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的“窦太后”，就是窦太皇太后，汉武帝的奶奶，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妈妈。她曾是西汉前期“文景之治”——“黄老之治”的见证人和支持者。她在武帝初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太皇太后，生前坚持“黄老之治”，反对任何以其他治国思想取代“黄老之治”。武帝元年，她赞同取消文学贤良对策中的“刑名（法家）”对策者的博士录取资格；二年，她镇压了企图用儒治来取代“黄老之治”的王臧、赵绾和撤掉了支持这一举动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

她的去世在武帝六年。她一去世，汉武帝就任用了过去支持儒治的外戚田蚡为丞相，田蚡立即就结束了“黄老之治”，实现了儒治，即“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此事的记载是清楚的：在武帝初期，完成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六年。而且，田蚡在实现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过程是和平的，没有烧书杀人，没有搞株连打击。他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同时，对在武帝元年遭到取消博士录取资格的“刑名（法家）”的平反呼声，再次予以“抑”制；最后，使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了汉代治国的根本思想。

汉武帝在采纳了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的建议以后，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所以，他是以儒家的《七经》治国。但汉武帝并没有取消一般文学贤良考试，非儒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通过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对《史记》所载的汉武帝六年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怎样认识？当时的学者没有什么特殊说法。两千年后，公元1993年，孙景坛将其正式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1）

二

历史在飞速发展，“刘彻茂陵多滞骨”（2），西汉王朝很快为王莽的“新”所取代；“新”又很快被“更始”政权所取代；“更始”又很快被刘秀的东汉所取代。东汉由刘秀到明帝、章帝、和帝以后，从西汉武帝六年算起，大约过了230多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又出了一本断代专著《汉书》，其主要著作权人为班固。

班固在《汉书》中，关于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他也几乎照单全收，如《汉书·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只是将《史记》中的“绌”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横生出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即，他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治”和实行儒治，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书》问世到公元1030年前，即930多年，对班固的这一说法，中国古代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公元1030年左右，五代六朝时期，北宋三先生之一孙复在创建理学时才首次提到：“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3）但孙复此时的学术是私学，在社会上没有影响。

历史又过了50多年，到公元1084，中国史学界又出了一部重要的名著《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司马光跟孙复一样，对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情有独钟，曾作诗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4）；尤其是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正式构造了一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就是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成气候，是从北宋司马光始。

历史又过了800多年，到了1915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发展到“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五四“先生”和“小将”首先都将锋芒指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样，众口铄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一夜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口头禅”。自是之后，只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都离不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了。

历史又过了70多年，到了1993年，孙景坛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大声疾呼：“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5）当时，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对此都作了摘要。2002年，孙景坛又发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华文摘》摘要了，又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6）2005年，《北京科技报》张星海记者对孙景坛做了采访，“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孙教授指出”的文章见报后，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大网站都转贴了该采访。（7）

三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有人认为，《史记》的《孝武本纪》对此不载，是由于司马迁受过“宫刑”，有怨愤的缘故。（8）事实上，司马迁写了《今上本纪》，但在流传中佚失，《孝武本纪》是后人主要用《封禅书》补的。不过，司马迁的《今上本纪》虽佚，但《董仲舒传》是完整的，如《史记·儒林列传》之《董仲舒传》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孙景坛注：至卒，就是到死。），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写了董仲舒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写了研习与《公羊春秋》相近的《谷梁春秋》的江生，写了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写了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要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做过董仲舒的学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在回答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证听董仲舒的讲课笔记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载呢？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说：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这里也没提到董仲舒。就是说，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没有遗漏。

第二，不独司马迁，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我们知道，从司马迁到班固，时差200年左右。在这200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继司马迁之后，在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中国有个史学家褚少孙，他去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不知。西汉后期，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学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刘向曾作《别录》、刘歆作《七略》，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的创始人，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就是删削《七略》而成。但他们对此也不知。东汉前期，中国历史上还有个知名的学者，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汉书·班彪列传下》说：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

他对此事仍不知。除这些知名学者外，西、东汉还有一些普通学者，如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参加者，他们对此仍不知。

而且，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在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已评价至极。刘歆认为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后来刘向的曾孙龚平衡刘向刘歆的看法，认为刘歆的看法较妥当——“以歆之言为然。”（9） 另外，刘向对董仲舒事迹的补充说：董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10）如上所述，而班彪对司马迁的《史记》在董仲舒问题上的不满是：“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但是，他们都不知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

