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孙教授不断纠缠什么“核心论题”、非“核心论题”，“独立论据”、非“独立论据”，等等，但就算笔者都是讲的后者，请孙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究竟是讲对了还是讲错了，不要绕来绕去企图回避，以误导读者。要知道，不管是非“核心论题”，还是次要问题，错了也还是错了，而孙教授为什么就从不承认？

第二，笔者说汉武帝的三道策问都是所谓“公共考题”，而孙教授却硬说笔者是“偷天换日”，并不无嘲弄说：

张教授在“四谈”中突然提出：“殊不知汉武帝的三道策问虽然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里，但却都是所谓‘公共考题’，只不过为了突出董仲舒并完整记载他的对策才采用了二人一问一答的形式。”这话让笔者大跌眼镜。

如果这些话不是出自秦汉史专家之口，笔者一定会指着他鼻子说，在“秦汉史专家看来，你的那些论证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和逻辑判断。”（张教授教授“三谈”语录）出自秦汉史专家张教授的嘴，笔者就不敢说，只有虚心求教的份了。

但这却实在好笑，并恰恰让笔者明白了拙作的论证已击中孙教授的要害。

孙教授当然不是弱智，他完全明白笔者指出汉武帝的三道策问都是“公共考题”的用意，但却故意回避研究这一问题并不是以孙教授“质疑‘天人三策’是伪作的前提，是班固的‘天人三策’说，班固大人认为：董仲舒在首次对策中被取为第一，汉武帝很欣赏，就复试他，再复试他”为依据，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所以要想证明笔者是“偷天换日”，那就必须拿出汉武帝的三道策问不都是“公共考题”的确凿证据。否则的话，说得再多，那怕讽刺和挖苦，也仍然于事无补，反而适足说明孙教授的愚蠢。

诚然，我们也不能冤枉孙教授没有提出自己的理由。请看孙教授的论证：

1、笔者质疑“天人三策”是伪作的前提，是班固的“天人三策”说，班固大人认为：董仲舒在首次对策中被取为第一，汉武帝很欣赏，就复试他，再复试他。我的所有核心质疑都是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现在，张教授“琵琶起舞换新声”，认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我质疑的前提在我质疑的视线中消失，我“拔剑四顾心茫然”。不过，笔者不急。跟专家讨论问题往往一波三折，一会儿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会儿可能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2、既然“天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班固大人却硬说，第一策是“公共考题”，后两策是复试考题，这感觉有点“荒唐”（张教授语）啊。张教授以此指正孙景坛，也有点“荒唐”。张教授忘了：要指正孙景坛，先要指正班固，把班固摆平了，再谆谆教导孙景坛：你是受害者，是受班固大人欺骗了。笔者自然会迷途知返。而且，班固这样瞎说，肯定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有作伪“天人三策”的嫌疑，孙景坛说“天人三策”是伪作并非空穴来风，我张教授又给孙景坛的核心观点作了一点重要补充。笔者这厢先谢过张教授了。

3、既然“天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那么，张教授除了先要批评班固外，更重要的还要重新构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说，尤其是，要把“天人三策”的情况与“罢黜百家”的新关系说清楚。同时，张教授的新说，还要能自圆其说，至少在秦汉史专家看来，那些论证，不能“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和逻辑判断。”即对史学界有说服力。笔者只能静待张教授对此给出明确的说法后再同他继续讨论了。

但这只能又一次让学术界见证了孙教授逻辑的“高明”和演技的“高超”。

就拿所谓“指正班固”来说，什么“既然‘天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班固大人却硬说，第一策是‘公共考题’，后两策是复试考题，这感觉有点‘荒唐’（张教授语）啊”云云，孙教授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这里所说“公共考题”主要是强调对所有贤良文学策问，如果是第一策，那就是初试，第二策，那就是复试，而第三策，就是三试，其中又有什么矛盾和“荒唐”？班固在什么时候说过，所谓“复试”、“三试”就仅有董仲舒一人？荒唐的倒是孙教授！只看到班固记载汉武帝的第二策和第三策是复试，就错误并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对董仲舒策问。

至于孙教授其他所说，明眼人都不难看出，根本没有实质内容，无非东拉西扯，强词夺理，亦即诡辩而已。笔者已懒得理会，这里只质疑我和孙教授都认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到底《汉书·董仲舒》所载汉武帝的第二道策问是初试题还是复试题？不要以为不谈就可以完全回避！笔者深信：现在有许多读者和学术界都在等着孙教授回答，而孙教授既然声称“天人三策”都是伪造，也完全有义务来回答这一问题。

