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观点：1、社会科学如何确定“拾人牙慧”，对规则要予研究：首先要以“论文”为据；其次，还要看具体论证和观点的差异；再次，还要看该作者是否是独立研究等。2、张教授对孙景坛这个问题的指正，没有论文根据，也没有进行论证，不妥。3、孙景坛有独立研究这个问题的证明。所以，张教授关于孙景坛“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是“拾人牙慧”的指正有欠公允。

（如嫌笔者概括的不准确，张教授可另概括。）

这个问题，让读者和学术界去鉴别吧。

二 

笔者建议：学术界以后应当重视学术研究的规范问题研究。尤其要重视对有些范畴较大问题，在研究时的著作权认定的原则的研究，如“古史分期”就是个大范畴，不能有人一谈“古史分期”，也不具体看看他是不是新观点，就统称为最早开始这项研究的研究者的“牙慧”。真理是具体的，学术也是具体的，认定方法更要具体！

三 

多余的话：和张教授再谈态度。

张教授在“三谈”中，再次说明笔者的“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是“拾人牙慧”时还说：“关于所谓论文问题，最好还是请孙教授自己去检索。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孙教授的知识缺陷，另一方面更可验证笔者所说‘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的真伪。为省却孙教授查找的麻烦，笔者可以为孙教授提供线索。请检索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先生主编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三本索引几乎囊括了20世纪大陆和港澳台学者的所有秦汉史论著（其中也包括孙教授的大作）。如果孙教授所在的南京市委党校查不到，可以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而且免费。”

笔者认为，这里：首先，谢谢张教授对笔者的热情关怀，为了帮我提高史学水平，给我开了这么多书目。可惜笔者不是张教授的研究生（我能当张教授的研究生多好啊），如此抬爱，实在不敢当。

其次，张教授需要角色调适和不要“举证倒置”。尽管笔者一直是“向张教授请教”，且“不耻下问”，但张教授自己可不要“角色错位”，完全把我当“学生”。从“角色认知”讲，从张教授正式批评笔者的时候起，我们就是学术法庭的对立双方，张教授相当检察官，是控方；我相当被告，是辩方。张教授既要指控我“什么什么的”，就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这种指控就有“诬控”之嫌。张教授这种指控不只难于成立，还要为自己洗刷不是“诬控他人”清白嫌疑！同时，指控别人，拿不出证据，叫被指控人自己去“查资料”，对号入座，这是“举证倒置”。“举证倒置”在我国法律上，目前只适用“医疗事故”，张教授将此法引入“学术研究”，不合适。希望张教授自己想想清楚。

再次，张教授是不是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张教授既要指控我“拾人牙慧”，又要我帮他找资料，是不是给人有种耍“专家”大牌的感觉？现在，人们都知道艺术界明星“耍大牌”，没想到学界“专家”也“耍大牌”！如果学术界专家都“耍大牌”，那中国学术将会进一步走向腐败，而张教授不怕成为学术腐败的急先锋！ 

最后，希望张教授只要找到能证明：笔者的“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是“拾人牙慧”的资料，尽管亮出来，我会虚心接受。文种不当之处，敬请张教授海涵，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