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过去说汉武帝在整个思想领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准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一种文化政策，严格地说，该政策仅作用于选立博士制度之中。还有同志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的一种主张，汉武帝并没有付诸实践。”（张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纪要》，《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14页）

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是在1986年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召开，而孙教授既然自称他的新观点是在“十年前”提出，那么这究竟是不是新观点、“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是不是“知之甚少”，我想也就不用说了。

孙教授批评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对他的新观点实际“也不知晓”，“没有批评到点子上”。他的新观点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应该说，这确实是孙教授的“新”观点，而《南京日报》发表的所谓采访也确实很少提及，所以也无怪乎孙教授要指责我“没有批评到点子上”了。但遗憾的是，让孙教授造成这样大的误会却是《南京日报》的编辑。因为其记者对我的采访原本正有一些对这种“新”观点的批评。但不知何故，在见报时却被编辑删掉，让我亦感到对孙教授颇不公平。为了说明我对孙教授的新观点还算知晓，而且没有回避，现将我的批评原稿摘录如下——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中，均见记载。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师生关系，而且在武帝前期曾同朝为官，但《史记》中通篇未有董仲舒为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的文字。一直到了数百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才补写了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内容，诸如独尊儒术、汉家受命而王、立太学、重教化等。据此，提出新论的学者认为这个事情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

对此，张教授认为《史记》未载其事是需要分析的。首先，这和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司马迁深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崇尚黄老无为之说。和黄老思想比起来，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其次，当年司马迁只因替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心中自然有所怨愤，因此他在写《武帝本纪》时，多记求仙问药之事，这对汉武帝是有失偏颇的。第三，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倾向，他对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没有过多关注，所以尽管董仲舒是他的老师，他也只是在《儒林列传》中记载了尊儒术、立太学的具体过程，并简单记载了董仲舒的生平。但班固的《汉书》却是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其内容自然要多于《史记》。当然，班固的思想倾向是尊崇儒学，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实践，人们对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意义也已经形成共识，所以他才会高度赞扬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在《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班固的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汉书》的记载对于《史记》具有重要补充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

班固在《汉书》中多处记载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文学数百人对策之事。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大多采纳，从此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思想的主导地位，转而将儒学定为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班固是官方史学家，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在记载这件事时肯定要参看有关对策的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认为董仲舒已经任为博士、不可能再参加对策，这更是对汉代贤良对策制度的无知。”

孙教授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对这些反批评，以下也略作分析。

一、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相对较少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孙教授则认为并非如此。他例举了《史记》的许多记载，如《儒林列传》、《孔子世家》、《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自序》等，说明司马迁对“尊儒”实际是非常重视的。表面看起来，孙教授的反批评似乎不无道理，而张教授妄称秦汉史专家却根本没有细读《史记》，还居然能承担江苏省“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独尊儒术与汉代学术的整合”的研究。但实际上，孙教授根本没有弄懂我的原意。我的意思是说，司马迁对于儒学的关注，和对黄老思想相比、和班固相比还相对较少，这从以上采访的原稿中可以清楚看出。因此，若真想要推翻我的看法，即必须证明《史记》中对儒学的关注不比对黄老和《汉书》少，而并非仅仅去证明什么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问题。看来孙教授的批评——即如他自己所说——正是“批评没批评到点子上”。当然，我能够理解孙教授的误解，因为《南京日报》的编辑已把对我的采访删得面目全非。我相信如果按照采访的原稿发表，以孙教授的学识是应该看出其中对比的。

二、《孝武本纪》能否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

关于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孙教授批评说“《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这确实是我的疏忽。但孙教授说《孝武本纪》只是后人用《封禅书》来补全的，因而不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显然值得商榷。其一，尽管学术界通常认为《孝武本纪》乃是后人用《封禅书》来补写的，但《史记》记载武帝的内容颇多，为什么后人偏偏要用《封禅书》来补写，恐怕司马迁所写的《孝武本纪》原本就和《封禅书》有着一定的关联。其二，退一万步讲，就算《孝武本纪》都是《封禅书》的内容，那也是司马迁的原文，所载对汉武帝有偏见也还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我说“司马迁写《武帝本纪》时，多记求仙问药之事”，却没有说“都记求仙问药之事”，这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三、研究“罢黜百家”应当以何者为据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孙教授完全是强加于人。他说：“在张教授看来，既然司马迁对儒家关注少和《孝武本纪》有问题，我们研究‘罢黜百家’就只能以《汉书》为据了。”然而，张教授又什么时候说过“研究‘罢黜百家’就只能以《汉书》为据了”？