班固与汉武帝、董仲舒在时间上相距一百多年，为什么他之前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道，而他独知呢？

第三，班固虽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但不能自圆其说。1、董仲舒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就是有名的《公羊》博士，为什么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2、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存在，它与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什么关系？特别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认为田蚡的“绌”黄老是“黜”黄老，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董仲舒在这之后又提出“罢黜百家”，这又有什么意义？3、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汉书·武帝纪》在七年下所载的考题相同或相近？4、如果说汉武帝在七年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找不到采纳的诏书和执行的实录？尤其是，找不到自汉武帝尊儒后，“百家”真的都被“罢黜”，“儒术”真的“独尊”的事实？5、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什么在对策后不再给他授博士？6、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还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汉武帝采纳，为什么只给他个江都相这样的小官，还远离京师？是褒奖还是贬谪？7、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漏洞百出？

另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作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他在董仲舒作伪问题上冰山的一角。事实上，无论在《董仲舒传》，还是《汉书》的其他地方，关于董仲舒问题，班固作伪的地方还有许多。还是让笔者评点一下《汉书·董仲舒传》，让读者看看班固在董仲舒问题上，主要都作了哪些伪吧！

注：（1）（5）孙景坛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2）《李贺诗集》：《苦昼短》。

   （3）《睢阳子集补》。

   （4）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6）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7）张星海《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    http://tech.tom.com/1121/1122/2005316-169803.html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0

   （8）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9）（10）《汉书》：《董仲舒传》；《楚元王传》。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正文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1：

以上班固在抄袭《史记》，抄袭是《汉书》的一大特色，今天流行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班固确是鼻祖之一。五代六朝时期（1）南宋的郑樵批评班固“专事剽窃”，此言非虚。

注意：《史记》说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汉书》也说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即《公羊》博士。要知道，司马迁这样说是可以的，班固这样说则不可以。

因为在司马迁那里，董仲舒没有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在班固那里，董仲舒却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这样，问题就来了：董仲舒在景帝时期就是有名的《公羊》博士即国家有品级的教授；或如管怀伦所说，“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为群儒首’”（2），那么，他怎么会在武帝初期再参加儒学考试？

过去，周桂钿对此解释说：董仲舒在武帝初期，曾提前退休，“回乡讲经”，所以才二进考场。且不说，这种说法无历史根据，就算董仲舒真的“回乡讲经”了，他也不用再重新考试就可被任官。因为他是博士。要知道，博士是学衔，终身可享，只要皇帝想用他，随时都可征用。即使他真的二进考场了，但也不能再考《公羊》学科，因为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拿双博士，有可能吗？（3）

注：（1）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文摘报》2004年8月15日转摘。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410

  （2）转引自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3）孙景坛《周桂钿“董仲舒年谱”献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gddzsnpxy.htm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2：

    班固这里只说“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没有说对策时间，可参看其《汉书·武帝纪》。《汉书·武帝纪》在武帝七年，元光元年，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就是说，班固认为，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汉武帝的首次儒学对策。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只能在武帝七年。因为武帝二年，窦太皇太后刚镇压了王臧、赵绾的尊儒活动，朝野震撼；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使考试成为现实。过去，司马光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了武帝元年，不妥。（1）

    第二，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被汉武帝所采纳，那么，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什么关系？如前所述，班固肯定田蚡在武帝六年曾“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一事。

    第三，如果汉武帝在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又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它的意义是什么？是怎么落实的？——于史无征。

    第四，考卷问题。《汉书·武帝纪》在武帝七年载有该年的考卷：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驇，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於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於篇，朕亲览焉。”

该考卷与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天人三策》的考卷无一相同或相近。考题不同或不相近，能证明董仲舒参加了武帝七年的儒学考试吗？

注：（1）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3：

按班固的说法，《天人三策》第一策的考题应为公共考题，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事实也该如此。

可是这策的策问却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即你已是第一名了，我非常高兴，再出题考考你。注意：对第一名再考的考试卷，应是“复试考卷”，怎么会成公共考卷呢？这是个大漏洞。

