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到最后都仍然狡辩和耍赖。笔者与孙教授已进行过多次争鸣，凡是看过这些争鸣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个中奥妙：只要是笔者提出对其观点不利的问题，孙教授都毫无例外地闭口不谈，而理由无非是借口没有新证据，或者是“非主要论题”和别人的旧观点等。其实什么没有新证据，什么“非主要论题”和别人的旧观点，说到底就是他的论证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比如关于第三策的“法制问题”，就是由于孙教授意图狡辩，不看《史记·酷吏列传》就妄下断语，结果作茧自缚而恰恰证明了笔者的观点。

孙教授到最后都不敢面对笔者关于第二策被所谓“颠倒”的质疑。尽管他也笼统地表示：“笔者坚持认为，按学术界原来的理解为前提，‘第二策’不是对个体的‘复试卷’，而是有一百余人参加的‘统考卷’，所以‘一、二策颠倒’无疑。”但他始终没有回答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既然第二策和第一策颠倒，那么还没有对策，为什么汉武帝就已经知道他们对策的内容，并予以批评？另外孙教授所说的“学术界”也必须打上一个引号。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所谓汉武帝的第二策“实际”是第一次策问的“统考卷”，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界原来的理解”，就算有个别人认为也代表不了学术界。

孙教授到最后都还在想当然地臆断，甚至竟盗用史学界的名义。什么“从当时记载看，先是初试，取一优者，再对优者进行复试。史学界从来也都是这样理解”云云，还是请孙教授仔细看看史书记载吧！如《汉书·严助传》：“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复征贤良文学，……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而如果真是“取一优者，再对优者进行复试”，汉武帝没经过比较，怎么能“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且太常又何必分名次呢？实际上，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公孙弘的第一次贤良对策就是和严助同时对策的，并在对策后被任为博士，也根本不是什么“取一优者，再对优者进行复试”。孙教授没有认真读过《汉书》，就不要信口雌黄，这简直是污蔑史学界！

孙教授到最后还居然指责笔者的言辞过分，那就请人们好好看看孙教授是怎样讽刺、挖苦和污蔑笔者的。相信文章具在，广大读者和学术界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