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管教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主要根据不在“过程”说，因为“过程”说只是方法论，不是他大作的核心论题，他的核心论题是：“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管教授的“过程”说认为，汉武帝元年初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言”，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既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为什么要把张进教授拉进来，因为张教授在与笔者商榷时，也是这么认为的。（13）即，此说是管教授倡之，张教授和之，他俩演的是“二重奏”。这里就想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把“卫绾议奏”说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炒”司马光的“冷饭” 

管怀伦教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由六个阶段构成。”先是“罢黜刑法”：汉武帝元年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武帝即位……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14）张进教授也有类似的见解。（15）

应当指出：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不是管怀伦或张进教授的新发明，而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并且这种做法很不妥。

第一，首先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者是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汉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这里，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说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压在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之前。这样，“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就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阶段。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的说法，可以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年说，这种说法虽然曾是北宋以来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说法，但由于其根据不充分，现已基本被冷落，管、张二教授对此亦持否定态度。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元年”说即将寿终正寝，其“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畴”说也理应被唾弃，然而却被管、张二教授重新拾起。

第二，司马光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阶段，根据虽不充分，但有一定道理；管、张二先生“炒”司马光的这一“冷饭”，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了汉武帝元年“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之前，这样，他有理由认为，这是在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管、张二教授坚持班固《汉书》的说法，将董仲舒的对策定在汉武帝七年，董仲舒还没有对策，汉武帝怎么就能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他们这样做，显然欠妥。

第三，班固没有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的思想。管教授在与笔者商榷时，坚持认为：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是班固。他说：“班固……在精心记载相关历史事实的同时，不自觉地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证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这里的‘初立’是关键词。解析‘初立’不能想当然，应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为标准。”（16）然后又说：“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从而揭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序幕。”（17）完全是自相矛盾。既然班固认为，“隆儒”开始于魏其，要知道，魏其是接替卫绾任相的，怎么能把魏其的前任卫绾也纳进来呢？而且，管教授对班固的理解也是断章取义，《汉书·董仲舒传》原话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这里有三层意思：1、汉武帝初立，从魏其为相开始重视儒学；2、从魏其到武安侯为相，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隆儒”，不可抬高；3、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重要得不得了，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都是董仲舒的功劳。就是说，班固这里是贬低魏其和武安侯，极力宣扬董仲舒，根本不是写“尊儒”过程。管教授将其当“尊儒”过程，并在该过程前加了个“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是对班固的曲解。

第四，管教授对卫绾的猜测缺乏证据。管教授认为，“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这纯属猜测。即使卫绾真的“摸到了‘今上’的精神”，或“是奉了‘今上’的密旨”也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某个儒家包括董仲舒要先给汉武帝个“密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采纳，此说方能成立。管教授编故事都编不圆！

二、把卫绾当成儒家是“炒”司马光诸弟子的“冷饭” 

管怀伦、张进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根据，就是认为卫绾是儒家。如管教授说：卫绾“作为武帝的老师……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18）卫绾“请罢诸家却不列黄老，明尊儒术又不明言，其策略之高，决非等闲”（19）；张教授说：“一般来说，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又云：‘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所言。天子（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据此可知，卫绾曾做过武帝的太傅（王臧曾做过武帝的少傅），且为人‘敦厚’，从未提出过施政建议。因此，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否则的话，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又为什么要把他罢免？（武帝当时还没有完全亲政，所有重大事宜都必须奏事“东宫”——窦太后）更何况，如果他真是代表黄老，并打击“刑法”，即使汉武帝想把他罢免，窦太后也根本不可能批准。可见他并非代表黄老，而应是尊儒一派，他的上奏实际也应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项举措。”（20）

应当指出：把卫绾当成儒家，不是管教授的新发明，张教授讲得清楚，是学术界的早就有了的一种见解。但持此见解的是些什么人，张教授没有说，这个问题和重要。事实上，管、张二教授这是又在“炒”司马光的诸弟子的“冷饭”，并且这种做法也不妥。