    过去，周桂钿解释说，董仲舒是在所有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中被排在了第一名。应当指出，给所有准备参加考试的人排号，史无前例，只有“文革”中“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时这样做过。而且，即使“董仲舒是在所有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中被排在了第一名”，他参加考试的第一张试卷也必须是“公共考卷”，因为任何考试都不可能对“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中被排在了第一名”的人进行单独出题考试。（1）

    另外，《天人三策》第一策的考题，与《汉书·武帝纪》在武帝七年所载的该年的考卷也不同或不相近。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七年的儒学考试，二者至少应当相近。

注：（1）孙景坛《〈董仲舒〉一书中几个重要问题之商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sunjingtan.htm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徠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4：

《天人三策》第一策向我们透露了此对策的时间信息：“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就是说，该对策的对策时间是在汉朝立国70余年的时候。

注意：西汉初期，人们计算汉朝立国的时间与后世不同。后世依据的是《汉书》，《汉书》将秦汉直接相连，是从公元前206年亡秦时算起（实际秦亡在前207年）。西汉初期，人们都知道，亡秦者“楚”，诚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1）“楚”之后是“楚汉战争”，刘邦是在前202年打败项羽，才称帝建汉的。《史记》在秦汉年表间，专有个《秦楚之际月表》可证。从刘邦称帝到武帝七年，即公元前202年至前134年，准确地说，才68年，不满70年。既然此对策的时间在汉代建国的70年之后，就算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七年的对策，它也不应是董仲舒的对策，二者在时间上不合。

    过去，周桂钿认为，这里的“今临政”者应是指汉武帝；“七十余岁矣”的“十”是“有”之误，应为“七有余岁矣”。这种说法欠妥。（2）

注：（1）《史记·项羽本纪》。

   （2）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硃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5：

按班固的说法，《天人三策》第二策的考题应为复试考题，因为“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事实也该如此。

可是，第二策的考题却说：你们准备参加考试的有一百来人，即“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给准备参加考试的一百来人出的考题，怎么会成了董仲舒的复试考题？这不是笑话吗？

是不是班固把第一策的考题同第二策的考题弄颠倒了，把二者调换过来，变成《人天三策》就行了。然而，把二者调换过来，也不行。因为此考题还说：你们要把自己所学的治国思想，不管是什么思想，都要往上答，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担心有关部门有意见，即“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此考题不是儒学考题，而是“一般文学贤良考题”。因为汉武帝在尊儒后，并未废除“一般文学贤良考试”。

班固将“一般文学贤良考试”的公共考题拿来做董仲舒的复试考题，这是鱼目混珠！这也是班固在考卷上的又一大漏洞。（1）

注：（1）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焑、咎由。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硃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D046，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D046，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6：

《天人三策》第二策也向我们透露了该对策的时间信息，就是此对策的时间是在夜郎、康居“悦德归义”后，即“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

必须指出，说夜郎的“悦德归义”在武帝七年，勉强可通；康居则无论如何说都不通，因为此事远在武帝七年之后。就是说，此对策的时间也不是在武帝七年。就算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七年的对策，该策也不是董仲舒的对策。

班固在当初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他把严安的上书中的“今欲招南夷，朝夜郎”（1），改成“今徇南夷，朝夜郎”（2），企图以此对“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进行蒙混。

过去，周桂钿认为，班固能改严安的上书，也能改董仲舒的对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准是叫班固改错了。于是周桂钿就把这句话该成了“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去掉了“夜郎、康居”，认为这才是董仲舒原来对策的原话。（3）历史也就真的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注：（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3）转引自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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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7：

    正常情况下，参加皇帝的对策，一般只有两关，一是初试，二是复试。如果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至多也是这两关，不可能加试两次。而且，假定《天人三策》的前两策都是董仲舒的对策，据笔者看来，也多是同时代人的老生常谈，没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可是，第三策的考题却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这里的“著大道之极”是否太空洞了？与前两策根本照应不上。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8：

《天人三策》的第三策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刑狱现象：“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应当指出，这种刑狱现象决不会出现在汉武帝初期，尤其是武帝七年。试想，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黄老之治”强调的是“清静无为”，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刑狱的状况：

“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启]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1）