孙教授还说：“司马迁与班固的时差只有一百多年，不是‘数百年’，……张教授两用数百年’，不妥。”其实不然。司马迁与班固的时差确实只有一百多年，但这里并不是讲司马迁与班固的时差，而是讲“独尊儒术”以及班固对此的态度问题。按：汉武帝“独尊儒术”最早是在建元元年十月，即公元前140年，而班固开始编撰《汉书》是在明帝永平元年，即公元58年，至于正式得到明帝认可并得以参阅皇家档案则至少是在永平五年即公元62年之后。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62年，甚至更晚，究竟是一百多年还是两百多年即“数百年”，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我想大家还都会计算吧！

孙教授又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的，因为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而且没有配套措施，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有名的儒学博士也“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孙教授的这些说法都令人匪夷所思。

众所周知，没有记载或没有提到和不知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就按孙教授的逻辑推论，假如说因为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在东汉由于人们对班固所说“罢黜百家”都没有表示异议，岂不是就可以证明班固没有造假？而且，既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像公孙弘和其他人的对策也应该都是班固伪造。但奇怪的是，自东汉以后历代史家为什么也“都不知道”此事，这岂不是也证明班固没有造假吗？

孙教授说“独尊儒术”应当“轰轰烈烈，要有一系列举措”，此话我完全赞同。但我实在不能明白，就连《史记》都明确记载了汉武帝“尊儒”的重要举措——“兴太学”，以及《汉书》记载的“举孝廉”等，怎么孙教授就视而不见，偏偏说没有？至于说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有名的儒学博士也“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则只能更让我为孙教授感到难堪。他竟然不知道董仲舒是以贤良的身份参加对策，即贤良对策，而并非什么儒学博士对策！汉代博士为六百石官，董仲舒在此次对策后即被汉武帝提拔为江都相，为二千石官，这从《史记·儒林列传》所载“今上即位，（董仲舒）为江都相”也可以得到证明。

四、关于“和平思想专制”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孙教授批评我逻辑混乱，他说：

张教授承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又认为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的是“和平手段”，这样问题就来了：1，“和平手段”的思想专制为什么要用“烧书杀人”的思想专制的方式来表述？要知道：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脱胎于李斯当年的“罢黜百家独尊法术”。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并非不散发血腥，《天人三策》的《第三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而且，董仲舒在“辽东高庙、高园便殿灾对”中，要汉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6）3，将汉武帝用“和平手段”实现治国思想的转型说成是思想专制，这种做法妥不妥？

而我则觉得荒唐。明明是孙教授强调“思想专制”只能是“烧书杀人”，我表示异议，认为思想专制也可以采用不“烧书杀人”即和平方式，怎么能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而强词夺理呢？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孙教授并不认同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性为思想专制。那么这样也就没有讨论的基础，因为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都是思想专制，无非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定论。

孙教授的论辩理由也非常可笑：他居然质问我“和平手段”的思想专制为什么要用“烧书杀人”的思想专制的方式来表述。但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用“烧书杀人”的思想专制的方式来表述，且“和平手段”的思想专制为什么就一定不能用“烧书杀人”的思想专制的方式来表述？看来这又是孙教授的特殊思维！另外，孙教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并非不散发血腥，其中虽不无道理，但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确实采取的是和平方式，不论《史记》或《汉书》记载，都没有“烧书杀人”。而孙教授却一再纠缠这一问题，实在有糊涂之嫌！

孙教授还引了两则董仲舒要求诛杀贵戚和近臣的史料，以此证明儒学实际也主张杀人。但孙教授大概又要白费心机了，因为儒学倡导仁义，但却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刑罚（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而且从孙教授的论证来看，他恐怕也没有完全读懂史料。实际上，董仲舒是要求汉武帝诛杀那些违法乱纪罪行严重的贵戚和近臣，亦即“远正最甚者”和“不正者”，这虽然不能说和儒学没有关系，但主要还应该是一个法制问题，只不过借着“灾异”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试问：贵戚或近臣犯法要不要惩治？可见，这显然还不能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亦散发血腥的例证（其实例证很多，只是孙教授可能不熟，深表遗憾）。

五、关于“和平思想专制”的依据问题

由于我明确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途径是把儒家的五种经典著作（即《诗》《书》《易》《礼》《春秋》）定为国家设立的太学唯一教学的内容”；“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从而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而儒学以外的学说由于传承的人越来越少就渐渐消亡”。因而孙教授又批评我缺乏依据，他说：

据我所知：汉武帝尊儒后，确通过五经考试录取了些儒官，但非儒的人照样可参加一般文学贤良考试（法家和黄老派除外）；有些不用考试，照样可提拔为官。如：主父偃是学“长短经”的，属“刑法”人物，不是博士弟子，后自学点儒学，通过上书，就当了官；严安、徐乐等都非儒官，都是上书得的官；卜式是放羊的，学黄老的，也当了官；汲黯是黄老派的代表，没用考试，还当了大官，等等。尤其是《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对儒官不满时，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职。这也许是对张教授“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的最好的注脚！