第一，最早把卫绾当成儒家的是司马光的诸弟子。必须指出，司马迁和班固从未说“卫绾是儒家”，是司马光的诸弟子在论证司马光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年说时，首次提出的“卫绾是儒家。”如今人张维华先生说：“汉武帝在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汉书·卫绾传》：‘上（指景帝）既立胶东王（指武帝）为太子，召绾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傅是太子的老师，负有教诲和匡导太子的责任，卫绾是个儒生，可想他在教诲和匡导武帝时，必然用了一些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卫绾的议奏中固然没有明白指出黄老之言来，其中必然是暗含着的。”（21）即张教授说的“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不过，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元年”说即将寿终正寝，其“卫绾为儒家”的说法也理应被唾弃，然而却被管、张二教授重新拾起。

第二，司马光的诸弟子把“卫绾当成儒家”，根据虽不充分，但有一定道理；管、张二教授“炒”司马光诸弟子的这一“冷饭”，不能自圆其说。必须指出，司马光的诸弟子，把“卫绾当成儒家”的主要根据是：卫绾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如张维华先生说：卫绾的建议，“即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件事。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卫绾不过是执行他的建议而已。……卫绾接受了他的建议，所以就提出‘罢申商诸家之言’的说法。”（22）因为张维华先生坚持司马光的董仲舒的对策在汉武帝元年的说法。管、张二教授则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在汉武帝七年，“卫绾为儒家”就失去了凭据，因为董仲舒还没有对策，卫绾是不会受他影响而成为儒家的。就是说，管、张二教授只抄袭了司马光诸弟子的结论，忽视了他们的前提，这是不妥的。

第三，卫绾的帝师身份不能证明他是儒家。诚然，卫绾是汉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傅”，管、张二教授都学张维华先生，把卫绾的帝师身份当成他是儒家的重要证据，以及认为汉武帝的儒家思想是卫绾教的。然而，他们都忘了：汉武帝真正的儒家帝师是王臧。《史记·儒林列传》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汉武帝——引者）少傅。”《汉书·儒林传》也说：“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汉武帝——引者）少傅。”可见，《史记》和《汉书》都明载：汉武帝的儒家帝师是王臧，汉武帝为太子时学的儒家经典是《诗》。汉武帝的儒家思想是王臧灌输的。张维华先生和管、张二教授认为卫绾是汉武帝的儒家帝师，以及是他向汉武帝灌输的儒家思想是缺乏根据的。汉武帝已经有了一个儒家帝师王臧，如果再把卫绾当成儒家帝师，汉武帝就有了两个儒家帝师，连一个“黄老学”的老师都没有了。不要忘了，汉景帝时期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下的太子只学儒家，不学“黄老”，是不可能的。王臧是儒家，他不会教汉武帝的“黄老学”，而汉武帝的“黄老学”只能由卫绾来教。而且，王臧是汉武帝的“少傅”，卫绾是“太傅”，“太傅”的地位远远高于“少傅”，足证王臧教的是儒学，而卫绾教的是“黄老学”，因为当时“黄老学”高于“儒学。”汉武帝当时也只能是学“黄老”为主，学儒为辅。（23）