“黄老之治”结束不到一年，刑狱就如此之滥，可能吗？

而且，对武帝时期的“刑狱之滥”，史有公论，都认为是重用“酷吏”结果。汉武帝重用“酷吏”，是武帝七年的“五经考试”之后，不是之前，因为这些酷吏正是通过“五经考试”一批批地考上来的。司马迁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2）；张汤治狱，“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汤。”（3）班固说：吕不舒治淮南狱，专断，不请，一杀就是“数万。”（4）又，《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十一年，“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武帝十九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可见，《天人三策》的第三策至少应是武帝中期之后的作品。就算董仲舒真参加了武帝七年的对策，该策也不是董仲舒的对策。

注：（1）（4）《汉书》：《张冯汲郑传》；《五行志上》和《武帝纪》。

   （2）（3）《史记》：《平准书》；《酷吏列传》。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09：

这里在答卷中竟出现了“仲舒”二字。应当说，这是画蛇添足，去掉“仲舒”二字，意思全通。而且，一般在答卷中不应出现自己的名字，出了也没什么意义。这是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又一铁证。过去，我曾猜测《天人三策》的第三策可能是董仲舒晚年与汉武帝的通信，现在看来是猜错了，这是班固为了增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可信度特意加的。（1）

注：（1）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0：

班固在绕完《天人三策》后，又开始抄司马迁了。

注意：《史记》说“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是合乎情理的，《汉书》说“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则不合情理。因为《史记》无对策事，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儒学博士，由于“黄老之治”， 长期不得任职，现在汉武帝重儒，任他为江都相，这表明汉武帝对他的器重，是升迁。

《汉书》说“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则存在几个问题：1、董仲舒既然考取了第一名，应先授博士，后任官。班固不敢给董仲舒再授博士，是怕露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拿了双博士的马脚！

2、董仲舒任官也不能任江都相。因为按班固的说法，董仲舒是汉武帝尊儒后的第一个考取第一的人，又有轰轰烈烈的《天人三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被汉武帝所采纳，怎么就给董仲舒江都相这样一个小官？并且远离京师。与其说是重用，还不如说是“发配”。董仲舒这个第一、这个《天人三策》、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岂不都白了？班固这样说，对董仲舒、汉武帝和他自己都没好处。对董仲舒来说，真是奇耻大辱，斯文扫地，无颜苟活于世，应当跳楼；对汉武帝来说，真是千古罪人，有目无珠；对班固来说，再次暴露了他作伪的真面目。

3、这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就象一台好戏，拼命打了一通锣鼓，招揽了无涯的看客，竟以一个嬉皮士压轴。班固以上的一切作伪都付诸流水！他也许应作伪做到底，再给董仲舒授一个博士，将其留在朝廷当个大官，将来再以江都相的重要为由，让他到江都去镀金。这样，一个作伪过程似乎才完满。

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1：

以上第一自然段是班固加的，第二自然段是抄《史记》。这里有四个问题：

1、班固为什么要加这段话？目的很清楚，就在于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点缀，即“饰之以儒”。因为董仲舒这时太缺乏儒家精神了。

2、董仲舒这里的真实表现，只能是个阴阳先生或巫师、神汉。请看：“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全汉文》载：董仲舒《奏江都王求雨》说：“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请雨祝》说：“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止雨祝》说：“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愿止雨，敢告於社。”

这才是董仲舒当时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的儒家就这样进行儒学教化事吗？

3、董仲舒在江都相上无政绩，被“废为中大夫”。象他那样，一天到晚装神弄鬼，能把易王教好吗？不教坏了就怪了。

4、笔者一直认为董仲舒非儒家，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直热衷的“阴阳灾异”并非儒家思想。（1）

注：（1）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frjl.htm

        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张义生主编：《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ldzsfrj.htm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2：

这段基本抄《史记》。注意：1、董仲舒在获免死罪之前，一直都在宣传“阴阳灾异”， 班固在上文中说董仲舒曾用儒家“礼谊”匡正易王，不确。因为这不符合董仲舒此时的思想。

2、董仲舒的《高园殿灾对》是中国古代以“莫须有”杀人的理论基础。请看《汉书·五行志上》：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谸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厘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厘庙、亳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於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於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觽，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後，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谸在外者天灾外，谸在内者天灾内，燔甚谸当重，燔简谸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其中的“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就是要汉武帝滥杀无辜！