然而证诸史实，孙教授的这些说法也都很有问题。

首先，汉武帝的以儒取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武帝立太学曾这样评论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而所谓“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即指明汉武帝尊儒之后儒生录用越来越多的情形。

其次，录用或重用儒官，这只是汉武帝选官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而并非也不可能是选官的全部内容。因为不仅仅是汉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的重儒，实际都没有完全录用儒生。所以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只能看其中的主流，而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364页）以卜式为例，他虽然不是儒生，但他却是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卜式实际是汉武帝为号召民间向朝廷捐献钱财所树立的一个典型，所谓“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汉书·食货志下》），所以他根本不能作为汉武帝没有尊儒的例证。这就好比我国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却不能因为班禅是人大副委员长就认为他们都是佛教徒一样。

再次，孙教授看来对秦汉史确实不熟，他不知道汉代自武帝以后，所谓“贤良”“文学”实际就是指的儒学或儒生。

最后，孙教授所举主父偃的事例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所举汲黯是景帝时就已做官，所举严安是“故丞相史”，只有徐乐一人是真正的上书得官，但也学派不明，仍然不能作为孙教授的依据。因为上书录用，这也是汉代儒生尤其私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教育》，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至于孙教授所说“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职，则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曲解，其原文如下：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失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史记·孝武本纪》）

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讨论，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太常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可见孙教授之误。

孙教授还说：“汉武帝尊儒后，儒家以外的学说，不只没有消亡，还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保护和整理。”但这却完全是咬文嚼字的抬杠！我相信，只要是客观地来看我说的“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从而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而儒学以外的学说由于传承的人越来越少就渐渐消亡”，就都会明白这里所说是指有的学派逐渐消亡，如法家、墨家等，而不是说全部消亡。否则，又何谈儒学的“优势地位”呢？另一方面，一个学派的消亡也并不意味与此有关的图书也完全绝迹，这显然是两回事。

六、关于西汉太学的教学内容

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西汉太学的教学内容是五经，而孙教授则认为是七经，即五经再加上《论语》和《孝经》。说实在的，我又要为孙教授感到惭愧了！因为他并不是学历史的，所以讲得都是一些外行话。

第一，汉代论语和孝经虽然后来也都是经，并且成为必读之书，但却并不是太学的教学内容。西汉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大系统，官学有中央太学、地方郡国学和县邑乡学，它们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中学和小学。《论语》和《孝经》由于简明易懂，都属于初级读物，因而它们都被放在县邑乡学即中小学阶段学习（在私学则是在“小学”学习，而“经庐”或“经舍”是学习五经）。如《汉书·平帝纪》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特别有意思的是，孙教授也征引了这则史料，但他却显然不懂它们的教学分工和职能）而太学由于属于最高学府，因而教学和研究的都是难度最大的五经。尽管有些博士有时也兼习《孝经》或《论语》，但太学却只设五经博士，而不设《论语》博士或《孝经》博士，这就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参看拙文《汉代太学浅说》，载《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而孙教授却不明于此，这就难免要说外行话了。

第二，我和孙教授讨论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问题，因而所讲太学的教学内容必然是指西汉时期。但孙教授却引了一些东汉的事例来反驳我，这就不免要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关于东汉的一些史实，孙教授也没有完全弄清。例如读《孝经》的问题，孙教授引了“虎贲士皆习《孝经》”、“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等，但不知他想过没有这和太学有什么关系？要知道，你要论证的必须是太学生也学习《孝经》，这样才能推翻我的观点。然而所引史料没有一条和太学生有关，岂不南辕北辙！再如《孝经》被列入“七经”问题，孙教授不加任何论证就认为汉代都是七经，殊不知汉代虽然重孝，但《孝经》经学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在东汉前期（参看拙文《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载《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其实，孙教授所引的《后汉书·赵典传》、《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谢承《后汉书》等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否则的话，又怎么解释在西汉时期只有五经而到了东汉就出现了七经的说法呢？

第三，两汉虽然都号称“以孝治天下”，但就具体操作而言，实际还有着很大区别。以重“孝”为例，它真正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乃是在宣帝时期，而发展到极致则是在东汉前期（参看拙文《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而且就算是两汉都非常重孝，这也仍然不能证明太学的教学内容就肯定包括《孝经》！

七、关于汉代儒学“霸王道杂之”的特征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孙教授提出了三点批评。由于其中两点上文已经说过，这里仅就其所谓汉代儒学的“霸王道杂之”“是儒学成为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之后的事”略作回答。其一，孙教授既主张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而这里又承认儒学确实“成为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我不知道究竟该相信孙教授的哪一种说法？其二，孙教授在不经意之间又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种“新”观点，但遗憾的是，他对这种新观点却没有进行任何论证。这就令人很难信服和允同。不管怎么说，你要认定所谓“霸王道杂之”“是儒学成为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之后的事”，总不能空口白说吧！其三，认为儒学在西汉前期完成改造，使之成为“霸王道杂之”的经学，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学术界的一致看法。因此，究竟是谁的论证“欠妥”也并非能由孙教授认定。当然，孙教授还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要予以论证。也就是说，对于这一问题真正需要论证的并非是我（我的简单论证可参看附录），而是孙教授。

