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孙教授在文中对我的观点概括得不准确。孙教授只提到我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86年秦汉史会上就曾讨论，但实际上，我还举了88年秦汉史年会的讨论。另外，我虽然不同意把孙教授的观点称为新观点，但我也认为孙教授作出了新的论证（至于能否成立，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如果真按孙教授所说，他的观点“十年后”有了区别，那也就是说“十年前”孙教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而现在已不再这样认为。但孙教授的文章却显然并非如此。可见不是观点变了，而是又提出了新的论据，或者说作出了新的论证。

第三，孙教授说“双方的观点和证据都已说清”，其实不然。孙教授的观点和证据可能已经说清，而我的证据还没有完全说清。

第四，关于论文举证和所谓“举证倒置”问题，我之所以没有举证论文，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有秦汉史年会这样最高水平的多次讨论，并且有《秦汉史论丛》为证，这就足以说明其问题。但孙教授却认为一定要有论文，并以为我举不出来什么事例。其实，别的不说，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评法批儒”，为了证明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如汉武帝是儒家和法家并用、汉武帝的统治实际是“霸王道杂之”（当然，这里的“霸道”当时是作为法家理解，但恰恰和孙教授的看法雷同）、汉武帝是“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之类的文章就多得去了。“文革”结束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这方面的文章也有不少。比如，郭志坤先生发表的《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就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篇。所以我“认为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也决非空穴来风。

第五，关于我的态度问题，在这一方面，孙教授恐怕还要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孙教授提出了不少缺乏史学素养和逻辑错误的问题，这使我也不能不对他要进行这样的解说，然而却绝无轻侮之意。当然，孙教授既然已提出这一问题，今后笔者将努力端正自己的态度，但是也还要请孙教授配合！

以上所说，可能还会让孙教授不满，惟愿孙教授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