3、司马迁说吕不舒不知《高园殿灾对》是其师董仲舒的书奏，恐怕不确。吕不舒知道，也得定他老师的死罪。因为这才符合《公羊》“大义灭亲”的思想。《公羊》“大义灭亲”，是董仲舒一贯宣传的思想，不独吕不舒，汉武帝也受此影响，后来汉武帝逼死太子、卫皇后，用的就是此思想。推而广之，“文革”

中，红卫兵拼命往死里整老师，用的也是这一思想。

4、过去，有人认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义多么大。其实，即使我们承认董仲舒真有此建议，承认他是儒家，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无法实行的，董仲舒自己就未做到。他长期宣传“阴阳灾异”，是经他的弟子吕不舒的教育，才“不敢复言灾异”。要知道，“阴阳灾异”不是儒家思想。

    5、必须明确，汉武帝对董仲舒有活命之恩。汉武帝一生中杀过许多人，也错杀过许多人，董仲舒当时确是死罪，可是汉武帝念他是儒家，特赦了他。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当今的董仲舒的崇拜者，却对汉武帝横加指责，认为他没重用董仲舒是错的，甚至说汉武帝尊儒是假，不妥。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

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3：

孙景坛读《汉书·董仲舒传》至此，未尝不废书而叹曰：乌呼！董仲舒生当中国古代最早尊儒的武帝时期，不能说“生不逢时”，而是“当时”。然而，他一生不得志，《汉书·叙传》也说“抑抑仲舒”。

董仲舒“归居”著的第一“书”，可能就是《士不遇赋》，《全汉文》载：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兮，不期禄矣。皇皇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兮，由怀进退之惟谷。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固未知其所从也。观上世之清晖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於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由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於吾侪之云远兮，疑荒途而难践。惮君子之於行兮，诫三日而不饭。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反身於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遵幽昧於默足兮，岂舒采而蕲显。苟肝胆之可同兮，奚须发之足辨也。”

对董仲舒一生的境遇应如何来看？

笔者认为：1、他为官无政绩。做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做胶西相“恐久获罪，病免”。他准备给汉武帝的上书，如《高园殿灾对》“刑狱”思想有严重问题，险些抵罪。

2、他在汉武帝最想用儒家思想治国时，整天装神弄鬼，没有儒家风范。在汉武帝也装神弄鬼时——“封禅”等，他已退休，尤其是已“不敢复言灾异”了。

3、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伪造的，如果是真的，他肯定会被重用。要知道，武帝时期，通过上书言事得官的人不少，汉武帝怎么会独薄董仲舒？汉武帝是真尊儒的，怪只怪董仲舒所宗的《公羊》不是儒家著作，而他又对此做了不折不扣的发挥。董仲舒是假李逵碰上了真李逵。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4：

班固的这则史料来自刘向，刘向说：“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1）于是，班固就说“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这是《汉书》对《史记》的补充。这里有三个问题：1、班固删掉了《史记》中的“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等内容。2、张汤等曾向董仲舒请教问题是事实。董仲舒还根据他们的请教，著《〈公羊〉董仲舒治狱》一书，这本书班固等人都不愿提，因为它是武帝时期孳生“酷吏”的温床。3、正是这些“请教”，董仲舒要为武帝时期的酷吏负权责，因为他们都是跟董仲舒学的。当我们包括司马迁、班固在内批评酷吏时，为什么要为董仲舒鸣冤，为什么要宣扬董仲舒的思想是好的？这样宣传下去，自己不挨整就怪了。

注：（1）《汉书·楚元王传》。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5：

这里有四个问题：第一，班固说“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是错的。因为他在《汉书·儒林传》中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注意：在《儒林传》中，班固是承认“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的；要知道，田蚡的“黜抑黄老，崇尚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常重要，可在《董仲舒传》中却变成了仅仅是“隆儒”。班固这是在故意贬抑田蚡的“黜抑黄老，崇尚儒学”，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争地位。

第二，班固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也是错的。因为汉代“推明孔氏”不是自董仲舒始，早在刘邦时期，陆贾、叔孙通等就已“推明孔氏”了。在武帝初期，王臧、赵绾为了“推明孔氏”，还掉了脑袋。尤其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并使五经博士考试成为现实，这能说不是在“推明孔氏”吗？

第三，班固说“及仲舒对册……抑黜百家”于史无征。虽然，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也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如：诏书、烧书和杀人的例子、以及人们对此的反映等。没有实证，“及仲舒对册……抑黜百家”，就是一句空话。（1）

