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要再向张教授解释：“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以及其他环节和班固作伪的可能性，等等问题，虽是笔者提出，这都是次要的，或附带问题，而非核心论题。众所周知，笔者认为《天人三策》是伪作的根本证据，就是《天人三策》本身的“硬伤”，即在“二答”中具体化为的“四点”。只有这“四点”才是最重要的，其他证据只能建立在此证据基础上，单列出来没意义。张教授的“二谈”，对这“四点”一点都未触及，就说“对这一问题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不能说服读者、学术界和笔者。 

二 

在“三谈”中，张教授确想触及对笔者的核心论题。

张教授说：“从几篇文章来看，孙教授自以为班固作伪最“确凿”的证据大致有两点：其一，是认为班固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然后，张教授列举在其他人的对策中也出现过对策者名字的事实，对我进行了批驳。

笔者认为，这里：第一，此问题不是笔者的核心论题。笔者在“二答”中，概括的“四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笔者在证明《天人三策》是伪作，和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对此均未提及。张教授将这个问题作为笔者的核心论题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教授曲解了笔者的原意。

第二，此问题不是“独立证据”。这个问题在笔者的全部证据中，居于次要地位，它不是独立的，不能单独使用。笔者说，“《天人三策》第三策中的‘仲舒’二字，暴露班固作伪的马脚”，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第三策所说的：“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1）即，现在法制大坏，刑狱太滥，犯罪人数激增。我们知道，汉武帝初年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的法制状况不这样，这种状况是汉武帝中期重用“酷吏”以后才出现的。“第三策”中的法制状况与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相合，这说明第三策是汉武帝晚期作品，不是汉武帝初年的作品。班固为了让人们信以为真，特意加了“仲舒”二字。就是说，这一证据，必须要与第三策的“法制状况”的证据合用，即“捆绑销售”。

第三，张教授单独指正我的这一证据不妥。既然笔者的这一问题不属核心论题的证据，也不能单独使用，张教授不指正我关于对第三策的“法制状况”的看法的根本证据，而指正这一附带证据，就有断章取义之嫌，不能说明问题。

张教授说，“其二，就是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存在许多‘致命伤’”。张教授只选择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即“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作答。张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实际是孙教授没有读懂史料”，“子大夫”实际不是单数——特指董仲舒一人，而是复数，指所有被推举出来参加考试的人；“褎然为举首”，也不是在通考中被录取了为“第一”，而是说这些参加考试的人都是各地选送来的第一。

笔者认为：第一，张教授指正的这个问题，表面看在笔者的“四点”之中，实际并不对。笔者“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首先是要将两策合起来看，而且，主要根据不是第一策，而是第二策。因为第二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对一百多人出的考试题，无论如何都是公共考题，把公共考题放在第二策，当成复试考题，必错无疑。可是，张教授认为，笔者认为“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原因在第一策，即考题中的“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而且，张教授根本不谈第二策，也不把两策合看。事实上，仅仅从第一策着眼，怎么能说明“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呢？

第二，张教授对笔者对第一策的质疑的批评也欠妥。1、“子大夫”并非都是复数。关于“子大夫”的单、复数问题，笔者早有思考，知道它可为复数，也可为单数。单数情况，如《天人三策·第三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子大夫其茂明之。”（2）这里的“子大夫”就是单数？特指一人无疑。2、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解释成“诸位都是各郡国选来的第一”有点牵强。“褎然为举首”本意极含褒义，对众多待考人员在考题中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合适，《第二策》的考题对待考人员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这样说才合体。而且，《第一策》的考题还说：“子大夫明先圣之业……，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在众多考生中，“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可能很少考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笔者将“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解释为：“你现在在统考中被取为第一”，不是不通。3、综合第一策考题，再结合第二策考题看，把第一策定为公共考卷不妥。

第三，按张教授的指正，《天人三策》肯定是伪作。张教授虽然只指正了笔者这个问题的一半，而且是次要的一半，主要的一半（第二策）没有涉及。但问题已很清楚，就是他认为，第一策是公共考题，我说是复试考题不对。请看：若第一策是公共考题，第二策也是公共考题（第二策为公共考题甚明，因为“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就是铁证），《天人三策》有两个考题都是公共考题，它能不是伪作吗？笔者说“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还给班固留了个“可能弄错了”的余地，而按张教授的新解，班固可就怎么也逃不了作伪的嫌疑了。

由此可见，张教授的“三谈”，又一次没批在笔者的“点子上”，不仅仍“游移了我的核心论题”，还对核心论题的基本观点有所歪曲。 

三 

张教授对笔者批评，已进入“三谈”阶段，三篇大作均未触及笔者的核心论题，这在古今学术批评史上极为罕见。 

我要向广大读者、学术界同仁再作个解释：1、我没有刁难张教授；2、我也没耍赖（可能还没到耍赖的时候）；3、什么是我的核心论题，早已公开发表，并向张教授阐明，我没说谎，做到了童叟无欺。

笔者想给张教授提点建设性意见（纯属多余的话，如张教授不同意，无须浪费笔墨来批评，我立即声明收回，并做检讨）：第一，要正确认识批评者的使命。对他人进行学术批评，批评者在批评前有责任了解和把握对方学术的关键所在，只有向要害出击，批评才有意义。批评者是主动方，不能消极等待对方反复解释：这不是“点子”。

第二，要有严肃态度。张教授对笔者的批评，多为信手拈来之物，虽有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的潇洒，但有不分主次和轻重缓急之弊。这种批评，机智有余，深邃不足，容易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毛病，还容易给人留下口实。（张教授留下的口实很多，由于不是最主要问题，我还没正式提出来，留待以后讨论）希望张教授在是后的批评中，能认真点对待，不要太随意了。

第三，张教授不要担心被批评者的心里承受。张教授经常说，如，“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拙作对孙教授还多少留有余地。”“考虑到孙教授是哲学教授，对历史和古文阅读可能基础较弱，不宜严格以历史研究的学者标准来要求”等。事实上，学术批评就是批评，不能讲情面，怕学术批评就不要搞研究。笔者曾同别人说过：金圣叹批《西厢》，连写了18个快哉，林语堂仿此写了“二十四快事”，我再狗尾续貂，加两个“快哉”：做学问，别人说得不妥，我商榷对了，岂不快哉；我说错了，别人指正对了，岂不快哉！

第四，张教授在角色上也需要换位。张教授经常说，如，“拙作也希望通过宏观的论证能促使孙教授对自己的论据重新审视，最好能自己修正一些不妥当的提法。”这话听来虽和蔼可亲，但笔者现在不是张教授的研究生（可惜没有这个荣幸），这话对自己的研究生说最合适。张教授对笔者的批评都没进入正题，就让我“自己修正”看法，就说我的一些提法“不妥当”，恕我不能接受。笔者一向认为，从根本上证明我核心论题的错误，这是批评者的责任，不是被批评者义务。 

最后，声明一点：张教授说，“孙教授的回应文章题为《再谈‘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二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孙教授对有些问题已不再提及，看来可能已改变看法。”这话笔者不认同，有些问题由于是非主要问题（包括张教授“三谈”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我怕提出来会对主要问题的讨论造成干扰，只能留待异日进行专题讨论了，同时，也好把讨论的层面拓宽。 

注：（1）（2）《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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