第四。管、张二教授对“卫绾是儒家”的证明也欠妥。1、不能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证明卫绾是儒家。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并没说“尊儒”，现在是管、张二教授“炒”司马光的诸弟子的“冷饭”，说他“罢申商韩苏张言”就是想“尊儒”。要知道，要证明卫绾此举的目的是“尊儒”，前提是，必须要证明卫绾是儒家，此说才可能成立。张教授没有举出其他确凿证据证明卫绾是儒家，就说“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即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反证卫绾是儒家，这是循环论证，逻辑上说不通。2、卫绾免相是外戚争权的结果。管、张二教授都认为，卫绾免相，是因他“罢申商韩苏张言”造成的。其实，《史记》和《汉书》有明载，只是管、张二教授不肯面对：西汉有重外戚的惯例，“吴楚七国之乱”时，汉景帝逼窦婴出面镇压，窦婴立了大功，封魏其侯。桃侯免相时，本应用窦婴，窦太后也要汉景帝用窦婴，汉景帝不同意，用了卫绾。汉景帝驾崩，实权落入窦太皇太后和汉武帝母亲王太后手中，窦、王两家的外戚都想对政治重新洗牌。因此，卫绾免相，势在必然，他能斗过两家外戚吗？“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24）特别是，窦太皇太后驾崩，田蚡又以外戚的身份当了丞相，都是一理。而且，卫绾的免相，是主动以“有病”的名义退休的。3、如果说卫绾因“尊儒”被免相，为什么窦太皇太后还用了“隆儒”的窦婴和田蚡？要知道，窦婴和田蚡的“隆儒”可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并且，他们开始“尊儒”时的每一个步骤还都得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批准！岂不令人费解？这里，管、张二教授是把窦太皇太后当成了“恐儒症”病者，不妥。事实上，汉代包括窦太皇太后都不反对一般“尊儒”，即在“黄老之治”范畴内吸收儒家思想，只是反对“绌退黄老”，把儒学当成治国的主导思想。窦太皇太后后来打击王臧、赵绾、窦婴和田蚡，就是因为他们要“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如果他们不挑战“黄老”的主导地位，窦太皇太后是不会予以打击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清楚：卫绾的免相，根本不是他试图“尊儒”惹的祸。要知道，卫绾并没有说要“尊儒”，更没说要“绌抑黄老”。即使卫绾真的想“尊儒”，他不说出来、不做出来，窦太皇太后也不会去管的。

三、我们应如何正确理解“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问题 

    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主要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上做文章，这里有必要对“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问题作一详细探讨。

第一，为什么说卫绾的思想性质是“黄老”？1、司马迁和班固都没说卫绾是儒家。在《史记》和《汉书》中，“卫绾传”都是与“黄老”人物摆在一起“合传”的，如《史记》是在《万石张叔列传》中，《汉书》是在《万石卫直周张传》中，这些人物在思想上都属“黄老”。而且，卫绾的行事，也与“黄老”人物的“不言而躬行”同，如汉景帝认为他能“持重”、（25）“敦厚，可相少主”（26）等。2、从卫绾的生平看，他的思想性质是“黄老。”卫绾不是出身于学者，他以“戏车”——一种杂技，事汉文帝，做事勤谨，被提为“郎”。“吴楚七国之乱”时，卫绾被汉景帝拜为将，有功，封“建陵侯”，后任丞相。要知道，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卫绾的主要活动，都在此时期，他不学“黄老”是不可能的，他不是“黄老”也不会被提拔。因为“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27），管教授对此也是承认的。卫绾不是学者，却当上了太子太傅，说明他肯定教的是“黄老”，因为“黄老”教育主要是“躬行”，不是言教。3、在司马光诸弟子证明卫绾是儒家之前，没有人认为卫绾是儒家。如唐代刘禹锡有诗说：“贾谊明王道，卫绾功车戏。同遇汉文帝，哪个居高位？”（28）显然，刘禹锡不认为卫绾是儒家，他在此贬抑“黄老”的卫绾，为儒家的贾谊鸣不平。4、如果认为卫绾是儒家，有许多问题不可解。如：卫绾的儒家师门问题，他老师是谁？他学的是儒家的什么学科？都于史无征。卫绾是儒家，为什么在不任儒的时代，他还当上了丞相，岂不是笑话？既然卫绾是儒家丞相，汉景帝时期还是不是“黄老之治”了？儒家人物都能当丞相了，“绌抑黄老尊崇儒学”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卫绾是儒家丞相，史家为什么还说公孙弘是第一个儒家丞相，岂不矛盾？等等。