注：（1）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6：

班固又在作伪。1、虽然，《天人三策》第二策提到了“立学校之官”，我们且不论《天人三策》的真伪，就算它是真的，但不能证明此事是“自仲舒发之。”因为班固自己亲口承认，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并未实行，如《汉书·礼乐志》说：

    “董仲舒对策（孙景坛注：对策，指《天人三策》的第一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阴入伏藏於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於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後，虽欲治之，无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这里的“是时，上（孙景坛注：上，指汉武帝。）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就告诉我们，汉武帝对此没有重视。

    另外，《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期“立学校之官”是公孙弘任相时所为：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这里的“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就是武帝时期的“立学校之官。”

而且，《汉书·循吏传》又载，武帝时期“立学校之官”的做法，本自文翁的“起学官”：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这里的“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明确告诉我们：武帝时期的“立学校之官”确实参考过文翁的“起学官”。

　　过去，有人认为，汉武帝的“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的对策，不妥。（1）

2、“州郡举茂材”与董仲舒无关。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

“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必须明确：“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时，董仲舒早已退休，很可能都已去世，“州郡举茂材”怎么可能“自仲舒发之”呢？

3、“州郡举孝廉”也与董仲舒无关。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首次把“孝”和“廉”放到一起来察举，但此时还不是“孝廉”，而是分别举“孝”和“廉”。

汉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又据《汉书·武帝纪》载：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曪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於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这是武帝时期“兴廉举孝”的奏章与批文，这里没有提到董仲舒。

重“孝”是刘汉政权的传统。惠帝时期，“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吕后时期，“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时期，首次置《孝经》置博士；制“受鬻法”；“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景帝时期，对此有所忽略。武帝初期，又重新重孝，他一上台就表彰“孝子顺孙”。（2）后中山王刘胜曾用“孝”劝谏过汉武帝，《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胜的谏书说：

“臣闻悲者不可为絫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夫觽喣漂山，聚礳成赖，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陈、蔡．此乃烝庶之成风，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觽口铄金，积毁销骨，丛轻折轴，羽翮飞肉，纷惊逢罗，潸然出涕。

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明月曜夜，礳鰦宵见。然云蒸列布，杳冥昼昏；尘埃抪覆，昧不[见]泰山。何则？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阏不得闻，谗言之徒蜂生，道辽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髃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髃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

这里的“社鼷不灌，屋鼠不熏”的比喻，使汉武帝很受感动。

    而且，“举孝廉”的思想基础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对“以孝治天下”根本就不懂，河间献王曾向他问过“孝”，说：《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董仲舒则用其所熟悉的阴阳五行哲学学说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笔者认为，汉代“举孝廉”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根本不是什么“自仲舒发之。”

4、班固不仅作伪《天人三策》和整个《董仲舒传》，还胡乱提升董仲舒的社会地位。如前所述，司马迁只是将公孙弘当作武帝时期尊儒的典型，西汉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直到西汉后期，王政君主政时，都是号召官吏学习公孙弘，如她曾下诏说：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後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当为後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我们从“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可见一斑。

然而，班固则一有机会就把董仲舒加进去，如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赞》中说：“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汉书·楚元王传》的《赞》说：“自孔子後，缀文之士觽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於世。”有时还将董仲舒压在公孙弘之上，如《汉书·武帝纪》说：“五月，诏贤良……於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有时甚至为董仲舒虚报政绩，言过其实地对其进行表扬，如《汉书·循吏传》说：“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雕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这是多么可笑！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无政绩，如前所述，曾被“废为中大夫”，怎能说他是“时少能以化治称者”、“居官可纪”者、“通於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者之一呢？而且，董仲舒的“谢病去”，另有隐情，即怕再次获罪，因为他有任江都相获罪的前车之鉴。董仲舒也不是“谢病去”，才未官至“三公”，是做行政工作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公孙弘、兒宽更不是因为董仲舒 “谢病去”，没了竞争对手，才官至“三公”。

注：（1）孙景坛《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岭南学刊》2002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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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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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7：

笔者愚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一直在探索班固为什么要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我只思考出了一点，就是他在为董仲舒鸣冤或为其争学术地位。后来，我在对《汉书·董仲舒传》进行反复研究发现，这一看法虽有道理，但很肤浅。