总之，从以上讨论来看，孙教授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存在严重疏漏，有些甚至是学术“硬伤”，其结论自然是不能成立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非谎言！

附录：《南京日报》记者采访未删节稿

关于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问题答记者问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确立了中国2000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最近南京有一教授提出，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纯属乌有，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谎言。此言一出，立即被各大媒体和互联网纷纷报道。昨日记者就这个新论采访了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并正在承担省“十五”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独尊儒术与汉代学术的整合”的南师大历史系张进教授。正准备撰文讨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问题的张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关键就在于提出新说的专家并没有完全理解汉代以来的儒学思想。

（1）所谓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之说并非新论

在采访刚刚开始时，当听说传媒都把这种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称为新论，张教授就感到有些荒唐。他认为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

（2）司马迁偏重“黄老”，对汉武帝有某些偏见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中，均见记载。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师生关系，而且在武帝前期曾同朝为官，但《史记》中通篇未有董仲舒为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的文字。一直到了数百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才补写了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内容，诸如独尊儒术、汉家受命而王、立太学、重教化等。据此，提出新论的学者认为这个事情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

对此，张教授认为《史记》未载其事是需要分析的。首先，这和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司马迁深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崇尚黄老无为之说。和黄老思想比起来，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其次，当年司马迁只因替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心中自然有所怨愤，因此他在写《武帝本纪》时，多记求仙问药之事，这对汉武帝是有失偏颇的。第三，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倾向，他对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没有过多关注，所以尽管董仲舒是他的老师，他也只是在《儒林列传》中记载了尊儒术、立太学的具体过程，并简单记载了董仲舒的生平。但班固的《汉书》却是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其内容自然要多于《史记》。当然，班固的思想倾向是尊崇儒学，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实践，人们对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意义也已经形成共识，所以他才会高度赞扬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在《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班固的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汉书》的记载对于《史记》具有重要补充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

班固在《汉书》中多处记载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文学数百人对策之事。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大多采纳，从此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思想的主导地位，转而将儒学定为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班固是官方史学家，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在记载这件事时肯定要参看有关对策的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认为董仲舒已经任为博士、不可能再参加对策，这更是对汉代贤良对策制度的无知。”

（3）“罢黜百家”无需暴力

提出新说的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假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果真存在，那毫无疑问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专制，第一次是秦代的“焚书坑儒”，第三次是“文革”，一、三次都是烧书杀人，而唯独这次则无，是不可思议的。

张教授认为这么说显然过于主观。当年的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结果激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反抗，这正是秦始皇统一思想的失败。而汉武帝吸收了这个失败的教训，采取因势利导的方法用和平的方式成功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张教授说：“控制进仕之路是汉武帝的绝妙手段。”

原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途径是把儒家的五种经典著作（即《诗》《书》《易》《礼》《春秋》）定为国家设立的太学唯一教学的内容。太学生学习五经一定时间，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做官。这样一来，虽然汉武帝并没有强制废除其他学派，也没有强求大家不读儒家以外的书。但正常情况下，你要读儒家以外的书，在官府里已很难谋到一官半职。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从而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而儒学以外的学说由于传承的人越来越少就渐渐消亡。例如，经常被作为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例证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后来为了做官就改为“学《易》、《春秋》、百家之言”。

“历史发展证明，这种和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远比秦始皇坑杀400多个书生要大得多。”张教授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就开始被整个社会奉为正统文化，而儒生也完全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4）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已经过改造，这种儒术的特点就是“霸王道杂之”

张教授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个争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有些学者并没有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其实，汉代儒学的内容远比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原始儒学丰富。

先秦儒家思想，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这是和当时诸侯百出、分裂割据的时代大背景相适应的。后来战国七雄中以法家思想为立国之本的秦国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秦始皇希望把原来指导秦国的法家思想上升为全国的指导思想，结果事与愿违，秦朝也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吸取了这个教训，开始重新寻求更有效的指导思想。而许多儒生也开始认识到，儒学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统一帝国的要求。因此，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学一直在进行自我改造。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糅入到儒学之中，从而形成了以“霸王道杂之”为特征的汉代儒学，即“两汉经学”。如果按照原始儒学的标准来衡量，那当然可以说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但这毫无意义，因为不仅汉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过完全以此标准的“独尊儒术”。而如果按照汉代以后儒学不断发展变化的标准来看待，则“独尊儒术”无庸置疑。

“其实，在《汉书》中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表述，正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张教授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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