孙教授是不是不想回答，或不敢回答？不回答也没关系！反正孙教授认为不好回答的问题，他都可以“找到”理由“心安理得”地束之高阁。

实际上，孙教授回不回答都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术界都知道这一问题已经把孙教授逼到了绝境。因为孙教授始终声称《汉书·董仲舒》所载汉武帝的第二道策问不是复试题，“应该”是初试题，但事实已证明这确实就是复试题，而且是对所有贤良文学的复试题，亦即孙教授之所谓“公共考题”。说实在的，笔者也真为孙教授颇感为难——要否定这是复试题吧，除了耍赖外，那个孙教授曾自诩的“铁证”根本无法解释。为了提醒孙教授，也为了让善良的读者明白，笔者再将这一“铁证”复述一下：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如果说这就是第一策而不是第二策，那么还没有对策，汉武帝还没有“览其对”，怎么就已经知道他们“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

而如果承认这是复试题，那又等于孙教授完全缴械。因为这就证明《汉书·董仲舒》所载汉武帝的第一道策问和第二道策问的次序根本没有颠倒，从而也证明《汉书·董仲舒》所载汉武帝的第一道策问也根本不是什么复试题，却恰恰是初试题。所以不管孙教授怎么狡辩，对汉武帝所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也就不能解释成“你现在在统考中被取为第一”。别的不说，既然还没有对策，而且是策问所有贤良文学，那么又怎么能把“子大夫”说成是董仲舒并胡诌什么他被“取为第一”了呢？更不用说汉代贤良文学的推举程序和古汉语知识了。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孙教授要真能承认自己错了，也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并因此而赢得学术界的尊重。但如果狡辩，甚至耍赖，那就只能为学人所不齿了。

且看孙教授怎样收场！

第三，对笔者所说像“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形在武帝还“完全可能”，孙教授也进行了一番莫名其妙的反驳。一则是说什么现行的中国法制史“没有一本书认为，汉武帝初年的法制是：‘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但现行的中国法制史又哪一本说过这就不是汉武帝初年的情形？还是那句话，孙教授到底想过没有：“在汉代究竟有多少刑狱才算符合汉武帝初年的实际？”既然在汉武帝后期史书明确记载仅仅首都长安就有刑狱十几万人，而统治比较清明的昭宣时期和明章时期的死刑也都是“岁以万数”或“岁以万计”，那么在汉武帝初年又为什么不可能是“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呢？二则孙教授把笔者的看法说成什么“是向整个法学界宣战，同整个法学界开玩笑”。这完全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且不说笔者并没有“向整个法学界宣战，同整个法学界开玩笑”，就是真的提出了和法学界不同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吓不死人！更何况还有孙教授做榜样，孙教授不是已经“向整个史学界宣战，同整个史学界开玩笑”了吗？三则指责笔者的看法没有直接证据，并想当然地认为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即位初期不可能至于“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地步。但孙教授的直接证据又在哪里？实际上，若按照汉代监狱两千余所计算，当时一所监狱平均一年也就5到10人而已。请注意：董仲舒所说的是“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因而其刑狱当顶多数万人。就算是十几万人，一所监狱平均一年也不过五六十人。这究竟是多还是少呢？孙教授大概没想到，如果这就是汉武帝后期的情形，那可是大大缩小了汉武帝后期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弄不好，汉武帝后期远比孙教授所说更多的受刑者和死难者，以及数十万被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和亲属，还恐怕要向孙教授来讨个公道呢！四则说什么“这个问题既是‘法制问题’，就当与酷吏相关，不能作为一般吏治问题看待”，并臆断“‘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应当是汉武帝重用酷吏初期的情况，还没发展到最严重程度的结果”。但根据何在？且凭什么断言“‘法制问题’，就当与酷吏相关”？孙教授也不看《史记·酷吏列传》，就在这里胡诌。殊不知要真按孙教授的说法，“‘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应当是汉武帝重用酷吏初期的情况”，则恰恰证明了这正是汉武帝初期的情形。因为汉武帝即位伊始，就重用了一批酷吏，如周阳由、赵禹、张汤和义纵等。更不用说，如果“既是‘法制问题’，就当与酷吏相关”，由于景帝时就已经重用酷吏，如“郅都、宁成之属”，这也为笔者“景帝末年，社会矛盾已逐渐激化”绝妙地作了一个注解。孙教授怎么总是干这种蠢事，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笔者还要奉劝孙教授一句：既然要学术争鸣，那就要实事求是，要讲究理性思维，如果以为狡辩甚至耍赖就可以得逞的话，那将是徒劳！当然，1+1等于2，而孙教授如果硬要说等于3，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但是广大读者和整个学术界却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