事实上，班固图穷匕首现，在《董仲舒传》的结尾处，已不打自招地做了“自供状”：“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就是说，他认为，他写的《董仲舒传》不是在写史，而是在“古为今用”，即将武帝初期的董仲舒怎样变成能为东汉中期服务的思想武器。班固正是从这点出发，才牺牲了史家的良知，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象我们曾经历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一运动表面是批“孔老二”，可真正的宗旨在于当代政治——“整周恩来总理”。为了“整周恩来总理”，在批孔中，“四人帮”对孔子极尽诬蔑造谣乃至人身攻击之能势，说的多是谎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文革中所批的孔子当作历史上的孔子？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造的伪，怎么可以将其当作历史上的真孔子呢？同理：班固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伪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可能是真是的？班固已讲清楚：他写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目的是“切当世”和“施朝廷”，所以，根本不在于历史上真的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将班固的《董仲舒传》当做历史，是后世腐儒的无知，与班固没有必然联系。就象今天有人将“批林批孔”所批的孔子当做了两千年前的孔子，“四人帮”负责吗，只怪自己迂腐。

另外，班固在《汉书》中，曾两次阐发他的这一观点，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当时，而有阙於後世也”（1）；“董仲舒对策言：‘……立大学以教於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2）就是说，他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实行过，也“不合时宜”，但对后世即东汉中期以后有用。

由此可见，班固在东汉中期伪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本来就和文革的“批林批孔”一样，是出闹剧，只不过“批林批孔”是政治闹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闹剧。前段时间，有人说我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是对我思想的曲解。（3）当然，班固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更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笔者拟将来写专稿，准备同学术界一起对此继续探索。

注：（1）（2）《汉书》：《匈奴传》；《礼乐志》。

   （3）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18：

在西汉时期，刘向对董仲舒的评价最高，认为他应该当丞相，当丞相能和伊尹、管仲等相匹配；在学术上，他是“世儒宗”，说：“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1）刘歆这里的董仲舒应为“为群儒首”的说法，即来自刘向。另外，东汉班固认为董仲舒是“儒者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2）其实，这些评价都言过其实。汉代的学术是自由的，且不说百家学说的存在，儒学也是《七经》治国，根本无“宗”之说。汉代儒学在传承上，各经师都以各自的家法教授，没有统一的教材，各经师基本不兼经。在董仲舒所宗的《公羊》学上，除董仲舒学派外，还有胡毋生学派，公孙弘学派等，不都宗董仲舒。东汉的《公羊》大师何休在作《公羊解诂》时，明确宗胡毋生，一个字都没提董仲舒。尤其是，《公羊》学只在武帝时期较流行，到了宣帝时期的“石渠阁”经学会上，《公羊》学就糟到贬抑。因此，怎么能说董仲舒是“世儒宗”、“群儒首”和“儒者宗”呢？（3）

注：（1）（2）《汉书》：《楚元王传》；《五行志上》。

   （3）孙景坛《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岭南学刊》2002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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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跋：

                          一

必须指出，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的最大问题，是作伪《天人三策》。

从笔者对《汉书·董仲舒传》的评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三策》的考题即策问都有问题，主要是公共试卷和复试卷相混淆，儒学试卷和一般文学贤良试卷相混淆。如：第一策的策问不是公共考卷，而是“复试考卷”；第二策的策问，不是复试考卷，而是公共考卷，但也不是儒学考卷，是一般文学贤良考卷。而且，第三策的策问，从内容上看已超出了正常试卷的出题方法。

《天人三策》的每一对策也都有问题，主要是从对策的内容看，所反映出的时间不统一。如：从第一策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可证其约为武帝元光五年的作品；从第二策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可证其为武帝元光五年之大后的作品；从第三策的“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可证其为武帝中期之后的作品。

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手法是拙劣的。他是从武帝时期搜罗了两篇《公羊》博士对策，即第一和第三策，加上一篇一般文学贤良对策，即第二策，同时对这三篇对策进行了点必要的加工，如在第三策中增加了“仲舒”二字等，就凑成了《天人三策》。

                            二

班固作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法同样是拙劣的。第一，利用写史来伪造历史。班固利用史学家的身份，打着写历史的旗号，来作伪历史。应当说，利用写史来伪造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一大发明，鼻祖就是班固。