第二，如何正确理解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卫绾是儒家，那么，就要对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做新的评估。张进教授批评笔者说：孙景坛“认为卫绾是黄老派——‘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知其根据何在？”（29）其实，这个问题张、管二教授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除了认为卫绾是儒家外，对“黄老之治”的理解也有问题。管、张二教授都认为“申商韩苏张言”是“黄老”思想，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都认为。而且，管、张二教授与学术界都认为，“黄老”是一个学说体系，内部无斗争，是铁板一块。这是不妥的。众所周知，“黄老”即黄帝和老子，二者是两个学说：黄帝的经典是《黄帝四经》，老子的经典是《德道经》，不包括“申商韩苏张言”。“黄老之治”应当分为“黄帝之治”和“老子之治”，二者不能同时运用，只能交替为主，二者的矛盾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无论是“黄帝之治”还是“老子之治”，对与自己相近的思想都有吸收，当时的“申商韩苏张言”，就是“黄老之治”时，黄帝学派对“申商韩苏张”思想的吸收。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倾向“黄帝之治”，而窦太后倾向“老子之治”，汉景帝多用与“黄帝”思想较接近的晁错等“术家”，即“刑法”人物，窦太后等贵戚则坚决反对。如《汉书·酷吏传》载：坚持“申商韩”思想的酷吏郅都，人号“苍鹰”，由于逼死了临江王，汉景帝想保护他，窦太后不准，结果被处了死刑；《汉书·爰盎晁错传》载：晁错也坚持“申商韩苏张”思想，主张“削藩”，得到了汉景帝的支持，但包括窦太后在内的贵戚都反对，酿成了“七国之乱”，晁错被诛。可见，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与窦太皇太后等贵戚打击“刑法”的一贯思想是相符的。所以，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并不是要打击“黄老”，而是老子学派对“黄帝之治”时吸收“刑法”思想的一种内部清理。（30）

第三，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因为这是汉景帝晚期政治和思想斗争的继续。笔者说过，汉景帝生前倾向“黄帝之治”，窦太后倾向“老子之治”，汉景帝一死，窦太后成了实权人物，恢复“老子之治”势在必行，而“老子之治”就是要反对“刑法”思想。事实上，在汉景帝后期，如何对待“刑法”就存在争议。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吴楚七国之乱”，该事件对汉人的震动非常大，他们一直在对此进行反思。贵戚们认为，“吴楚七国之乱”是“申商韩苏张”人物捣的鬼，即是晁错的“削藩建议”造成的，无论是朝廷，还是郡国，都不能再用这些人了。他们尤其认为，晁错被诛，是罪有应得。不过，也有人为晁错鸣冤，汉景帝仍坚持重用为晁错鸣冤的邓公。（31）现在，汉景帝去世了，贵戚们坚决要对此予以纠正。晁错当年爬上高位，是在“举贤良”时，对策出众而上来的。（32）所以，在汉武帝元年又“举贤良”时，卫绾就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必须指出，卫绾的此项建议，不是卫绾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代表了整个贵戚的意见，窦太皇太后也是批准了的。要知道，此时朝中所有的大事都要上报窦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要先批准，汉武帝才能批准。

第四，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管教授说：卫绾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汉书》没有明说原因，我认为应该主要是黄老派的阻挠。”此说不妥。必须指出，卫绾的建议只是在“举贤良”时不录取治“申商韩苏张言”的考生，这一点无疑得到了执行。因为该年主要录取的人有严助、公孙弘等，他们都不是治“申商韩苏张言”的。尤其是，当严助任会稽太守时，汉武帝还特别给他指示说：“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33）怎么能说卫绾的建议“并没有真正实行”呢？这里，是管教授曲解了卫绾的建议，将其理解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将其理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没有真正实行”，因为这只是管教授的一厢情愿，不是历史的真实。

