心，善于逢迎’之类否定性的道德评判，这些词汇在我所有的文章中根本就是找不到。不知阁下对这个问题的定论所据何在？”
请看您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中的原话：“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您对卫绾的评价确实没有“利欲熏心，善于逢迎”之类的词，这是我对您原话的概括。我的概括可能不科学，当时没想到更恰当的词，不过，按您的描述，卫绾至少是“利令智昏”。那就用“利令智昏”取代“利欲熏心，善于逢迎”吧。
五、您说的“专业、专利”和“领会中央精神”等问题，实际只是我的一句调侃，不是拙作的核心思想。如您认为不妥，我郑重承认错误，行吧？
最后，我的意见不知阁下以为如何？信中不当之处，望阁下海涵，欢迎您继续批评。
此致
敬礼！
孙景坛（谨书）
2005年8月25日
相关文章：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孙景坛就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接受张星海记者采访》，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0
管怀伦：《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见：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的“前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附录3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
管怀伦 [2005-6-14 8:24:40]
孙景坛先生:
近来好! 阁下发来的<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我在粗粗浏览后便给您一个简单的回复,表示我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作出进一步的阐述.现在看来时间真的难有保证,我几乎没有静下心来细细研读阁下近作的可能.更谈不上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出专业性的持续研究．不过,阁下来信的大意和关节我还是能够理解的.现在对您信中提到的几个一般问题先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我在<金陵晚报>2005年3月24日所发表的<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一文,本质上不是我与阁下商榷的文章.第一,我是应晚报编辑之约写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且在致编辑的信中明确说明不准备与您正面商榷,第二,我在行文上也确实没有商榷的风格.我给晚报文章的原标题是<也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见我只是应约陈述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但编辑给改成现在的标题.不过,即使现在的标题,也不是正面与您商榷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您从正面来回答这篇文章的观点完全可以,但直接说明是回答我的商榷观点似乎有些信息不对称.
二,因为讨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用一份小报的千字文是很难完成的.而您既然声明是回答我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理应贴上该文作为依据,而不是以晚报上的千字文作为答复的依据.晚报之文只是对十年前文章中一个部分的高度压缩,如果贴上十年前的文章似乎更好,因为它全部包含了晚报文章的内容,而后者却无法包含前者的内容.我们研究学问是为了探求真理,技巧一定要服从这个目的才有意义,否则就会陷入意气用事的沼泽地.
三,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十多年下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阁下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未明究里.当然阁下是把伟大的班固作为一个谣言家看待,所以我们也就很难形成商谈问题的基础.我还是认为班固是可以信任的,汉书也是可以使用的.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形成观点,而不是预设观点并用"选择性记忆"的方法来处理事实.说起"过程说",我顺作一点补白,即使董中舒对策能被阁下全盘否定,它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本身."子虚乌有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成立的.
四,我的商榷并未脱离主题.从常识来说,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该文的中心观点.请问阁下,1993年的大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难道"子虚乌有"不是该文的核心观点吗?!而我与阁下的商榷之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文,其中心观点难道不是"确有其事"?!我认为我们两文分别代表着"有"和"无"的两极.难道我们的全部论证工作不是为了分别证明"子虚乌有"和"确有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检讨我们自己在逻辑上是否出了问题.坦率地说,阁下"子虚乌有"一文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五,专业不同于专利.我的确不在从事专门的历史学研究,但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决定从事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研究都必须要有基本的历史学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虽然是一个专业,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谁的专利.只要是在讨论相同的问题,判别是非的标准就是所论有无道理,观点能否成立,而不是讨论者现实的社会职业分工是什么.就以阁下为例,您原本是哲学专家而非史学专家,但这丝毫不影响阁下史学才智的发挥.至于说到我因为从事党史党建研究工作,所以特别善于"领会中央精神",并把这个方法运用到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研究上,对于此话的鱼藻之义我就含笑以对了.但我又不得不说,__
五,"领会中央精神"的问题,并非由谁主观决定,或由哪个学科的特性决定,而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首先,任何一种文字往往都有丰富义蕴,这就决定玩味字面的辞藻以领会其实质意义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好象使用中文尤其如此.中国史书文字多有春秋笔法,以阁下的修养焉能不察?!即使使用外文,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君不闻"外交辞令"一说?!其次,"领会中央精神"是由事情本身决定的.只要是中央决定的事情,不管是大汉王朝还是中共中央,我们能回避其决定的政治背景和精神指向吗?!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过去中央的决定时,我们(不只是"我")都不得不去认真领会其精神.只要我们在这个轨道上运行,就不得不遵守这个运行法则,否则我们就是会失之偏颇.
六,我从来没有给卫官作出＂利欲熏心，善于逢迎＂之类否定性的道德评判，这些词汇在我所有的文章中根本就是找不到．不知阁下对这个问题的定论所据何在？
好了．我今天上午的全部工作就是写完了给阁下的这封信．我想说的＂读信感＂大致也就这么多了．欢迎阁下良言相赐，慧语指教． 此颂
春安！
管怀伦
２ 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
（管教授在网上的“原信”和我的“答书”可以这样找到：打开下面的连接，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在这篇文章的最下面一行，有“关闭窗口 发表,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等选择。选择“发表,查看评论”即可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在那里都可以看到。）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