第二，讪谤司马迁，恫吓读者。班固利用《史记》的某些弱点，对司马迁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如上引其父班彪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说：“至於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基本沿用了其父的说法。认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是因其写《史记》之弊的报应，即“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而不能以知自全”。同时也恫吓读者，如果相信司马迁，而不相信我班固，你们也将遭遇不测。

第三，钻西汉末期皇家档案散失的空子。我们知道，西汉末期，经过王莽的“新”之乱、“更始之乱”，汉王朝的皇家档案大量散失，留存下来的档案，也难窥全豹。这正是作伪的好时机。班固恰好利用了这一点。

第四，对汉武帝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进行移花接木。汉武帝初期，准确地说，是武帝七年，元光元年，汉武帝确曾采纳田蚡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所载的铮铮铁史，班固对此也绝对认同。但是，班固在认同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同时，又坚持“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就把一个“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件，一下子转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整个问题的性质全变了。1、核心人物由田蚡变成了董仲舒；1、“绌抑黄老”变成了“罢黜百家”；3、“崇尚儒学”——主要以儒学治国，变成了“独尊儒术”；4、一次正常的、和平的治国思想的转换，变成了思想专制。

                            三

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汉书·董仲舒传》当作是对《史记》的补充，如上个世纪末出版的《汉书新注》，在《董仲舒传》的“说明”中说：“本传叙述董仲舒其人其事；详载其贤良对策。”“《史记》将其附于《儒林列传》，传甚简略。《汉书》为其立专传，详载其‘贤良三策’，体现了‘详而有体’的特色。”这种说法欠妥。

    事实上，不独《汉书·董仲舒传》，包括整个《汉书》，对《史记》都有篡改、歪曲、作伪之嫌。如：严安的上书，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引文为：“今欲招南夷，朝夜郎”；《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将其篡改为“今徇南夷，朝夜郎。”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在《史记》中，董仲舒二任诸侯国的国相、一任中大夫，为官无大的政绩，可在《汉书·循吏传》中，却把他说成是政纪突出的一个循吏；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汉武帝时期的思想斗争明明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可在《汉书》的《武帝纪》和《董仲舒传》中，却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和“抑黜百家……自董仲舒发之”等。这都是歪曲事实。尤其是，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还伪造了董仲舒的对策事，伪造了《天人三策》等。难道《汉书》就这样“补充”《史记》吗？这种“补充”是“详而有体”吗？

                          四

    应当指出，尽管《史记》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缺点，但《史记》原则上忠实于事实，这是公认的。班固和其父班彪都承认：如前引班彪的话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也承认：“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後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髃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史学名著，其所言“详矣”的武帝初期史，却被史学界弃置不顾。岂非咄咄怪事？

    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关于《天人三策》以及关于董仲舒其他问题的作伪，可谓漏洞百出、伪痕斑斑。为什么从古到今没有人发现？而且，学术界对此一直津津乐道。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把班固的《汉书》当成了信仰，人们只有对他所信仰的东西才不怀疑。中世纪的神学家安瑟尔谟说过：“圣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的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决不能和你的那个为我所信仰所爱的真理。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1）而且，西方神学中还流行一句话：越是荒谬的，越可信。中国古今学术界对《汉书·董仲舒传》的信仰不正是如此吗？

                           五

   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汉书·董仲舒传》当作历史著作来读，这是不对的。《汉书·董仲舒传》与《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是史，《汉书·董仲舒传》是信仰文献，相当《圣经》的“创世纪”。事实上，《汉书·董仲舒传》就是关于“《公羊》信仰”的“创世纪”。《公羊》信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信仰，其核心就是君权崇拜，也就是“皇权信仰”或“政治人物信仰”。过去，学术界都把这种信仰叫做“儒教”，现在学术界也在讨论“儒教”。应当说，学术界对此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命题本身有问题，所以这种讨论价值不大。如何正确认识“《公羊》信仰”？这个问题有待信仰学的创立，才能对其做出科学的解读，笔者正试图在做这项工作。（2）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公羊》信仰”的问题，笔者想以后拓专题讨论，此处不赘。

注：（1）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6月，第1版，第240页。

   （2）孙景坛《关于信仰基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增刊。

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5-05-11-187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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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2005年5月3日，于南京。2005年5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