四、画虎不成反类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中的一个“诡谲”的怪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把卫绾当成儒家，还是把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缺乏依据。因此，管、张二教授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以及核心论题都是不妥的。就是说，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有几点还须说明：第一，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中的一个怪胎。从古到今，所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唯独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例外。或者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史学界的常识，可是管、张二教授对此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传统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管怀伦教授甚至认为学术界围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来谈问题是不妥的。殊不知，学术界从古到今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已够荒唐，而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更是旷古奇闻！

第二，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个不合逻辑的学术拼盘。管、张二教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打的都是班固的大旗，可贩卖的都是司马光的私货。因为在班固那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始至终都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根据，但在管、张二教授那里，卫绾是儒家和其“罢申商韩苏张言”却成了主要根据，而这些恰好是司马光及其诸弟子的学术思想。尤其是，管教授在证明该问题的方法论上，也是用的司马光的“过程说”。（34）尽管管教授反复辩白，认为自己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与司马光没有关系，但这只是“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自供状。而且，在班固那里，一定要区分王臧、赵绾、窦婴以及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司马光那里，是不需要区分的。笔者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从这种区分入手的。而管、张二教授也从司马光的观点出发，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又从根本上卖了班固。如管教授说：“孙文在否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35）张教授也说：“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36）可见，管、张二教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班固和司马光说法的大杂烩。

第三，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个史实错乱的“谲诡”过程。管怀伦教授最近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37）。其实，这一“波谲云诡”，主要在史实错乱。管教授在阐发这一过程时，除了认为卫绾是儒家，认为汉武帝的儒家思想不是他儒家帝师王臧而是卫绾灌输的以外，还认为，“建元六年，‘武安君为丞相，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终于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8）将公孙弘任相提到了汉武帝六年。当笔者指出其这一错误时，管教授拒不承认，放言说：“不知是不是班固又造谣了，反正我是从他的书里抄来的材料。”（39）殊不知，这回班固没造谣，是管教授自己抄错了，他不该在第二则史料前面冠以“建元六年”字样，这一加就错了。另外，他还认为，“罢黜百家”的过程，“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前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公孙弘元光五年的上书活动计算在内，起码有十一年之久。”（40）当笔者指出公孙弘的上书是在汉武帝十七年时；管教授又放言：“对于时间，我可是上未封顶，下没保底吆，用了‘起码’是一个最保守的说法呀。”这里我真要拷问管教授的良心了：“罢黜百家”的过程，“上未封顶，下没保底”岂不是无限的了，是不是想把汉武帝累死不成？汉武帝已经死了，这一过程结没结束？这样一个无限的过程叫读者如何把握？管教授的诡辩简直到了耍赖的程度！

注：

（1）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3月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3月转摘；等。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2）（3）（14）（18）（35）管怀伦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4）《北京科技日报》记者张星海先生采访孙景坛《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北京科技日报》2005年3月16日。http://tech.tom.com/1121/1122/2005316-169803.html

（5）管怀伦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确有其事》，2005年3月24日《金陵晚报》。

（6）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4

（7）2005年4 月23日，管怀伦就《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致信孙景坛，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8）孙景坛2005年9月3日致管怀伦书，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9）（34）孙景坛《“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7

（10）（16）（17）（19）（37）（40）管怀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0

（11）孙景坛《再质管怀伦教授的“罢黜百家”之“过程说”》，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3

（12）（38）（39）管怀伦《答孙景坛〈再质管怀伦教授的“罢黜百家”之“过程说”〉书》，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62

（13）（15）（20）（24）（29）（36）张进《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与孙景坛教授商榷》，《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93

（21）（22）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3月第1版，第61页。

（23）孙景坛：《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41

（25）（26）（27）（31）《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万石张叔列传》；《儒林列传》；《袁盎晁错列传》。

（28）《刘禹锡诗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217页。

    （30）孙景坛：《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2）（33）《汉书》：《袁盎晁错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